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已向我们告别，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了。20世纪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它的行程，激烈动**，曲折坎坷，称之为天翻地覆，并不为过。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描述：20世纪是在全球动**不安中落下帷幕，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行，透着朦胧的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

这是出自西方史家对20世纪行程归纳的一种声音，姑妄听之。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回顾与总结20世纪的世界史，将有益于人类在新世纪的前行。于是，了解与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及其走向，也成了史学工作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今天要讲的是后者。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学史上，西方史学也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迄今也经历了2500多年的历史进程。行至20世纪，西方史学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溯源与蕴藏于西方史学的传统中，又对今后的史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时间所限，我下面所讲，只能就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略说一二。

就其大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总的走向。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这句话。

一、从西方史学所历经的五次转折来看

20世纪的西方史学，流派纷起，诸说风行，史家辈出，佳作成林，呈现出一派互争雄长与此消彼长的多元格局，如同儿童手中的万花筒那样，精彩纷呈。然而，20世纪西方史学的壮观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当然是历史的延续，就是说，它也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用“五次转折说”来概括这一行程。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蕴含了先民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社会的进步促使神话色彩日益淡化，多彩的世俗生活取代了浪漫的神仙世界，呼唤从神走向人，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诞生，不管怎么说，他的传世名篇《历史》终究是一部“人曲”，批判方法的初步运用，记叙体史书的奠定，在西方史学史的路标上写下了最初的文字：西方史学的创立。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公元5世纪前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广泛的历史回响，初兴的基督教因而在帝国境内蔓延，圣奥古斯丁以他的《上帝之城》，不仅对风雨飘摇与多事之秋的罗马世界作出了回应，而且由此也开创了基督教史学的新天地。经过重新构建的基督教历史观念，颠覆了古典史学（希腊罗马史学），支配了西方中世纪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对后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次转折，发生在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年代。大约从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运动之火由意大利发端，终在西欧大地燎原，人文主义思潮弥漫，历史给其时的人文主义史家一项任务，那就是如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言，“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在他们高扬的史学旗帜上，人们看到一个大写的字：人。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在西方，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而这个世纪中的“皇冠”，戴到了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头上，但独霸的兰克及其学派终由巅峰下落，至19世纪末发生了德国“新史学派”与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论争，“新史学派”的代言人兰普勒希特成了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最早的一座桥梁，在桥的这一头是西方传统史学，在桥的那一头是西方新史学。

第五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如同冰层下的激流，正在蓄势待发，而此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不过，这一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到了5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新史学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至7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又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于是有不断出现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新的力量又出现了，对新史学的挑战也更激烈了，比如后现代主义史学什么的。

由上述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说”，可知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史学的传承离不开变革，它是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使史学永葆强劲的生命力，因而史学的转折也就应运而生了。

二、从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三股主要势力来看

纵览20世纪的世界史学，概括地说来，主要有以下三股势力（或史学流派），这就是：西方新史学，从阶级属性而言，即为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主要说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五六十年代追随前者而在中国新时期仍勃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传统史学，即沿着从古典史学到近代西方史学路数而延伸至20世纪的西方旧（或传统）史学，而这主要又是指兰克学派。

一般说来，由于上述这三股势力的角逐，推动了20世纪国际史学的前行。不过，这三股势力的博弈，不是像中国古代魏、蜀、吴争斗，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20世纪的世界史学没有“三国时代”。因此，对这三股势力的流向及表现还得作点具体分析。

西方新史学的概况已如上述。需要稍作补充一点的是，它在20世纪上半叶还很弱小，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的“夹击”之中，但它毕竟有后劲，越是这样，就越加发展。一方面，它很聪明地回应了仍有强大实力的传统史学，在创建新史学的同时，又不忘继承传统史学优秀的史学遗产；另一方面又理智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接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者在逐渐消弭对立状态，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从彼此接近到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了。

