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者的足印——回忆耿淡如先生

耿淡如先生是著名的前辈历史学家，第一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为后人留下了丰润的学术遗产。作为我国老一辈的学者，耿淡如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尤其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记得先生生前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大概是很吃力的吧？我们从事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也可能如此。但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比如垦荒，斩除芦**，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于我们的眼前。”先生这一段话也是他毕生矢志求索的一个缩影，我们愿追随这位先行者的足印，不断进取，继续耕耘，才能不致愧对先人，不致愧对中国的世界史，尤其是西方史学史事业的前程。

“耿老不服老”

余生也晚。当我于1959年秋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先生已步入花甲之年。复旦大学托50年代初那次院系调整之福，把各地大学的不少精英都调进来了，以我系而论，那时名教授云集，阵营十分强大，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章巽、田汝康等，其综合实力，在当时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刚过弱冠之年的我，对他们总是仰视的，又从他们的教泽中获益匪浅。

那时系里盛传有“四老”：其中守老（陈守实）生于1893年，为最年长。其余“三老”同庚，都生于1898年，其中的排行分别为：予老（周予同）1月生，三者中为最大；耿老（耿淡如）3月生，次之；谷老（周谷城）9月生，列老三。在他们三人中，“两周”在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之后，都曾经历大地重光，有过劫后重生般的欢愉。

相比之下，耿先生的人生轨迹却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涩得多。1898年3月，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的一个农家，在家乡念完小学和中学后，进复旦大学求学，20年代末赴美留学，进哈佛研究院，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职。1949年后，加盟院系调整后的我系任教授，迄至1975年7月9日逝世。我在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先生距“从心所欲”的古稀之年不远，但在那时，我们学生听到这位老人最多的声音却是：“耿老不服老。”

五六十年代是国内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迄至我们1959年入校时仍有余波，那些过于膨胀的和不切实际的科研计划，也在复旦文科诸系蔓延，这之后又有1960年的“反右倾，鼓干劲”，“耿老不服老”就是我在一次全系“反右倾，鼓干劲”的大会上听到的。我记得很清楚，全系大会是在新落成的校工会礼堂举行的，全系师生都参加了，会场气氛相当热烈，尤其当系里几位老教师发言后，更是激发了全场蓬勃的气势。先生当然也发言了。进校后，我是第一次近距离地打量着这位老人：稀疏的头发，略显花白；脸上的皱纹，略显苍老；有神的双眼，目光犀利，略显深邃；讲话舒缓，慢条斯理，略带乡音。先生发言的具体内容，忘了，但“耿老不服老”的声音却响彻大厅，超越时空，迄至今日，催人奋进。

青年时代的耿淡如先生

先生真的是不服老的。他通晓多门外语，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还有拉丁文，但他从不满足。50年代初，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各行各业齐行动，高校焉能例外，为了在教学与科研中更好地向当时视为最先进的苏联历史科学学习，先生决心自学俄文。他有天生的学习外语的禀赋，通过自学，很快地掌握了俄文，并在教学科研中迅即发挥了作用。先生据俄文原版大学教材和相关资料，翻译并编写出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后来他为了给高年级同学开设《近代国际关系史》选修课，又据俄文翻译出版了三册共60万字的《世界近代史文献》。

