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国际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期间，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伊氏所说的，正是西方新文化史在当代的兴起与发展。

是的，在当今西方学界，正如当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的彼得·伯克所言，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过。在新文化史琳琅满目的背后，不由得令人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吗，甚至可以发出克罗齐式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惊世之言。

当代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向，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下，史学内部的诸多元素与时俱进且相互作用，不断促进史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旺发达。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由近溯远，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渊源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近现代自伏尔泰、基佐、布克哈特至赫伊津哈等史家的“古典文化史”的研究，自然与当代新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等新文化史名家对上述他们前辈的研究成果都十分注重，并持赞赏的态度。倘由此上溯，当今的西方新文化史不也是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奠定的社会文化史范型的一种遥远的回响吗？

从共时性来看。当代西方新文化的兴起也与其时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势与史学取向等休戚相关。比如，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风行以及历史学的跨学科发展趋势等等，上述诸多因素，相互影响，互相呼应，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就支撑与促进了新文化史的方兴未艾，那就是如李剑鸣教授所说的那样：“重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果如是，在他们笔下的英国劳工、山区村民、学徒工匠、磨坊主人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就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和令人称羡的文化景观吗？

新文化史在当代西方的兴盛，显示着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将预示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变革。青年学者周兵在其论著中称：“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以回应笔者多年前就提出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论”。这就说到了新文化史之“新”的这一问题。对此，自然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在我看来，与20世纪前期赫伊津哈等“古典文化史”研究者相比，他们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究其大者，比如：

以历史观而言，新文化史家并不排斥社会精英，但更多的史家将笔墨落在普通民众身上，更具亲和力，也更拉近了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历史观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学范型的更新，新文化史之“新”，于此至关重要。

以史学研究内容而言，在新文化史家里，可谓是无所不包，以致真的到了如上面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地步了。

以历史书写的形式而言，新文化史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讲故事的文化史”，林恩·亨特认为“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就是讲故事”，在他们那里，史学也就是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历史”。

林恩·亨特

以史学的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开放性与宽容性不断延伸，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深入，以致史学的同盟军一再扩容，尤其要提及的是历史人类学已经或将要对新文化史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

当代西方新文化史，自新文化史“旗手”林恩·亨特在1989年那本由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首先冠名以来，已有十多年过去了，包括林恩·亨特、彼得·伯克等新文化史学家在内，都对“新文化史”作出了反省，前者提出了“超越文化转向”，提出以“文化转向”代替“新文化史”，后者则提出了“回归布克哈特”之说，并预测了未来文化史的可能的走向，这就不容在这里赘说了。

晚近三四十年来，新文化史研究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都是风行不衰，似乎酿成了一股国际性的史学潮流，我这里要说及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从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角度而言，正如论者所说，两者“总有缕缕思绪萦绕，觉得新文化历史学和我中华文化有诸多共通之处”。（蔡玉辉语）

众所周知，中国内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西学以强劲的势头在中国学界纵横驰骋，而此时的西方新文化史之风尚处于青苹之末，当时引入中国更多的是当代西方新史学流派诸如年鉴学派等等，还说不上新文化史诸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说来有趣，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在中国的流传，还得归功于上个世纪末彼得·伯克在中国的学术之旅。这位国际著名的新文化史家在中国一路走来，宣传他的新文化史理念。1999年秋日，他在黄浦江畔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伯克曾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作学术报告，笔者曾有幸在复旦聆听过他的精彩演讲。在两校演讲的内容，已在2000年第4期《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题名《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此处不再复述。

在此前后，大量的西方新文化史作品，比如坊间流行的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等名作，还有那些“另类”文化史作品，从人的喜怒哀乐、身体器官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成了此类图书津津乐道的对象。在当今国内书肆或网上选购，它足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上述情况，真是良莠不齐、精芜混杂，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作品之东传，同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引进一样，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从当下情况来看，中国内地的新文化史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如张仲民所归纳的那样，研究者在医疗史、卫生史、身体史等领域均有不少实践，在与新文化史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史、历史人类学与微观史学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近年来，新文化史听到了更多的“友声”，一些研究论文与专书不时涌现，在高校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也不少见。此外，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之史的研究，令人注目，这里注文提及的周兵、蔡玉辉等新书，于此可见一斑。

在新文化史研究方面，与海峡对岸的台湾学界相比，大陆学界似乎总是慢了一拍。目前，新文化史研究在台湾史学界已居主流，曾为台湾新文化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卢建荣教授指出：台湾引进的新文化史研究风潮，较之曩昔七十年来两波的移植西学运动，成果显得辉煌，大有与国际史坛同轨、或同步发展的况味。不是吗？从物质文化史、商业文化史到表象史、身体史、阅读史、性别研究等等，硕果累累，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不管是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还是台湾学界同行，在这一领域都留有开拓与创新的广阔空间，尤其在面对西方学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确立自身的主体意识，如何将西方新文化史范型同中国本土问题结合起来，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们期盼，海峡两岸学者携手相向而行，写出汉语学界新文化史的扛鼎之作，为国际史学做出中国历史学家的应有的贡献。

最后，还是回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上来。倘要问，它会发展到何种面貌？考虑到时代与社会变化的因素，史学自身的变化因素，还有其他的变化因素，总之，其发展进程充满了变数，今日恐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测，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