在20世纪的世界史学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对西方史学还是对我国史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就后一点而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我们，并不全是负面的，也有不少积极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对它的史学发展史作出认真的总结，以吸取其经验教训，虽则这个国家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是不可能随之消失的。我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中，说过这样一段较为形象的话，也许对了解与认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有点帮助，大意是：史学的成长与发展，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苏维埃的国土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疾风骤雨，摧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那里的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环境中，备受折磨，艰难生存，苦苦地在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和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难道不应为我们所吸取吗？

至于说到西方传统史学，它行之有年，垂垂老矣，似乎总该退出史坛了吧？然而，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史证实，老树发新枝，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仍呈现出强大的实力，卷帙浩繁的“剑桥三史”问世（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为显例，即使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甚至在新史学运动蓬勃发展的美国，仍有像恪守传统史学的“顽固分子”，如希梅尔法布之流，在1988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短兵相接”向新史学发起了正面的冲锋。其实，从史学发展的相联性而言，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总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的史学传统之中。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西方新史学揖别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携手经过革新的传统史学，终而成了“霸主”。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答曰：现当代西方新史学。这说起来，还真的让我们有点不爽，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能引领当代史学潮流者，非西方新史学莫属。

三、从西方史学发展中心的国别转移来看

西方史学的发展，迈入近代门槛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史学发展中心。从国别来看，大体说来，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发生，因此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学中心在意大利，尤其以16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史学为其发源地，马基雅维里和圭昔阿狄尼都是生活在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的著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大概到了17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心逐渐转移，转移到法国，至18世纪伏尔泰史学，法国俨然成了新中心，一个领导当时西方史学潮流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大本营”。19世纪是兰克史学及其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天下，因此德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史学令人瞩目的“霸主”，不仅向欧洲，而且向美国，发射出它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从表面看来，西方史学如同各路诸侯争霸，没有哪一个能称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如文化形态学派显威于前（20世纪30年代前后），年鉴学派称雄于后（20世纪60年代前后），此后新文化史纷起、后现代主义史学挑战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似乎是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景观，但真的要问，这个时代的史学的国别中心在哪里？个人以为，还是选择美国较为适宜。

说起美国史学，它其实起步很晚。正当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史学仍比较落后。历史学家赴欧、尤其是到德国兰克那里“朝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边疆论”，从此开始，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走上了坦途。

不过，由于美利坚民族的开放性与实用性，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色彩斑斓，内容宏富，其发展趋势是趋向于多元的，这种形势为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我个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为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国别中心，大致还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其一，把异乡的种子移植到本土开花结果。美国史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处处显示出它的根在欧洲，这种历史的姻缘关系，欧美史学的合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不过，20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得仰赖于美国，没有后者的支撑，它也许就会沦于平庸，而失去在国际史坛上的影响力。比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所做的“心理史学”，只有到了美国人的埃里克森那里，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又如，现代计量史学的“排头兵”是法国，但它只有到了美国，才在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那里获得了全面而又充分的发展。于是，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才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亮点”。

其二，网罗世界各国之良史。在这方面，美国人也占尽了便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少欧洲史家亡命美国，尤其是犹太裔的欧洲史家更是栖身在那里，战后，许多欧洲史家留在了美国，举一个与我接触甚多的美国史家伊格尔斯，他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各地，是我国史学界的常客和老朋友，他原是犹太裔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美国公民和美国历史学家。中国之“良史”（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不断地从大洋彼岸传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史识与新见，常令国际史学界刮目相看。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有这样的本事把别人家的“良才”挖到他们那里去。无怪乎，美国历史协会的13000会员中，竟有5000余名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的“异乡人”。

其三，史学的国际化趋势。这里就美国史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全球化时代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观念，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在20世纪、尤其到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史学那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美国史家看来，“历史研究没有国界”。他们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与宏观视野，从事跨国界的历史研究，留意从全球文明的角度选择课题。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大作都可为之作注。

四、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来看

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或走向）来讨论题旨，这应当是切中肯綮的。对此，学界从不同的方面，已作过一些论述。在诸多的论断中，个人以为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及其趋势所作的分析最为精到。他提到了“四个转向”：

