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就其学科意义上而言，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初奠立开始，也就半个多世纪吧，但倘若追溯其历史，其源头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说起，也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了。

关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我曾做过多次的历时性考察，这些近期可见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三版导论篇）、论文《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福建论坛》2010年第1期）等。归纳起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倘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时期：

1.萌芽时期：20世纪20～50年代。

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

3.停滞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

4.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众所周知，这停滞时期的中国文化尚处于困境之中，遑论西方史学史。倘若如此，近百年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可概括为萌芽、奠立、发展三大阶段，经历了从不自觉——比较自觉——自觉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本文不再详述以上这几个时期的情况。这份纲要旨在从中国西方史学史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捕捉几个要点，另列子题，集中叙述，或许会让读者多少对它留下一点印象，果如是，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一、在摇篮中

在我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是20世纪的事。“中国史学史”一词，最早是胡适于1924年提出的。然而就这一学科地位的贡献而言，则当数梁启超居功至伟，自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做法”，并为中国史学史给出了初始方案后，中国史学史的作品纷出，30年代前后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立时期。反观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此时尚在摇篮中。

西方史学史（或说西洋史学史）一词最早始于何人，待考。大约在1919年之后，北大史学系所设置的课程中有欧美史学史，或有西洋历史研究法之类的课。1920年起，李大钊撰《史学思想史讲义》，并在北大开设《史学思想史》等相关课程，着力传授的是近代西方史学史，虽然他并没有标上这样的名称。在此需要加上一笔的是，《史学思想史讲义》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它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先行者的贡献。这之后，何炳松与郭斌佳译美国历史学家绍特威尔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译者把中文书译名定为“西洋史学史”，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出版，也许他们是在学界较早提出此词的人。1930年北大史学系在开设的课程中，已明确有“西洋史学史”一课。此后，清华大学的刘崇鋐、暨南大学的朱谦之都开设过这样的课目。于是，在30年代，“西洋史学史”一词就逐渐流传开来了。然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仍在摇篮中。

的确，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仍在摇篮中，这是因为：尽管有西洋史学史之类的译作流传于坊间，但还没有像中国史学史学科那样，产生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之类的典范作品；国人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著述，也只在《史学概要》这类书中，有简略的介绍，未成系统；至于像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之类的研究型论文，也尚未问世；在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犹如寥若晨星，不成气候，故还谈不上此类人才的培养——总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史学史学科有所发展的三四十年代，还不成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二、徘徊于两股史学思潮之间

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深受域外史学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更是这样。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根底相当薄弱；另一方面是这门学科的自身特点，因而在它建立的过程中，较中国史学史更是受到域外史学直接的、乃至无法摆脱的巨大影响，因此需要中国学人锲而不舍的努力与探索，故只能步履蹒跚地行进。这里的域外史学，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萌芽时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支，它们是：

一是30年代前后输入中国的西方史学。说起西方史学之直接东传（不是借助东邻日本），大体说来，在20世纪有两次**：一次为本阶段；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说前者。此次**最重要的标志是大量输入西方史学原典作品，它包括两类，一类如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马基雅维里的《霸术》（现通译为《君主论》）等历史著作；另一类则数量众多，属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比如鲁滨逊的《新史学》、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斑兹（现通译为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等。

与此同时，诸多西方史学流派也涌入进来。是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兰克与兰克学派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文化形态学派、新康德主义等都无须借助其他途径直接步入东土。

西方史学的输入在现代中国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这以当时出版的国人著述可为佐证，比如有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等等。通观这些作品，多数著述是借鉴吸收西方的史学思想，有的是据西方史学原著改写。不管怎样，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乃至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曾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虽则也不可避免带来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的毛病。

一是50年代输入中国的苏联史学。1949年后，现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路标的转换”，即从前一时期引进西方史学向引进苏联史学的转变，从汲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上是打上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确可称之为另一次新的史学革命，影响深远，意义不凡。如今，苏联不复存在，但它的史学作为一份遗产，并未随之消失，还需后人认真总结，批判继承。这自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不容详述，这里我就题旨略说一下。

