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民族的史诗”,19世纪历史学家米细勒如是说。确是这样,米细勒的学生历史学家杜罗伊任法国教育部长的时候,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大力加强历史教育,把历史课作为公民教育的基础课。其实,自19世纪中叶历史学专业化以来,历史教育都普遍地得到了重视。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现代影视技术的发明及介入,使历史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主要谈论以影视促进学校与社会历史教育的问题,兼及他国的经验与历史重要性。
一
当代中国正以迅猛的步伐在不断地前进,但历史与历史教育却遭冷落,止步不前。且看近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的情况: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采取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北京、上海、武汉与深圳四座城市14~28岁的1065名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调查,结果显示:倘以满分100分计算,受访者平均得分27.69分,超过60分(及格分数线)的仅占1.5%。
这一调查结果说明,我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贫乏与浅薄,不由令世人震惊。
调查结果还显示: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了解的程度却低于17~24岁的青少年。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前一群体离开学校不久,且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要高于后一群体,为什么历史知识反而要少于后者?在我看来,其原因不外是,或是我们学校的历史教育有问题,那种习惯用满堂灌、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传播的历史知识,最易让学生遗忘;或是我们的历史教育正在退步;或是方法不当与教育忽视两者皆而有之。
记得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念中学的时候,初中与高中都设中国史与世界史课程,虽有循环但却在深化,高中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教材是很深的,现在回想起来,它确为我日后成为一名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奠定了基础。
人们不禁还要问:我们的历史教育究竟怎么啦?难道经济的繁荣要以历史的式微作牺牲,商品的丰盈要以历史教育的冷落作补偿,克丽奥(Clio,历史女神)的当代形象竟会是这样?
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为了创造历史,那么对历史创造来说,它就是一门必修课了。事实上,总结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笔无形的精神动力与精神财富。因而,历史教育,旨宏深远,岂可等闲视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历来重视历史、历史知识,对此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不再引述。在这里,我只谈及两点,这对旨宏深远的历史教育而言,不免是挂一漏万的。
第一,从大的方面而言,学习历史,可以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推测未来,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从表面看来,历史千变万化,纷纭复杂,似一团乱麻没有头绪。特别是历史的结局,有时又令人目迷五色,百思不得其解:战争爆发于和平条约墨迹未干之时,阴谋起于谈笑风生之中,百姓受煎熬,暴君任逍遥;不是吗?苏东剧变,改变颜色,似乎发生在旦夕之间。
但是,历史又是有序的,有道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的正是人们可以通过外表似乎无序的历史现象,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悟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从而达到“理有固然,势有必至”的境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这个“规律”,大体是人类将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前进,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蛮横、愚昧和黑暗,向着公正、理性和光明的社会前进。不管它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还会发生多么大的曲折与坎坷,但黄河九曲,最终将流向大海,由此看来,对人类前途持悲观的态度,人类只能永远受制于历史束缚的观点,都是不足信的,认为历史不能有预见的作用,不能在历史教训中推测未来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笃信,历史可以鉴诫当代,可以教训后世,可以察古知今,可以展望未来,历史的功用大矣!
第二,从具体的个人方面而言,学习历史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成为服务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历史是知识的海洋,历史是智慧的结晶。它让人们悟出,怎样处世,怎样行事,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符合于现代社会要求的智者。是的,正如西儒培根所说,历史使人明智,历史教育对培养与开发人的智力关系密切。所谓“智力”,它大体包括一个人的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表达力,现代教育科学证明,历史教育在培养与开发人的智力上,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历史教育,不仅通过传授历史知识,达到开拓眼界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知识的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透过现象,洞察事物本质,这就可以使人们以高屋建瓴之势观察事物,以赤诚纯朴之心敦风化俗,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无疑有益于人的智力与智能的增进。
如此看来,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现代人要承担社会重任,选择各项专业工作,需要接受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教育与专业技能的培训,但在诸多教育中,我以为,历史教育应为首务,并且是一种最基本的素质教育。
不管从哪一方面而言,历史教育的意义都是无与伦比的,在实现现代化事业的今天,历史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
二
现代社会的历史教育,是应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在这里,我们用得上当代德国历史教育家西格弗里德·匡特(Siegfried Quandt)所提出的“历史沟通”(Historical Communication)一词的说法:
