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博士曾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一书中，提出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个主要问题：（1）民族国家上升到主宰高等教育的地位，但是当代有一个回头走向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主义的运动；（2）在高等教育内部，坚持传统和要求变革之间的争夺，以及在变革内部要求优秀和要求平等之间的争夺，每一方都在强化；（3）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道德行为，旧时的规范的控制作用削弱，不再起控制作用，大学内部发展新的文化行为方式；（4）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使命和高等教育未来的课程发生争论。[1]这表明，美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经历高等教育扩张时，也面临着与我们今天同样的处境。比如，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学术的斗争，同样需要多方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解决办法仍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使命，而且“高等教育和历史不能彼此回避”。

谈论起大学的使命，有太多的人值得怀念。但我认为，最容易被人遗忘而又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就是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他的演讲录《大学的使命》曾与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以及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一起并称为世界高教史上的经典著作。在60年代美国遭遇与我们目前同样的困境时，克拉克·克尔经过审慎的反思，认为“《大学的使命》比四十年前和它成套的几部经典著作更加针对21世纪的课程讲话，而且这是为2000年和以后写的一部经典著作”[2]。一部西班牙作品，一个处于高等教育边缘地带的国家的学者在马德里大学所作的演讲，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值得处于世界高教中心的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如此好评呢？

与其他国家学者的学术风格迥异的是，奥尔特加在1930年面对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时就极其自信地提出，西班牙不需要仿效别国的教育模式，因为“模仿将是毁灭性的”。他不接受英国保存大学非专业方面的模式，不接受过分强调科研的德国模式，而是要一个西班牙式解决方法。奥尔特加认为，首先，我们应该直接而明确地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因为这与大学的改革直接相关。大学的功能应该包括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四项职能。但是，现代大学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他主张在大学开展文化教学，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体系，并把它作为一项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因为这种“普通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

但是，当代文化科技之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呈现爆炸式增长，在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威胁，因为任何一代人要吸收如此繁多的科技文化成果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奥尔特加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我们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教育机构建立在“教育的经济原理”基础之上，儿童或青年学生无法学习和掌握所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知识。因此，现代大学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学的课程设置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教学内容作为大学的核心，当作大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奥尔特加认为，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所谓“文化修养”，是指人的精神。培养“基本书化修养”，就是应该向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他认为，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把“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地展示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宽广世界。他甚至认为，应该把“文化系”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他进而指出，目前所谓“探索性研究”在大学占主导与支配地位，这种发展趋势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唯科学主义”思想也一直在困扰着大学的发展。那么如何处理文化、专业与科学的关系呢？奥尔特加为大学规定了科学的附加功能。[3]

奥尔特加有关大学使命的思想表明，一方面，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文化教育，而不是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文化和专业被经院哲学取代，大学的根基必须触及各类实验室汲取养分。大学需要与科学进行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大学也需要与社会、历史以及现实保持接触，但是大学又必须坚持自己的客观文化立场。显然，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因为从古希腊“自由教育”到我国古代的“大学之道”，都是要求准备受教育者既是社会的领导，又为了生活的管理，同时也是面对时代重要思想与重大问题的需要。尽管奥尔特加并不接受英式教育的模式，但他的思想似乎有一部分也根源于纽曼19世纪50年代的大学理想，“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因而，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4]在纽曼眼里，大学的存在既不是为了使人变得有学问（非研究性），也不是为了工作做准备（非专业性），也无法使人变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而是为了获得知识做准备（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因而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此说来，当教育的结果越是趋向建立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想体系时，它就越接近于纽曼所宣称的自由教育所具有的理智美德。所以，现代大学依然不要忘记，普通教育的根本目标从来就是教育本身和受教育者这一状态，因而大学教育仍然应该抽绎出这种无时无地不相通的共同人性。正如斯图亚特·密尔所言，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企业主或专家。这依然是现代大学之根。

但是，克拉克·克尔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还为现代大学增加了另外一个目的：帮助社会和大众从比较“实利主义的消费”转到比较“文化的消费形式”[5]。因为实利主义的消费正在极其大量地消耗着本就十分稀缺的物质资源，文化消费就不会这样。另外，实利主义的消费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还会带来“摆阔性的浪费”“不快乐的经济”和“富裕的挫折”。文化消费则会带来多样化的享受，却又具有较少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文化消费所要求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低廉，却能获得较大的满足。因此，大学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形成合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技能”，更加注意丰富课程文化，更加注意构建周边环境的文化内涵。这难道不正是针对目前我国高的等教育弊端的一剂良方吗？不正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启示吗？