“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这是50年代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时，中国史学界因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而“爱屋及乌”，对苏联史学也大加推崇与赞美。是时，有多种途径输入苏联史学：俄文史学著作纷纷翻译出版、苏联学者来华讲学、中国学者在学校课堂上的讲授、中国留苏学生归国后的宣传等。倘与30年代前后那一次西方史学的输入相比，有两点是共同的：一为译书均占首要地位，就说此次吧，《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多卷本《世界通史》乃至很专业的康恩的两本史学理论作品（《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等中译本在国人或学界中曾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二为留学生在引进域外史学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前一次的何炳松还是此次的“何炳松们”，都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其沟通与交流的作用均不可或缺。

50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对我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自然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且不说烙上明显教条主义与僵化印记的苏式历史理论，即便是具体的学科体系，也无不留下这种痕迹，康恩书名中的“危机”、“穷途末路”云云，很能代表那时苏联史学（具体到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认识等）的“主体意识”。因此，从读中译本相关著作，或通俄文的专家所见，所得到的也大体如此，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的弊端，依然凸显在这次大规模的域外史学输入中。我们当然不能只看到苏联史学入华的消极影响，也应评估它的积极意义。历史地看，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借助苏联史学，竟成了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史学的主要渠道。当然，这种从夹缝中瞭望到的东西，或模糊，或扭曲。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时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还处于萌芽时期，尚在摇篮中。是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仍处在“自在的”阶段，对这门学科的总体认识还不够自觉。

三、“史学史热”催生了一门学科

如上所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奠立，“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也不行。这是因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构建中，借助外力是必要的，但它终究不能起到支配作用，内力仍是一种左右这门学科的决定性力量。

这种内力终于来了。60年代初，中苏不睦，“左”倾思潮受阻，重申“双百方针”，这种较为宽松的时代氛围，使当时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种求新务实的学术思潮。哲学上的“合二而一”、文艺领域的“人性论”与“时代精神汇合论”等新论竞相提出，无不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科学思潮的勃发，成了“**”前十七年中国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这就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全国范围内的“史学史热”就这样形成了。

60年初发生的“史学史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至为鲜见。以1961年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史界颇活跃，学林多盛事，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中国史学工作者就史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收获甚丰。就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正是这次史无前例的“史学史热”催生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功莫大焉。

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大体说来，需具备以下一些条件：

应当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

关于相关教材的编纂计划及其实践；

关于该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及其实施；

西方史学原著的译介。

国人研究西方史学史达到相当的水平。

以上诸项，在60年代前期大体齐备了。总之，当时对西方史学史这门学科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这说明这门学科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四、“南耿北齐”

这里说的“南耿北齐”，指的是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师（1898—1975）与北京大学的齐思和（1907—1980）。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均留学美国，同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耿师于1932年回国，齐于1935年归来；

他们在1950年后，皆以治世界中世纪史而享誉新中国史坛；

他们都致力于西方史学的输入，积极翻译西方史学名著；

他们都是“史学史热”中的中坚人物；

他们都是60年代初高教部筹划的国家级教材《外国史学史》一书的编写成员；

他们都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为创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作出贡献的重要的学术论文。

必须指出，前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奠立所应具备的条件，无一不与耿齐两位前辈有关，尤与耿师更有紧密的联系。在60年代前期，耿淡如师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现择其要者，稍微具体化如下：

1961年发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提出“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

从1961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为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课程。

1961年被高教部任命为《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主编，并努力付诸实施，这项工作因“**”而中止。

积极翻译西方史学名著，成就出众；又选译西方著名史家与流派，辑成《西方史学史资料》，内部刊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持续发表译文，介绍西方史学。

1964年招收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开当今招收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之先河。

可以这样说，耿齐两人在那时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立作出了开创者的贡献。上述各项，因“**”而中辍，“革命风暴”无情地扼杀了摇篮中的幼儿，把尚处在奠基时期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摧垮了。