历史沟通这个概念包括所有的活动和机构组织内,只要它们参与社会(或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且有助于历史意识的产生,都属于这个范围。
依匡特氏之见,历史沟通的含义相当广泛,不过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级各类学校所进行的历史教学;另一是向全体国民所进行的历史教育。前者主要是在课堂上通过老师的传授进行的;后者的历史教育实际上融汇在一个社会化的大课堂中。但不管是哪一类,借助大众影视媒体,则是进行历史沟通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这里先说影视与历史教学的问题。
传统的历史教学,在传统的历史观的制约下,讲授的是政治军事史,内容多是统治阶级中的“精英人物”的行动史,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揭示的,“在那份历史中,僧侣们进行欺骗,朝臣们玩弄阴谋,贤明的帝王则想出并实现良好的制度,那些制度由于别人的恶意和人民的无知而受到攻击,几乎归于无用”。
传统的历史教学,不仅范围狭隘,内容枯燥,而且传授形式单调,基本上是采用满堂灌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高小读历史时,现在回想起来,老师穿插历史故事,讲得还传神生动,随着读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历史系本科,无论是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教学,“理论”越来越“深”,历史的趣味与韵味则日渐减少,可回味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这正是,传统的学校教育与正规的学院,的确能扼杀许多学生的想象力和他们那活泼的心灵。
传统历史教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单调,必须革新,必须把原本内容丰富的“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内容的革新与方法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但借助现代影视媒体为课堂的历史教学服务,这是富于形象、易于接受也易于实施的教学方法。论者云:“至于好的历史剧对于历史教育或历史教学所产生的作用,往往胜过好书,视听媒体所带来的感官和心灵之感动是空口白话或白纸黑字无法比拟的。”此外,严肃的历史剧不会亏待历史学,反而刺激或迫使历史学家思考一些严肃的学术课题。这里所言,当然涉及另一个论题了。
以影视促进历史教学,可以运用多方面的材料,历史题材影片无疑当属首选。历史影片可分为历史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和历史剧情片(历史故事片,historical drama)。关于历史剧情片,笔者曾以中外历史题材的影片,如《红樱桃》、《鸦片战争》、《辛德勒的名单》等为例,探讨了历史剧情片在历史教育中有书写史学所难以企及的优点,探讨了历史题材影片借助现代媒体技术重现历史并进而达到符合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可能性。限于篇幅,这些不再展开。这里就纪录片作为历史教育的价值以及它的表现手法等略说一二。
纪录片作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辅助价值是不可忽视的。粗分一下,这种纪录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时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它追求的是时效性,我们年轻时看电影正片前加映的《新闻简报》就属这类;在国外,如在当时拍摄的美国前总统里根1981年3月30日遇刺案等。这些东西在那时放映,是为“新闻”,但现在看来,它已成为“旧闻”(历史)了,正如宾·布德利的“名言”所云:“新闻是历史的第一步初稿”,这类资料可谓是浩如烟海,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史料来源,丰富了历史研究。
另一类是由专业史家与影视工作者合作,确定某一专题(人物或事件),对已有的纪录片资料,进行剪辑与合成,重新制作成为一部(或系列)历史文献纪录片。如前几年放映的为纪念我党领导人的百年诞辰而拍摄的许多专题片,是为范例。又如两年前由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在1800分钟内为观众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长卷。《河殇》也属此类。
在电影的草创时代,其作品多为纪录片。一百多年前,即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了《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工厂大门》等短片,既是电影艺术,也是电影中的纪录片的开山之作。人们通常认为,纪录片具有纪实的性质,一般说来,这是不错的。因为摄影的客观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真实的窗口”,给观众以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即便是这种纪实性很强的纪录片,它的取景、拍摄角度、光线以及后来的剪辑等都融入了拍摄者的主体意识,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正如《百年中国》的制作者们所言,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它的认识、理解和描述都是主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而所好不同,撷取的方式、叙述的手段,自然迥异;又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写史者都是主观的。“究竟能在纪录片中展现几成的真实,一切都将依据纪录片制作者的知识水平及其立场观点、政治观点等,尽管纪录片所‘记录’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它毕竟是一种艺术创作,它需要造型,它不是科学,它随着时间的轮转而拥有不同的面孔。”以为纪录片放映出来的都是真实客观的,这似乎也是一种幻觉,更不必说,有些纪录片或电视新闻片为达到某种目的,当时就有导演制造出来的“伪影”。
但是,上述两类纪录片,都是可以通过分析研究,结合文献资料,用来辅助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如有人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新闻片资料,发现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极善于演讲,能够说服广大民众,这是英国公众相信他当时所提出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论调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30年代英国政治和外交的历史学家,如果只知道研究文献、手稿而舍弃了此类新闻纪录片,那就有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其科研工作将是有缺陷的。
在教学中运用纪录片,需要注意的是:
1.分析影片的内容、背景和创作意图,这需要结合有关文献资料来进行,这是总体分析。
2.分析影片中所展示的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这也需要结合有关文献资料来进行,这是个体分析。
3.从影视技巧角度,如镜头的运用、光线的明暗、剪辑的取舍等来进行分析,这需要学习有关的影视知识,请教影视艺术家。