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其晚年尤甚。在他过世前二年，他因重病住院治疗。在病房里，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坚持自学日语，很快地又能阅读相关文献，不由令人叹服。关于外语学习，先生常给我开导，记得的有两条：第一，要掌握一门外语，就像打拳一样，在于不断地“操练”，倘要尽快进入专业领域，可找一本适合的外文书通读并选译若干片段，这之后的路便平坦多了。第二，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倘仅为书面阅读着想，他认为任何一门外语，都可以通过自学解决。在这方面，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五六十年代的复旦，老教授都是亲临教学第一线，直接为本科生授课的。先生在系上为学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外国史学史。我们那一级，世界中世纪史课由留苏归来的陶松云老师上的，我最初在课堂上聆听先生的教诲已是1961年2月他为我们班级上外国史学史一课时。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前述这两门课，事必躬亲，亲自编写教材，翻译外文原始资料，绘制教学地图等，总之是费尽了心血。令人感怀的是，先生始终坚守在本科生的教学岗位上，直至“**”发生，学校教学活动被迫中止。1965年年初，他因癌症开刀，动了大手术，原来孱弱的身体较前更为虚弱了。但他不服老，硬是以其病弱之躯，坚守在教学岗位上。我记得，在1965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生为本科生上课的情景：他从上海西南徐家汇天平路家出发，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市区东北角的学校上课，刮风下雨，从不间断，为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我当时已是他的研究生，先生指定我担任他的助教，自此开始了我个人的从教生涯。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员休息室，因患有严重的老年性肺气肿，在坐定后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不停地咳嗽，歇息后便与我说起了“闲话”，继而又咳嗽不已，看了真叫人心痛。两节课下来，先生总是气喘吁吁，疲惫不堪，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有一句怨言。课后，他又沿原路返回家中。我每次都送先生上车，那时风气好，乘客见长者，没有人不让座的，待安顿好后，我方与先生告别，目送汽车向前开去……先生带走的不过是晚辈的点点问候和微微心意，而留下的却是前辈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

不久，“**”开始，他受到了迫害，被隔离审查，身心均受到摧残。1973年，他癌症复发，又加上老年性肺气肿的折磨，生命处于垂危之中。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师逝世。可叹造化无情，上帝没有给这位老人留下更多的时间，终于在距黑夜尽头仅剩下一年又三个月（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门槛上倒下了。他没有像“两周”（周谷城、周予同）那样一起走进新时期。然而，“耿老不服老”的精神、他的教泽、他的学术遗产，将长留人间，总之，在西方史学史的领域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虽只单枪匹马，但我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指引着我，因此，我并不感到势单力薄，因为我身后有一棵大树。

启人心智 点石成金

我是很相信缘分的，命运注定我此生要与西方史学史结下不解之缘。不是吗？先生竟与我是同乡，我的出生地海门县正余乡距他家真的很近。也许在冥冥之中，一双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们师生俩的西方史学史情缘牵连在一起。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真的成了耿门的嫡传弟子。先生招研究生（那时没有学位制）过去只收世界中世纪史专业方向，从1964年开始获准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事实上我既是这一专业方向国内首名研究生和耿师指导的这一新专业的“开山弟子”，但也是先生培养的西方史学史方向的“关门弟子”。

我们那时候研究生不多，历史系就更少了。但先生高度重视新专业的课程设置，为我一人制订了周密的培养计划。我手头留有当年的培养方案（初稿）一份，所开课程除政治与外语课外，专业方向课（包括基础课与专门课）有下列几门：近代西方史学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原著选读、专题研究等等，其指导方式，前三门均为“座谈”，第四门为“答疑”，专题研究为“讨论”。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正规”，要正儿八经地选足多少门课，修满多少学分。培养计划中虽有5门课，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课外，其余课都由先生亲自上的。其实，所谓“上课”，实为“聊天”，较为“随意”和“自由”。回想起来，那种“座谈”（即兰克式的Seminar）的授课方式，对于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颇有助益。耿师的这种授课方式是这样进行的：先生每次提出要讨论的题目，然后布置要看的书目，隔一周（或两周），先由我报告读书心得，学生讲时先生不时插话或提问，话语不多，最后他有一些小结之类的话，言简意赅，再布置下一次的讨论题目……如此循环，反复不止，它真是能启人心智，比那种填鸭式的授课方式要好得多。我虽天资不优，但并不愚钝，也算勤奋，自感在这种授课方式的熏导下，有了一点长进。就这样，在与先生零距离“聊天”，或手把手的悉心教诲下，日积月累，时间不算太长，而先生却要费尽心力，即便是顽石也成了金。

先生的“启人心智，点石成金”，在批改我的作业中也得到了印证。随着先生上的课程，我总是不断地写一些读书札记之类的文章，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札记，发回后，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先生的评语：“本文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过程，阐明史学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论旨正确，文笔畅达，虽算不了深入探索，也可称佳作。所有细节上的问题，均见附贴标签。”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这评语显然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其实我的文章还是很稚嫩的。但透过这潇洒的字体和褒扬的文句，分明显示出老师对学生的无限期盼和殷殷嘱托。

