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志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

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赴法国东北部边陲地区新建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10年后他俩创办《年鉴》杂志，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立意要“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是为年鉴学派的创立。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即在年鉴学派创立的初期，他们还只有默默无闻的几个人，遑论走向世界了。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后来却成了改变世界史学发展方向的“航空母舰”。

风靡当今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的一些著名的史学理念，如总体史理论、长时段理论，以及重视精神状态史的研究等，稍加考察，就不难发觉它们都是深深扎根于法兰西的学术文化传统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新史学的“近祖”伏尔泰那里。我们不是可以从布罗代尔的宏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找到伏尔泰的名著《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的深刻影响吗？这正如当代最负盛名的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所说：“它（年鉴学派）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但年鉴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迅速地走出了国门，并迎来了辉煌时期，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与日俱增的世界性影响，在当下中国，更成了学界引进西方史学的一个热点。由年鉴学派所奠定的史学新范型，也无疑成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发展的主流。

布罗代尔

年鉴学派史学之走向世界，令人不胜歆羡。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坛，不管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的“兰克学派”，还是活跃于40年代前后的“战国策派”，乃至一时很显扬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有哪一个学派可与法国的年鉴学派相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派呢？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这实在是很令人深思的。年鉴学派之成为世界性学派，启示我们：一个民族真正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立足，应当在全球意识下发展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越是发扬这种具有个性特点的民族新文化，就越能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对于一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年鉴学派实现了它最初的史学旨趣，把“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发挥到极致，在这一点上，对时下要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和中国历史学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个人觉得，当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其社会大背景非常有利，这要比当时年鉴学派的处境还要好一些。自晚清至民国、至新中国前期（1949—1978），迄至中国新时期，再也没有比晚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伟大变革更令人意气风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国际地位，这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史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经济的综合实力常常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相挂钩，而其国际政治地位之高低又往往与它在世界上的学术声望有关联。如果稍稍了解一下中国学者自1980年及这之后（第16、17、18、19、20各届，每5年召开一次）参加的历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虽则它依然是欧美史学界一统天下，但情况也悄悄地在发生变化，并给我们传来这样的信息：（1）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和中国史学呈加强趋势；（2）在全球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并逐渐成了一种新的学术趋向；（3）在西方学界的那些“顶级理论”中，中国不再是一个“想象的异邦”，而是日渐成了他们叙述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是否就此对中国史学之走向世界作出很乐观的判断，从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呢？显然不能。我个人以为，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借鉴一下年鉴学派的经验，应当充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并为此矢志不渝而又代代相沿。下面我想就此略抒浅见。

其一，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这自然是老话新议。

先贤梁启超曾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近，笔者在台湾讲学，见到各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都在醒目的位置放着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与在世界各大图书馆见到的情景一模一样，这不由得令人欣喜。当然，在这宏富的传统史学遗产中，其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但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值得我们史学工作者去认真地发掘。比如瞿林东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理论遗产（历史理论的、史学理论的），发觉它成果丰硕，一改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在认识上的偏见。这种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且不盲从习见而又一意创新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只要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这样认为，中国史学之进步，需要借助内外两股力量的推动，这里所说的“外力”，即是要借助与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的史学遗产；这里所说的“内力”，即是中国史学自身的优秀遗产。对于老祖宗的东西，墨守成规是没有出息的，那么丢掉它而数典忘祖就对了吗？也不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重提年鉴学派的经验。当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创建年鉴学派的时候（1929—1945），他们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恰又批判继承并超越了这种传统，从而萌发出体现法国史学个性特色的总体史理念等富有创意的新见。年鉴学派以后的发展或转型，也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为此，我们需要的也是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舍此别无他途，除非你排斥创造，孤守闭塞。

其二，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正确对待域外史学，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史学。

毋庸置疑，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史学自19世纪末以来的交汇，也对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且看：中西史学的直接碰撞发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伊始，借助东邻，给我们传来了域外（西方）史学的最初信息，并由此激发了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跨出国门，留学欧美成为时尚，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接受洗礼。30年代前后，随着欧美留学生的归国，西方史学竞相东来，而西方史学名著、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直接输入中国，并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中西史学交汇的第一次**。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史家，对世界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并不隔膜，有的还很熟悉，如何炳松、傅斯年、姚从吾等一批留学欧美的学人。即便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西方史学依然与中国史学交互错杂，互有牵连，这种在特殊岁月里出现的“开放性学术氛围”，导致“战国策派”学人群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直接引入，他们对当时西方史学的前沿理论（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所倡导的文化形态史观）一点也不陌生。50年代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国外史学的引进，不过此次路标转换了，前方的标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对西方史学则采取一概排斥与粗暴批判的态度，这种做法最终进一步疏离与拉远了与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的距离。“**”的来临，则彻底地关上了中西史学交流的大门。从1978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汇的第二次**，中国史学又一次与当代西方史学“牵手”，开始步入国际史坛，自此不断地发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还是比较微弱，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史学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