1.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

2.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

3.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

4.从研究方法上，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的爬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转向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

以上罗先生所论虽是当代美国新史学，但也从总体上反映了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总体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罗氏所言，第一点说的是历史写作的体例；第二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内容；第四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我这里再补充两点：

一是从传统的单一型的史学研究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多个分支学科就是由此而来的。

另一是从陈腐的以西欧中心论为指导的世界史转向从全球视界出发的全球史。这是全球化时代在历史学家治史观念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映。

总之，以上六个“转向”反映了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历史进程，也从中映照出20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变革。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句话，希望能对大家了解与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大势有点帮助，至于当代西方史学将如何发展变化，我不敢妄自揣测，暂且拭目以待吧。

答培训班学员问

报告结束后，我与培训班学员们就讲演内容以及讲演内容之外的东西，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沟通，大家提的问题很多，现归纳成以下几个，一并回答如下。

问：我们都是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学生平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令我们困惑，常常使我们陷入窘境。在中小学，历史被当作“副科”，也常常被语数外“欺负”，为其让道，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答：你的问题使我立刻想起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他在被学界誉为“年鉴学派的宣言书”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就以回答他的幼子“爸爸，历史有什么用？”作为开篇，然后以通俗的语言，从历史学的用途说起，娓娓道来，叙述他的也是年鉴学派后来弘扬的史学思想。在说到历史学的功能时，布洛赫指出它的魅力首先在于能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终而认为历史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我在这里不赘述布洛赫的治史之宏旨，可以这样说，这本仅7万多字的中译小册子，却包含有深邃的史学精义，这是西方史学大师为社会大众所写的“普及读物”。

“历史有什么用？”这的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人曾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之说，历史学似乎属于前者，又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我没有能力阐释这一很玄乎的命题。在这里，我想说一些个人的体会，我的学生们，经常要我“题词”，我为他们题得最多的是两句，一是“历史是民族的史诗”；一是“读史使人明智”。这两句都是西儒的名言，前一句出自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之口，后一句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弗·培根说的。

“历史是民族的史诗”，从整体的或抽象的层面，说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它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是民族或国家认同的共同基础，是引领我们寻找精神家园的路标。换言之，它应当成为提高一个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的内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决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所遗忘的角落，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

“读史使人明智”，从个别的或具体的层面，说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于个人而言，则是一本人生教科书，读点史吧，它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人文情怀、心智修养、审美意蕴等等，具有为其他学问所无可取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大凡读史者，对此恐怕都有一种收获“明智”的感受吧，这就不多说了。

由此说到历史学科在中小学的地位，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们在大学里当历史老师的，也是时有所闻的，我们的下一代怎么能漠视自己民族的绵延不绝的历史，无视世界各国的丰富多彩的文明，这种短视行为应当得到不断的矫正。

问：我对你刚才讲到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说”印象很深，它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这些原本较少接触西方史学的人，也能略知一些。你能否就西方史学转折的条件或原因作点补充呢？

答：好的。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通常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然也是如此，在我说到的西方史学五次转折时，它的每一次转折一般说来是时代的呼唤、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诉求，比如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经的古代的“世界性大战”希波战争给希腊世界所带来的激烈的社会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对整个西方社会所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之火，为近代西方社会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个道理，大家都是知晓的。

倘说史学的转折的原因，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个人以为，史学的转折还应从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变化那儿去寻找。以第四次转折为例吧，表面看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事实上，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方社会并未有如前述三次史学转折时很明显的社会变革，但从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这次重大转折的条件却已具备：其时，占据19世纪西方史坛的兰克学派已发展到鼎盛，犹如登山，登峰之后就开始下山了，走下坡路了，从兰克学派内部的最先发难到1890年前后的新旧史学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论争，都意在说明，传统史学（旧史学）必须变革，这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新史学成长与发展的需求。由此我们看到，从史学自身那里寻求转折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也许比前者更为重要。在这里还需补充一点的是，史学的转折或变化相对于社会和时代激烈变化时的迅猛，总是滞后的，比如第五次转折不可能即刻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还是要等到过了十多年，史学才发生了一次新的“重新定向”。