先生对学生作出的批语，总是在稿边贴条，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上面，他在我的上述这篇习作中，附贴标签有30多处，或纠谬，或批注，或质疑。纠谬之处以纠正史实或改正错别字为多；批注要言不烦，引而不发，点到为止，让作者自己去思考；质疑之处，仅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写作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我曾据先生生前所发表的论著、未刊讲稿等材料，归纳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亦是教书育人之道，大约有十条，特录标题如下：历史研究务必求实；弄清概念的基本含义，应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熟读原著，认真领悟原著的精神；结合时代背景与社会特征来考察史学的发展；注意研究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注意历史学家类型的分析；注意历史学家作风的分析；采用标本与模型研究的方法；介绍先于批判；习明那尔是一种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的有效方法（详见拙文：《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先生之睿智，育人之门道，荦荦大端，难以言尽，以上所列，就我个人管窥所及，难免挂一漏万。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先生早年留学美国。192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其专业方向是政治历史与政治制度。1932年归国后，开始了大学教书的生涯，相继在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等高校任教授，讲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学以及国际公法等课程。与此同时，也从事时政评论，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1949年后，他从复旦政治系转入历史系，根据工作的需要，他专事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成绩斐然，是50年代享誉国内的这一领域的专家。6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迄至“**”前的这五六年间，先生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者的贡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越到晚年，先生越加努力，老当益壮，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笃学矢志，奋发有为，始终在这开辟的新领域内辛勤耕耘，直至生命的结束。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立，学界有“南耿北齐”之说，这里说的“南耿”，即是先生，“北齐”指的是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正是由于他们在60年代前期的共同努力，成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者。

先生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所做的奠基性工作，约略可概括如下：

1.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先生在60年代初国内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中，率先提出“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此后，他不断撰文，对此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先生有其言，也有其行。这个“行”，一是在我系为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当时忌讳“西方”一词，实际上是西方史学史）；二是新招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之先河。

2.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先生是当时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1961年年底，为贯彻高教部关于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由先生任《外国史学史》这部教材的主编。会议甫告结束，先生就为编纂新中国第一部的《外国史学史》教材（实为西方史学史）积极工作起来。据我所知，先生为编写工作前期所做的西方史学著作（原著与研究性作品）的摘译，从希罗多德至汤因比，辑录起来，就可构成一部古希腊至20世纪西方史学的资料长编，可谓是西方史学史的雏形。此项工作因“**”而被迫中止，这或许是先生终生的一件憾事。

3.翻译西方史学名著。先生的著译工作，在1949年前著述与译事并举，30年代就有大部头的《近代世界史》译作，著述成果更丰，比如，为纪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诞辰，在台湾出版的《耿淡如先生国际问题论文集》，仅选从1933—1934、1946—1949年几年间的国际问题论文190余篇，就有百余万字，且文笔犀利，思绪如潮，如今读来，深为先生年轻时的才华与多产所折服。1949年以后，译事多产，著述甚严，乃至惜墨如金。关于翻译成果，在其晚年颇盛，且多语种兼具，其中俄文的有《世界近代史文献》、《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等，英文的有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另还有其他语种的译作。令人难忘的是，他在病中（癌症开刀以后），还抱病为我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的《格瓦拉日记》等三本著作。

耿淡如先生，终其一生，淡泊名利，勤奋治学，他常说的“谦虚治学，谦虚做人”的教导，更成了我毕生的格言。即使在病魔时刻缠身的时候，他仍在奋斗、求索，以不向困难低头，尤其在“**”中遭受迫害，关在“牛棚”里暗无天日的时刻，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始终抱有信心。这里插举一例：“**”初期，我校党委副书记徐常太同志与先生同关在一间房里，记得徐书记“**”后曾给我讲起先生对他说的一段话：“常太同志，眼前的纷乱与不宁终会过去的，就像你的姓名所喻意的那样，慢慢地会好起来，回归到生活的常态：百姓总会过上太平安康的日子。”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无论是先生对教学和研究的执着与敬畏，还是他对人生和前途的通达与信念，对我，对我们的后一代，都是一种经久不息的精神指引，一种为后人永远寻觅的垦荒者的足印。

写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