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圣铭先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著述甚丰，领域亦广，最近又出版了他的《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卷）、《世界文明史纲要》（近代卷），在坊间流传；郭先生又是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其开山之作《西方史学史概要》，即便在“繁花似锦”西方史学史作品纷出的当下，也没有失去它的光彩；郭先生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从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是我“同饮一江水”、就近求教的一位“良师”，在西方史学史领域，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一位谦和、达观、真诚的挚友。20年来，每逢新春佳节，互道一声“新年快乐”，恍如昨日，总是难以忘却。

郭先生于2006年4月逝世于美国，至今已近八年矣。这里发表的是我多年前学习《西方史学史概要》一文的札记，聊表缅怀与思念之情。

一

读了郭圣铭先生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后，感到十分高兴。这部书的出版，不仅为百花盛开的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更为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在我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史、哲学史乃至美学史的研究，在60年代前后，都曾取得可观的进展，并出版了一些专著或教材。令人遗憾的是，唯独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却一直处于后进状态。这方面的文章，寥若晨星；有的也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给人们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甚至是不够确切的。1961年，有关方面重视了这一问题，并着手商讨合编这方面的教材与资料。1963年后，由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丛书》陆续问世，到1966年已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六种与读者见面，合编教材与资料翻译的工作也已着手进行。正当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微露起色之际，十年内乱却把它打入了“冷宫”。目前，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我们几乎又得从头做起。在西方，虽然也有人写过名为“史学史”或“历史编纂史”一类的作品，但是，这些能不能作为我们编写外国史学史的圭臬，还是值得考虑的。在我国，这方面的编著几乎一本也没有。目下，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下简称《概要》），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初尝试，应当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充分重视。

二

《概要》是一部贯通古今的西方史学史。通读全书，我们可以获得西方史学发展的完整图景，这大体可表述如下：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为人们展示了古希腊人从氏族公社过渡到奴隶社会时的最初情景，但它毕竟不是纯粹的史学著作。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爱奥尼亚“纪事家”出世，古希腊史学方才正式萌芽。史学的真正奠基者是希罗多德，他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他的不朽之作《历史》，堪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概要》21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相比，虽属同一时代，但他把古希腊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不愧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26页）。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他们的史学思想流传了下来，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史学的发展。”（35页）古罗马史学在仿效、继承古希腊史学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绩。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史学中的“古典史学”传统中断了。从这时至文艺复兴前夕，西方史学处于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的笼罩之下，发展极其缓慢。从14世纪发端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而且也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像马基雅维利等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鄙弃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做历史，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87页）人文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发端。到了近代，西方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历史编纂领域的扩大，研讨历史所持的理性主义态度，历史观念的演变以及近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历史研究方法的改进乃至历史辅助学科的兴起等。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中心在法国，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的“史学思想和著作，曾广泛影响到这时期的英国、德意志和北欧诸国”。（125页）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心则在德意志，兰克（郭先生称为“朗克”）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们标榜“客观主义”和用“科学态度”来研究历史而闻名，更重要的是，“朗克及其弟子还形成近代西方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学派，即‘朗克学派’……直到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还把朗克当做正宗嫡祖。”（159页）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史学也开始没落，“不过，这时也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事于考古发掘、古文字的译读、历史专题的研究和论述、史籍的整理以及多卷本综合性历史著作的编纂。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资料，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186页）

《概要》所述，始于古希腊，迄于20世纪上半叶英国史家汤因比，上下两千多年。作者用洗练的笔触，有限的篇幅，为读者勾勒出了一部从古至今的西方史学发展与演变史。从内容讲，今古相当，并不厚此薄彼；从地区讲，以西欧诸国为主，但也有相当篇幅叙述东欧地区的史学，从中世纪的拜占庭史学到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直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的俄国史学。美国的资产阶级史学从18世纪开篇，对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史学则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样的处置，是符合西方史学发展实际的。总之，《概要》既为初学者提供了西方史学史的一般知识，也可为深造者提供途径。尤其是“附录”所列的“西方史学名著要目”，分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与国别史、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史学史等五大类，开列240余位历史学家近300部作品的篇目，每篇均附有中外文书名对照，如同一个人步入曲径幽深、千门万户的“迷宫”，前有烛光引路一样，使你不致迷失方向，容易找到门径。

三

《概要》注意把西方史学的发展放到特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

史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一般说来，它是由某一历史阶段的经济与政治所决定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一经形成之后，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本身所特有的发展规律。但是，它不是突兀而起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无所联系的单线发展，正如《概要》作者所说，史学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当时所流行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伦理观念等等，都会在史学中得到反映”。（7～8页）总之，应当把西方史学的演变放到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祭。《概要》正是力图这样做的。