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不可能包办一切，它只是提供一个指导原则，如上面说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学的研究还有其自身的理论，只有重视与发掘后一点，才会使前者更加丰润，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历久弥新，万古而常青。

问：我想提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问题，但它也是我们历史教师经常会遇到的，那就是中西史学之间有哪些异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大，会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限于学识，我也只能就其最主要的异同，说说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首先说中西史学之“同”。西方史学自古以来，从古希腊史学追求史实的可信到近世兰克信奉的“如实直书”，“求真”发展成了西方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这与我国古代史学的治史原则是相合拍的。其次，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东西方历史学家的理念也是相吻合的，无论是西方史家所宣扬的“垂诸永远”，还是中国史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都是说的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对历史学所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认同。因此，“求真”、“垂训”是中西史学所共同拥有的史学遗产。

至于说到两者之“异”，诸如它的缘起、史书内容、编纂体例、修史制度等多个方面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相悖。我这里只说及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点，那就是中西修史制度的不同，制度决定或制约其他，中西史学的发展可为之佐证。在古代西方，修史是一种个体的私人行为，比如希罗多德修《历史》、修昔底德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似乎都与当政者无关，古罗马史学虽有浓烈的“政治史学”的色彩，但史家修史依然是一种“个体行为”，李维如此，塔西佗也是这样。这种私家修史的机制与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私家修史，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其典范。但就总体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当政者就设有“史官”，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也。这种设置经历朝历代而渐趋完善，至唐代更是设立“史馆”修史，此后“史馆”修史更盛，视为修史之“正途”。应当说，中西史学的这种修史机制是各有利弊的。在西方，因为是“私家修史”，这就为史家的独立思考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但由此也造成了历史记载的中断与缺失。在中国，由于史馆修史的“集体行为”及具有的优越性，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的原始资料，也使中国的历史不致中断，我们的“二十四史”流传至今，已成为被西方史家推崇的“世界史学上最突出的成就”。但集体修史，官方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学理性思维的建构。

问：最近有一件事与我们息息相关，那就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教科书中关于张衡地动仪的描述，其实那是个复原模型而非东汉时的古董，知其真相后，我顿时有一种被骗和羞愧的感觉，因为我们过去向学生传授了一个谎言，你说呢？

答：我个人闻知后，倒没有像你那样强烈的感受。我以为，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实相总是留有距离的，历史研究只能是一条渐近线，大概永远也不能与历史实相这条线重合，这或许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吧，因而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历史研究者“前赴后继”地为它作出贡献。至于说到“老师的谎言”，真是无独有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美国人詹姆斯·洛温写的一本书：《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在那本书中，作者举了多个案例，用以说明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所充斥的谎言，它通过历史教师之口传给学生，谓之“老师的谎言”。这真是骇人听闻，其实这“老师的谎言”源出于历史教科书，是它惹的“祸”，怎么可以怪“罪”于老师呢。你们看，历史教科书中的“造假”，中西皆然。在我国，不仅是历史教科书，而且延伸到其他，比如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去年就不时引起争议。在我看来，中小学教材屡受质疑，无疑是件好事，特别是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因为它承担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民族或国家认同的最基础知识的任务。我个人又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工作仍是滞后，总不能跟上各门学科自身前进的步伐，老师照本宣科，总是把一些陈旧的观念和过时的知识教给学生，怎能不被人讥之为“老师的谎言”。我个人还以为，我们的教材比如历史教科书，编得较为呆板，就是说不怎么好看。我联想到时下颇受读者追捧的民国时期的几种语文老教材的重新刊印，比如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内容生动、文字活泼、充满童趣，为什么我们的新教材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编出来的东西却不怎么受欢迎，甚至受到批评。当然，重拾老教材是不可能的，不过由此能否给我们编写教科书的先生们一些启示呢？

