周谷城先生是“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史学大家，也是我的老师。关于回忆周先生的文字，夥矣。我的这篇小文，琐忆几次与周先生零距离接触时的情景，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深切缅怀与思念。

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1959年的秋天。那时，我刚跨进复旦大学的校门，是历史系一年级的新生。说实在的，那时的复旦远远没有现在那样名声显赫，但倘说起1925年创办的历史系，其综合实力却足可与当时的北大历史系媲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我系拥有一批像周先生那样，在国内位居一流的著名教授。历史系一年级学生有《世界古代史》基础课，周先生亲自为我们上这门课“前言”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只见先生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真是风度翩翩。先生操着浓重的湖南益阳口音，侃侃而谈。这对我们这些大多20多岁不到的小青年，尤其从祖国各地而来的同学们，似乎都有一种莫名的惊悚。尽管我们一时还不习惯先生的湖南口音，但他的宏论大体意思还是听得懂，且很明白的，先生说的是：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早在古代就表现出多元的特征；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各自有特点，自成系统，齐头并进……此番见解，与他在《世界通史》总论中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周先生对这门基础课和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的李春元老师十分关注。记得有一次，李老师讲课至中途，周先生从教室侧门而入，依然是穿着西装，很潇洒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在课堂中“巡视”，还不时止步，翻看学生的课堂笔记，此时，那金丝边眼镜，一只镜架套在耳朵上，另一只在眼前晃动着，吓得初执教鞭的年轻教师，满脸绯红，言辞木讷。这样的课堂“巡视”，周先生还来过多次。当时，我是《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的“课代表”，于此印象尤深，虽则与周先生是零距离的接触，但却没有机会和他说过一句话。在那时我的眼里，周先生是一座山峰，高不可攀；也是一条大河，源远流长。

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左二）与周谷城先生合影

我第二次近距离接近周先生要等到粉碎“四人帮”后的那个春节。大年初五，我们去泰安路周先生家拜年，这是世界史教研室同仁的一次集体的活动，已故陶松云先生也去了。记得那天天气很晴冷，但阳光明媚，墙边的小花尚未绽放。进得室内，书房温煦宜人，一盆水仙开得烂漫。经历了十年寒冬，我们终于迎来了春天。这天，周先生和师母穿的都是对襟中式棉袄。愉悦总在黑暗尽头时，周先生见到我们联袂来向他拜年，又逢新春佳节，自然显得格外高兴，与我们一起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谈得最多的是振兴学术、发展史学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

我们总是聆听先生诤言，也不时有我们的师长辈与先生对话。由于岁月流逝，时间久远，具体的谈话内容都忘掉了，但于我个人的一点，却依然留有印象。我当时虽已近不惑之年，但还是一名年轻教师，连讲师都还不是，当然没有我饶舌的机会。然而，话题来了，我一眼瞥见先生的书橱边上堆放着六卷本英文版的史学名著——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想，放在手边的，肯定是先生最近正在阅读的书。我问周先生，这是最近在读的书吗？先生听到有来访者提起《罗马帝国衰亡史》，顿时倍加兴奋，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到了这部名著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又说到翻译世界古史名著的重要性，先生一字一句地指出：“著书固很重要，译书却较方便，今后我们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著的史学固要增加，译的史书亦始终不能排斥，也要随着需要而增加。”这与周先生后来发表在《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翻译问答》一文中的意思是一致的。由此我想到，周先生为“翻译问答”而重读他已十分娴熟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令我们感动，先生为“翻译问答”而归纳的八点意见，从整体要求、吉本文风与形式、译序以及中译本出版后的社会功能与学术意义等作了很精辟的分析，可谓是字字珠玑，未对吉本这部名著作过深入研究的人，那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像周先生那样如此切中肯綮的灼见的。

时至中午，我们起身告辞。出得书房，在庭园中师生合影，先生与师母居中，这次他戴的不是金丝边眼镜，而是一副墨镜，这成了先生晚年留影的圭臬和范本。

这次春节拜年，拉近了我与周先生的距离，顿觉先生像高山、像长河，但也不再陌生、也不再惊悚，更多的是景仰，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时过不久，又遇先生了，这次碰面，师生同游曦园，是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为此，我需移笔，对建校80周年前奠建的曦园作点描述。从复旦正校门入内，朝右侧一拐，即可进入园区。它占地不过亩余，但却玲珑剔透，荷塘、鱼池、凉亭、曲桥，还有那翠竹、桃树、红梅、垂柳……把这座小园，装扮得多彩多姿，此乃复旦邯郸校区与校门西侧的燕园，并称两处胜景，吸引游人。

这天，也是一个秋日，周先生是来校作报告的。先生在报告中首先指出，研究世界史的活动，总是远远落后于改造世界历史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为此，他呼吁要重视世界历史的研究，像复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设立一个世界史系。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在当下世界史已提升为一级学科的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重提先生的这个心愿，真是令我们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啊。

这天周先生拄着拐杖，由其公子陪着，在我与建民兄的引领下，由望道路步入曦园。其实曦园的设计是开放式的，由四条小路，皆可通向园内。先生沿梅樱坡步入园内，朝东边一瞥，青松岭上的卿云亭，翼然屹立，就在眼前。再前面，就是荷塘边上的读书亭，学子们或在这儿书声琅琅，或在这儿嬉戏玩耍。亭墙后面，由太湖石垒起的基石上，镌刻着先生亲笔书写的“曦园”两字，笔力遒劲，自成一体。先生在卿云亭下漫步，连连说曦园好啊，半是自语，半是凝思。我在想，这曦园开放式的格局，青松岭上登高远眺，无不与先生海纳百川的胸怀、博大精深的气派有其相通之处。是的，一代又一代的复旦学子，从曦园走出来，迈步在光华大道上，而这又与世界贯通。不是吗？

这次零距离与先生的接触，有师生合影照一帧，这是留给我的一份珍贵的记忆。先生年近九十，老而弥坚，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充分显现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高远境界。确是这样，从这开始至他谢世的十多年间，先生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了多少事，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恐怕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能与他比肩的恐怕不多，真的不多。周先生以他的百年生涯，为我们树立了“师者风范，学界楷模”的崇高形象，这是我的，也是我们大家的取之不竭的精神遗产。

此文写于2013年12月，文中提及周先生题写的“曦园”石碑，现已移置望道路西首路口入园处，字体颜色也由原先的红色漆成了绿色。其实在1984年曦园初建时，校内道路似乎还未命名，这里说及的望道路，是为了现今读者阅读时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