五、东隅已逝 桑榆未晚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步入了快车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终于从“自在的”阶段进入全面发展的“自为的”阶段。

确是这样，是那如沐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学术大地，在那个年月，我国老一辈治西方史学史的学者，他们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返老还童，奋发有为，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里我们姑且列出以下几位，以见一斑。他们是：吴于廑、郭圣铭、朱本源、谭英华、张芝联。1978年，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不过那时他们都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他们个个老而弥坚、精神抖擞地从事西方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业绩非凡，竟成了他们个人事业的一个巅峰期。

吴于廑（1913—1993），武汉大学教授。他在中国新时期，积极倡导整体的世界史观，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世界通史》，影响深远。他于西方史学史颇多精论，见其论文集《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他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上下两卷）迄今仍嘉惠史林。

郭圣铭（1915—2006），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于世界史的诸多领域，多有建树，著有《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与近代两卷等。1983年，他出版了《西方史学史概要》，在学界影响深远，迄今未泯。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史中，《西方史学史概要》是一个零的突破，乃我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史的开山之作。

朱本源（1916—2006），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西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比较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著有《朱本源史学文集》、《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等。1978年，他开始了学求人生的新起点，一鼓作气工作了二十年，成为他个人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代”。

谭英华（1917—1996），四川大学教授。1984年，他是当时国家教委组织的国家级教材《西方史学史》的副主编（主编张芝联），撰写全书导论，涉猎广泛，立论精深，是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西方史学史专论。他于近代英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尤有研究，《试论博克尔的史学》等文，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

张芝联（1918—2008），北京大学教授。他于法国史和西方史学史两个领域均有建树，成果累累。曾主编《法国通史简编》，西方史学史和法国史研究的论文甚丰，结集的有《从高卢到戴高乐》、《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等。在中国新时期，他穿梭于东西，往返于中外，充当“学术交流大使”二十余年，为中外史学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逝者如斯，风华不再，后来者唯有在这些前辈历史学家的基础上再出发，不断进取，继续耕耘，才不致愧对先人，不致愧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事业的前程。

六、繁花似锦的新篇章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这三十多年的历程，之所以称为发展时期，这是因为与前面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里略举一二：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发生了20世纪第二次引进西方史学的**，它要大大地超越了第一次。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的水平从介绍到评述再到深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尤其是人才培养，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在上述几个方面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发展趋势总的是不断趋向深入。

晚近30多年来，在我看来，最能显现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进展的当是国人撰写的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纷纷出版，这里且不说西方史家或学派的个案研究，比如从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2004），到新近出版的陈茂华的《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2013）等，也不说西方史学某个专题之作，比如江华的《世界体系理论研究》（2007），到周兵的《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等，新作如繁花似锦，层出不穷，在此不再一一胪列。

下面我要说的是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据我粗略的统计，从1983年郭圣铭首先推出《西方史学史概要》到现在，大约有20多种，这对比较薄弱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来说，真是来之不易的。通史类的西方史学史作品的纷出，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里列举数种，以现繁花似锦之景观。

无须多加说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在“发展时期”的发展情况就尽显其中了。

七、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当今，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方兴未艾。全球化这一当代历史发展的新潮流，冲击着世界，也冲击着中国，顺时代潮流者昌，逆时代潮流者衰。这给中国帯来了不只是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自然也包括中国史学，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这对志在快步迈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则更是如此了。总体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路漫漫，但前景璀璨。当下重要的是，我们应在前人止步的地方再出发，从新的起点上前进，一步一个足印。