通过以上简略的叙述，我旨在说明现代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的互通、互介、互学、互访是不可或缺且意义深远的，并从中可以看出，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激励或制约后者走向世界的一种力量，当不可小觑。毋庸否认，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趋势，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国际史学发展的前瞻性与典范性，无疑对我们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总之，对西方史学的亦步亦趋、盲目崇拜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采取的一概排斥、简单粗暴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在这里，绝不能丢弃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对此，不容赘议。

就当下的中国史学而言，有一点还须在此补白。为了进一步疏通中西史学对话的渠道，我们还应正确理解与摄纳当今西方学界各种流行的“话语”（Discourse）和“范型”（Paradigm），比如轴心时代、核心与边缘、构建与颠覆、文本与解读等等。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必为了赶时髦，为了生搬硬套这些译名、术语，刻意从中国本土史学中截取材料，削足适履，使史学研究变成一种新的“洋教条”，甚至弄成一副不中不西的样子。但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参与国际史学间的交流或对话，我们又需仔细弄清西方学者这些“洋名”的本义。不过，当今重要的是，应当突破用西方史学中的“话语”或“范型”来宰制中国史学，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力求开拓与创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子。比如令人困惑多年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与争辩后，终于觉察到不应套用西欧历史发展的“范型”，而应另谋新途。这并不容易，但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一如当年年鉴学派为了创立自己的史学特色，而不懈世代努力那样。

其三，为了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译书仍是当今之要务。

梁启超说过：“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当然，在现时代，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穿梭东西，驰骋中外，熟知天下，但译书的意义还是无可替代，就像电视不可替代广播，图像不可替代文字。因此梁氏之论不仅于今日中国之自强，而且于今日中国史学快步走向世界，仍是醒世之语。个人以为，人类正是凭借译书，可望建立一座通向“大同世界”的“巴别塔”（通天之塔）。

我在这里所说的“译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西书中译”。对此，自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必在这篇短文里一一胪列。当然，即使这样，这方面的工作也还有不少缺陷；一方面是一些并非名著的中译，好像“拣到篮里就是菜”，找几本洋书中译就组成什么“译丛”，这种“滥译”实际上是对学术资源的一种浪费。此外，有些已有很不错的中译本名著，也拿来重译出版，这也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是有不少空白亟待有人去做，如近现代西方史学大师兰克，迄今为止竟没有一本德文原著的中译本，这就为我们研究近现代西方史学带来了困难。又如，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作品，其中译本也有大量的空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参考系，如果将它们组合成一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库”之类“集体亮相”，这对于我们的史学研究是颇具参考与借鉴价值的。另一层意思是“中书西译”。这方面的工作实在令人失望。这是我要借《江海学刊》一角大声疾呼的。请问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哪一部已全译成西方学术界可以流畅阅读的西文版，恕我孤陋寡闻，这恐怕是凤毛麟角啊。而近现代中国大师级的史家（比如王国维、梁启超或傅斯年、陈寅恪等）的名著，则就更少西译了。

以上所说的两个层面，都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紧密相关，后者（中书西译）尤甚。我们通常说，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不很了解，有的是很不了解，这是事实。无论是19世纪的黑格尔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或20世纪的西方学者巴特菲尔德之类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他们的皮相之见实在是缘于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不了解。事实上，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史家们，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完全可以与西方自维科以来的历史思维相媲美。那个武断的巴特菲尔德不是在了解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情况后，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吗？我个人觉得，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因为了解是交流的基础，了解是对话的前提。当然，了解是彼此的，我不是说当下中国学者对国外史学就很了解了，但相较而言，国外（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更不了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人们往往乐于称道18世纪西方学界的“汉学热”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但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也归之于中国儒家经典的西译（有拉丁文、法文等译本出版）吗？

最后，还是回到年鉴学派上来。我们回顾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是为了借鉴这一学派的成功经验，努力发展与发扬本民族的史学及其特色，迅速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从而进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在强手林立的世界史学界中拥有自己的位置，这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