问：你刚才说到中小学教科书编得枯燥，不够有趣，但我个人觉得学界的历史著作也是这样，多是“高头讲章”，艰涩难懂，总之，也不怎么“好看”，你觉得怎么样？

答：对此，我深有同感。多年来，我也是一个习惯写“高头讲章”的人，理精义明，自以为是，写出来的东西，或自娱自乐，或在业界少数人中流传，以致自己也觉得不给力了。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些误区，至今还在阻碍我们的前进。比如，搞历史专业的人以为不写出一些艰深的专著，体现不出自己的水平，总把“易懂”等同“通俗”，把“通俗”视为“庸俗”（或“媚俗”），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对此，我想以现代英国史家屈维廉说过的一段话作答，大意是：不要以为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东西，工作严谨或思想深刻就应当是晦涩难懂；他指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写出明白晓畅、容易为众人读的东西，常常是用满头大汗换来的。真是智者之言，一语破的，发人深省。我在上面提到的布洛赫写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不只是用满头大汗，而且可能是他毕生治史心血的结晶，我们能小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不包含有厚厚的“含金量”？

又比如，把写大众化的普及读物（或入门书），视为掉身价、档次低的事情，这自然也是一种误解（或偏见）。须知，能写出为广大读者深受欢迎的读物，不仅用“满头大汗”，而且需要本事，不是靠拼拼抄抄就可以草率完事的。更何况，你的学问再深厚，倘“藏之名山”或束之高阁，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因而，如何把高深的理论、渊博的学识转化为社会资源，即为大众社会所乐意接受的东西，进而为全民族的公民素养的提升作出贡献，是摆在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进言之，由历史学扩展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更是现时代的需求，民众的呼唤。我们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写出“好看”的历史读物，以回报社会大众。

问：在校任教的中小学教师，尤其是历史教师，每周课时多排得满满的，你觉得应当如何挤出时间、课余进修提高呢？如果说要阅读点书，你不妨给我们开个书单或推荐几本书，好吗？

答：好的。现在大家都很忙，但作为一名教师，需要不断地“充电”，就像你们使用的手机那样，不“充电”就无法接听，无法获取学界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就只能照着上面颁发的教科书照本宣科，那多没劲啊。在现代社会中，既然历史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师，尤其是中小学历史教师就肩负有向我们下一代传授正确的历史知识的任务，倘我们自身仍在原地踏步，那怎么能行。怎么办？同志们来这里参加“国培班”进修，听我讲一点西方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要大家回去向你们的学生“复制”这些东西。而在我看来，学一点中外史学史，则是作为一名历史教员的一种必要的素养，这将有助于你们的业务的提高。

当然，对广大的老师而言，读书自然就成了“充电”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国宋代思想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真是至理名言。是的，知识的作用，对个人而言，则是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则是哺育一种好的“风气”。这些道理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说了。

你说要给你们开个书单，我想了一下，这很难。不过就你们都是历史教师，从事的都是历史教学工作，因而读书又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刚才在题为《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之大势》的讲课中，曾为此主题，给大家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如果说要进一步的话，我以为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类，俗称“黄皮书”）包容西方名家名著，不妨都找来浏览，挑自己喜欢的再精读一下，持之以恒，定会有大的收获。诸位给学生所讲的历史，古今中外都有，因而阅读的面要尽量宽广些。不过就与历史教学直接有参考价值的，我推荐两本：一为世界史方面，可以看看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的新景象；一为中国史方面，樊树志教授的《国史概要》（缩节本《国史十六讲》），个人以为它是一本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读物，也是一本“好看”的书。

以上所列，未免挂一漏万，这当然也包括我对大家提问的回答，以及我的“主题演讲”，都仅供参考吧。

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作者附记：本文最初为作者在淮北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教师“国培班”上的演讲稿，后因《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教授所约，整理成文，刊发在《历史教学》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