在写法上，作者在详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史学之前，一般都有一段“引论”作为时代背景，或点明政治形势，或略述经济状况，或揭示时代思潮，或概论文化兴衰，笔墨不多，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接着再谈这一时期史学的进展，也就易于为读者所接受了。例如，古希腊史学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涌现出了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诺芬等这样一批卓越的历史学家，这是因为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16页）

又如，西欧中世纪史学为何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却步不前？这是因为，自公元五世纪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被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代替。圣，奥古斯丁的宗教信条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被正统教会和世俗封建主奉为官方哲学，用以钳制人民的思想。……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笼罩着一切，文化陵夷，民智闭塞。”（65页）所以，史学也就只能沦为神学的婢女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西欧史学又开始勃兴，不仅因为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开始打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而且与那时大学的兴办、扩充以及印刷术的广泛应用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88页）

再如，《启蒙时期欧洲各国的史学》一节，作者指出了这一时期欧洲思想界的巨大变革，“各国的先进思想家揭橥理性主义，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憧憬自由和民主，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要求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在当时起了启蒙作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18页）这“火种”在史学的领域内也产生作用了。由于著者在启蒙时期这一时代思潮下来谈史学的，不仅书中对本阶段史学特征的归纳使人折服，而且下述的各国史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也就有了一个确凿可信的历史依据了。

四

《概要》十分突出地总结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成果，但也注意史学史其他方面内容的叙述。

西方的历史编纂，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也形成了与我国古代史书大体相类似的三种形式：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叙述体。但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鼎足之势，而是以叙述体为正宗的编纂体例，似乎显得单一些。叙述体是由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确立的，后来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把叙事与编年结合起来，使叙述体更趋完整。但古希腊的历史著作还没有达到通史阶段，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之后，才出现了波里比阿的通史著作。他写的《通史》，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且也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已粗具通史规模。至罗马帝国初期，李维撰《罗马史》时，通史体例则最终确立。其书凡142卷，始自罗马建城，迄于作者所生活的奥古斯都时代，上下绵亘长达七八百年之久，“这种把上下古今都融汇在一起的通史著作，当时在西方是一个创举”。（43页）如以李维著《罗马史》算起，西方出现通史体例则较我国首创通史体例的司马迁的《史记》，大约要晚一个世纪左右。罗马时代的传记体也卓有成就，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苏托尼厄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都成了日后西方传记体史书的权舆。塔西陀的《编年史》也是为后人称誉的编年体史书。

西方的历史编纂学到了中世纪曾一度衰微。编史者，几乎都是修道士；其内容，不是上帝就是教会，论体裁，则大多是单调无味的年代记与编年史，而叙述范围，多半是地区性的，绝少通史之作。这种情况，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作者在《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史的编纂》一节中，对此作了专门的叙述。他写道：“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才开始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有较多的了解，并且开始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111页）作者认为，“地理大发现给历史学家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使他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比较历史学的研究，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113页）但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世界史”，是恪守“西欧中心论”错误体系的，应当予以摈弃。及至伏尔泰撰《路易十四时代史》、《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等，才冲破了西方史学中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开文化史之先河，使西方的历史编纂学又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概要》除了讲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演变，也注意挖掘史家的历史哲学，注意考察某一时代的史学思想。例如，作者对被西方学者称为“客观”史家的修昔底德，则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历史哲学（28页）。他颂扬伯里克利的稳健政策，而对克里昂的某些措施颇有微词，这说明他是爱憎分明，有所褒贬的（29页），他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29页），罗马史家塔西陀自以为能“不忿不偏”地秉笔直书，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历史哲学，《概要》作者写道：“他留恋罗马过去那种贵族共和制的政体，而对于当时的帝制深为不满。他认为；在共和时期，罗马公民是忠勇爱国，崇尚道义，并享有自由的；但到了帝制时期，由于专制压迫，自由遭到压抑。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已经亡丧，世风日下，人们便习惯于唯唯诺诺，因循苟且了。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痛恨那些专制帝王，以及宫廷中那一群奴颜婢膝，阿谀迎奉的佞臣。”（48页）据此，人们对常常说到的塔西陀的著作是“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一语就有较深的认识了。

《概要》作者认为：“有系统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乃是近代的事。”（136页）于是，作者在近代列了专节加以叙述，从西方第一个试图论证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家维科至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

作者也约略提到了历史上史料积累与保存的情况以及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瓦拉关于《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历史文件的辨伪，作者是从史料学与史学方法论角度介绍的。（91页）十九世纪著名德国史家蒙森汇编的洋洋大观的《拉丁文铭刻集成》（15卷），是研究罗马史非常珍贵的资料。（196页）尤其是，《德意志史料集成》与《不列颠史料集成》都是西方史学上两部极其浩瀚的史料汇编，作者记述了它们的内容以及编纂经过。（152页、199页）近代德国史家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以及法国史家朗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著的《史学研究方法导论》，都是研究史学方法的名著，作者认为这些书“论述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写，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直到现在，仍是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197页）