由此，我首先想到了为了使中国史学跻身于世界史学之林，必须重绘世界史学地图。如今，“世界文学”、“世界哲学”已成为现实，那么“世界史学”也不只是一个乌托邦。为此，我们任务繁重，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加强翻译，尤其要“外译中”与“中译外”齐头并进，对于后者更要格外重视，为的是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史学；需要建立或举办一些能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史家声音的平台、会议等，让中外学界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互动；更需要中国学者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足以让国外同行为之叹为观止的学术精品，而不再是为洋人洋说提供材料的“学术小工”——对此，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一点，也就是为了重新绘制世界史学地图，有一项实质性的具体工作，那就是要编纂一部《世界史学通史》。我们的前辈早就有此愿望，1961年耿师就提出了“世界史学通史”，在当时犹如空谷足音，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到20世纪80年代，也有前辈又曾提及，惜未能付诸实施，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条件尚未成熟。如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已在学界流传。当然，西方史学毕竟是世界史学通史的一部分（也许是主要部分）。但在我看来，编纂《世界史学通史》与编纂《西方史学通史》在贯彻“通史”皆趣上，两者并无二致，故拙编《西方史学通史》为写作《世界史学通史》仍有一些参考价值。当然，编纂一部《世界史学通史》殊为不易，因为它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我们不能坐等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再来写，应知难而上，为了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也为了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史学及其在世界史学地图中的位置，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放弃，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不断前行，绝不止步。此其一。

其二，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深化。对此，个人以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注意。

比如深化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自梁启超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为“史学史的做法”创设了初始方案，以梁氏最初之设计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人中国史学史的写作，这自然会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写作带来影响。晚近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超越梁氏之构架且显示其深意的中国史学史新作不断问世，这对深化西方史学史的内涵必定有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者也正在积极探索，寻求新的路径。笔者近年来也作过一些探索与实践，例如要重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要重视史学史之史的研究等，我想这都有助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开拓与创新。倘如是，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内涵就可不断地深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也同时会促使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外延不断地延展。

又比如，探求西方史学的中国特色。“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一宗旨，正是国人汲纳西方史学、发展中国史学时应有的立足点，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未来发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立刻想起了比较研究的重要。世界史学之优劣，必须通过比较，方能显现。在世界史学史上，只有中西史学互争雄长，相互媲美，“所以将中西史学放在一起作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急要最能有发现的工作”（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不管怎么说，“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更应当成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种上佳方略。

又比如，在西方史学的专题研究中寻求新的突破。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我们已见到不少。在我看来，当下更应该关注西方史学史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因为它是前者丰润的基础，否则通史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都流于一般性的介绍，还谈什么深化。在这里，我特别看好以西方史学史某一个案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那些经多年磨一“剑”的论文中，往往会发现佳作。我最近对已出版的以20世纪西方史学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过调研，上述这个结论由此产生，且深信不疑。（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再比如，加强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一点笔者受到李振宏教授论见的启发，他在谈到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时说，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必须在学科领域中的重大理论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用深度理论思考提升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此言甚是。继而他谈到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归纳为下列三条：时代发展推进历史学进步；历史观变革推动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个人修史创造传世名作。（李振宏：《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既然说是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一定得包括中外（西）。李氏的这一概括，是否适用或大体适用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呢？据我考察，个人以为也大体适用西方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不过，就我个人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考察，除了上述三条，似乎还可增加两条：西方史学史上每次史学的重大转折都有力地推动着西方史学的进步；历史学自身的反省是史学不断开拓与创新的强大动力。这增补的两条，是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实际，我也不敢妄下结论。其实，我与李振宏有同样的感受，既感到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又显得非常不自信，生怕没有说到点子上。不管怎么说，加强对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一定会有助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学科的发展。为此，我将与同道继续进行探讨。

其三，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前途寄希望于年轻一代。2008年，随着张芝联先生的谢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接力棒，传到了年轻一代。有道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同样，中国史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作为张芝联先生学生辈的我们，也都进入古稀之年，重任自然要落在更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在这里，我借此一角呼吁，为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计，必须大力加强西方史学史人才的培养，重视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最后，寄语我国的年轻一代史学家，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为彰显中国史学的个性特色而努力；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

中国年轻一代史学家应该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再过六七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历程将整整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将不负众望，努力耕耘，锲而不舍，以出色的成就迎来第二个百年的开启。且看，时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中国史学新时代的曙光已升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让我们共同为之而努力奋斗吧。

本文系作者在2013年12月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