我们相信,只要选材得当,认真分析,纪录片一定可以起到补充书面文献史料的不足,并充分发挥这种影像资料的生动直观的特点,在历史教学(或历史研究)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以影视促进历史教学方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台湾学者周樑楷教授的贡献,他是最早输入海登·怀特“影视史学”概念的中国学者,他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并在实践中作出了榜样,限于篇幅,这里只说及一点,即:
通过影视辅助历史教学,尤其是在讨论“历史剧情片”(历史故事片)的虚实与教学的关系时,周樑楷提出了“虚中实”和“实中实”两个概念。
历史教师面对一部故事生动、细节逼真而情感强烈的历史剧情片时,首先要关注它的虚与实的问题。所谓“虚中实”,即在历史剧情片虚构的故事情节中要能表达出历史、社会及人生中的真实面和普遍性;如果虚中还是荒谬,那么这部作品就一无可取了。历史剧情片虽说有较多的自由可以虚构情节,然而,其“虚”之中不能没有“实”;而严肃的历史作品,则要求“实中实”,在相当真实的史料证据及历史解释中,也应该能表达出历史、社会及人生中的真实面和普遍性。但这类作品,也不能是空洞而无生趣的。周樑楷提出的“虚中实”与“实中实”这两个概念至为重要,这正是影视史学中要着力讨论的问题。
在他那里,历史再也不是一种枯燥无味的说教,课堂也成了“再造真实与生趣得兼”的场所,我认为,这是值得海峡两岸同仁学习与效法的。
三
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是实现历史学宗旨尤其是体现它的社会功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意义更为重要,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背离了自己民族的优秀的历史传统,就会沦落为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而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显然是难以完成现代化的宏伟大业的。
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翁肯这样说过:
历史是民族的教师,国民教育的工具和激起爱国思想的武器。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教育应成为一个国家国民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要重视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并且日渐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更要重视整个社会的历史教育,让历史从书斋中与教室里走出来,走向大众社会,使之与人们生活保持着某种不可分离的永恒联系。
为了使历史永久地与大众社会保持着“历史沟通”,在这里,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影视媒体促进国民的历史教育则显得尤为重要与可行,不是有“电影是一种松软的历史,是文盲也能看懂的历史”之说吗?请回顾一下历史巨片《鸦片战争》1997年7月在大陆随后在香港与台湾上映的盛况吧,其震撼力,其对整个华夏民族的震撼力,不必说任何一部同类的书写史学的作品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也远远胜过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如广播、报纸等)所能起到的社会效应,这可与历史题材电视剧《根》在美国播映时所出现过的轰动相媲美。
说起美国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尽管美利坚民族只有短短的二百多年的立国史,但对每个国民的历史教育,尤其是美国史的教育历来都十分重视,在大学各科,美国史是必修课程,理由很简单:在每个学生成为各个专门家之前,你首先是一个美国公民,那么,你就应该懂得美国的历史。1890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杰伊的“告别演说”即题为:“需要开展美国史教育”,这是19世纪末的事。步入20世纪,美国新史学派奠基者鲁滨逊又呼吁:“普通人应该具有历史知识”,并在《新史学》一书中,列专章纵论历史教育与现代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入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路易斯·R.哈伦在年会的主席演讲中。强调指出,应当恢复历史课在中小学课程中的中心地位,从而有助于启迪民众,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这篇演说词的最后,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启迪民众,而历史学将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因为它研究的是人类各个时期的天才和愚蠢,荣耀和卑劣,以便让人们获得一种能够指导当今行为的综合学识。”历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国人呼吁要接受历史教育,其教诲可谓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宗旨的敬意、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敬重,与对国民历史教育的敬业,不由令人赞叹。
在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大众化的历史教育借助影视媒介,又贴近社会,联系现实,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许多历史学家不仅写作历史传记、历史小说,而且也直接参与历史电影剧本的创作,如历史学家韦勃编剧的《得克萨斯突击队》被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女史家格尔达·勒内写了历史剧本《像我一样黑》。此外,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走出课堂,向公职人员提供包括档案管理、文物保护、资料汇总等在内的历史素养的训练,或向大企业、公司、银行等提供历史咨询,帮助他们设立历史科或历史处这样的机构;现代电讯声像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历史教育中,历史影视片的不断出品,激发了公众的历史感,以及他们要求了解过去的渴望;又如在博物馆与一些历史遗址采用声像设备以逼真地再现过去的历史,吸引了公众对历史的广泛兴趣;此外,还有群众性的“全国历史日”等名目繁多的全民性活动,也大大地激发了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历史的热情。
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却对历史教育倾注热情,给予重视;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怎能漠视历史,对历史教育茫然置之呢?这是很令人深思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历史教育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尤其是他们大力运用现代影视技术促进全体国民的历史教育的方法,是可供我们借鉴的。总之,我们应当进一步认识到,国民的历史教育至关重要,并应该把它提高到为完成现代化而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实现历史学的宏旨,也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