五

《概要》的写法采评述体。综览全书，作者大致采用的原则是；介绍先于批判，或边介绍、边批判。可以看得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作者的重点是放在忠实的介绍上，书中对西方许多重要史家或史学流派所作的介绍，不论是成就还是不足，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笔的。比如，作者对吉本的历史著作的特征，作了如下几点介绍：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善于综合历史事实，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著作，使历史成为引人入胜的、最普及的读物。（134页）这个归纳绝不是信手拈来的。但忠实介绍决不等于客观主义，如作者在介绍兰克的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时，说其撰史宗旨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又一针见血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156页）；介绍其重视第一手资料，但又明确指出兰克借口史料高于一切，把历史学变成了史料学（157页），如此等等。边述边评，夹叙夹议，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兰克标榜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原则分野。《概要》有关美国史学中的“边疆学派”，德国史学中的“普鲁士学派”等介绍，也是这样着笔的。

我以为，在对待西方史学遗产上，不加批判地盲目崇拜、照单全收固然有害，但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荒谬，拒之于国门之外的做法，也不足取。我们需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鉴别分析，实事求是，有所肯定，有所扬弃。《概要》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如，作者对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就是如此。昔日，我国史学界对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多持否定态度。《概要》并没有沿袭简单的摈弃法，作者首先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汤氏这种史观的一些说法，继又探索了这种理论的渊源关系，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244页），最后仍恰如其分地肯定了汤氏对西方史学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叫西方人睁开眼睛，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不就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扩大；在西方文明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伟大的文明。”（246页）这种说法是中肯的，因而也是可取的。

《概要》在写作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它文字洗练，文笔畅达。简练的文字，显示了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文字素养，请看作者在介绍“古罗马三大史家”之一的萨鲁斯特的生平时，是这样写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显赫人物，曾当选为公元前52年的保民官。当时罗马党争激烈，他在政治上追随恺撒，而与西塞洛积怨甚深，互相攻讦不已。当恺撒与庞培进行决战时，他曾伴随恺撒前往北非，直接参加了消灭庞培余党的战役。接着，萨鲁斯特被任命为驻弩米底亚的总督。他在总督任内搜刮了大量钱财，回到罗马营建了一座特别豪华的别墅，结交文人学士和权贵人物。及至恺撒被刺，他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乃息影林园，专心著述。”（38页）文约事丰，言简意深。此类叙述，全书随处可见。

本书是一本讲述西方史学的书，但读来很少见到令人头痛的欧化式的长句，句子流畅自如，绝无佶曲聱牙之感。究其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译文畅达，《概要》所征引的外文原著，一般并不采用现成的译文，而是另择善本，精心译就，并努力追求“雅”的效果。这里引用一例，以见一斑。作者引用西塞洛对恺撒所撰的《高卢战记》的一段评论，译文如下：“此书叙事明快，开门见山，而且引人入胜，因此它理应受到最高的赞赏。它的文章朴质自然，绝无半点雕琢的痕迹。这恍如天生丽质，毋需衣饰增美。……在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这种一清如水，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悦目赏心了。”（40页）著名的古典史学名著《高卢战记》理应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而《概要》的作者似乎也在努力追求这样的意趣。是的，简明扼要，引人入胜的文笔令人赏心悦目，而句子拖沓，结构混乱的文字使人头晕眼花，乃至不能卒读。我国史书历来就有讲究文字的好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这方面都为后人提供了范例。重视史著的文字表达，力求把它写得清顺可读，引人入胜，应当引起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治外国史者的重视。《概要》作者为之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赞许并效法的。

六

拓荒者的工作是艰难的。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已为我们作出了这样开创性的工作，虽则它尚待充实、提高、深化，但作为《概要》，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深信，有了这第一部，就必定会出现第二部、第三部……；有了《概要》，就必定会产生鸿篇巨著。虽然目前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不过我以为白寿彝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02-29）的见解，原则上也适用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的确，研究西方史学史，也应当首先阐明西方史学发展的规律，而不能把它搞成单纯的书目答问，要籍解题或史家列传，在这方面，已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作品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可资吸取。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可以使尚处在草创阶段的西方史学史，从一开始就走上稳步前进的道路。《概要》作者在“绪论”中，也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的研究要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8页），只是力不从心，未能在书中一展宏旨。然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概要》在西方史学史的介绍与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将会与日俱增。重要的是，前人已为我们开了路，有志于此的后来者，应该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成绩。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