在我国目前的大众化背景下，特罗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职能”压倒“高等教育的自主职能”似乎正成为一种事实。也就是说，大学保存与传承高雅文化、增进个人智力发展的自主职能正在让位于劳动力市场训练和以资助为基础的科研这一公共职能。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似乎也正在一点点挤压着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6]但正如克拉克·克尔指出的，这些并不意味我们可以让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压倒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所以，面对目前这种状况，我们的大学应该更坚决地守护教育的本质和自己的基本使命。

然而在现实的大学生活中，尽管各种各样的人及其观念的碰撞让大学校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是根据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基于普遍价值和目标的“学术共同体”的理想应该从来没有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存在过，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大学模型的“理想类型”而已。正如自从产生了大学，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大学，大学只有唯一使命的情况，“知识、美德和实用，即推动知识的进步，促进社会、道德和宗教行为规范的遵守，以及为高级职位或专业培养人才是大学在整个历史上最主要的三个目的，而在关于大学目的的讨论中，一直有人提到大学在这三个目的中不断改变侧重点。高等教育外貌的不断变化以及欧洲诸大学地图的不断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侧重点的改革有关，与这三种目的的重要性的变化有关，以及与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集团）对于每一种目标的优先考虑程度有关”[7]。可以说，纽曼提出的大学理想是英国式的，奥尔特加提出的大学使命是西班牙式的，克拉克·克尔提出的大学目的更多地具有美国特色。但是，大学之所以为“大”，正是因为它具有的独特气质与全球共通的职能与使命。这种东西是可以跨越国界的。“假设我们可以打碎现有的大学，可以随心所欲地重建之，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我们不会把它们建成一个样——都像英国、法国的、美国的或德国的。但不管留有多大余地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们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8]

因此，在中华民族宏伟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我国的大学可以根据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模式，在责任伦理支配下履行自己的独特职能与使命，而不是依据信念伦理包揽太多，负载太多……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则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面对前辈们的真知灼见，我只能说，再次赞同现代大学的最基本使命就是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并使他们达到当前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或者，从哲学上要把人培养成自由人或完整的人，或从社会学角度说要把人培养成人性的守护者、未来社会的领导者等。换句话说，现代大学的根本使命依然是把传统智慧和时代思想传递给未来的世世代代，而创造新知识、高层次专业训练、特定社会的高雅文化、社会既定的道德以及社会的改造等都应该只是成为大学的“附加功能”。

在当代，世界上“多数大学和学院如火如荼进行的改革仅仅停留在实用的层面（pragmatic level），几乎没有几所大学考虑到大学使命与特征这一更深层次的变革，而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呼唤的正是这种深层次的变革”[9]。这依稀也是目前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群体的写照和缩影。那么，在这种大众化的改革背景下，现代大学生是不是能感受到学习和生活的快乐呢？如前文所述，也许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以至于顾不上自身的价值，忘却了生活的真谛，忽视了心灵的力量；也许他们把现实社会看得如此的实际，以至于把自身命运与财富的积累视为一体，放弃了崇高的信念，失去了远大的理想。现代大学虽然曾经把促进学生个体人格的发展与完善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但学生本人的目的却更加转向了职业和收入，很多学生对真正体现大学本质特征的“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不再或很少感兴趣。[10]尽管如此，我们对今天的大学也不必过分悲观，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就曾经这样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求。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正因为大学理性的基础性与恒久性，现代大学才能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长久地存活下来，因而现代大学一定要使学生和公众都理解大学最终和最基本的使命应该是什么，大学不单纯是提供获利的计谋和就业单位的场所，而是要激发他们理性的光辉和力量，培养他们坚持长远地、全面地看待个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所需要的能力。现代大学最终要让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养成人类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与文明精神，从而具备理性的力量；并通过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最终能够寻求到全民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寻求全社会命运之根本。

[1]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

[2]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98.

[3]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5-99.

[4]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

[5]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6.

[6] 具体内容详见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关于从大众化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的转变的思考》等系列文章。“高等教育的公共生活”包含除教师和学生以外的其他人所做出的一切影响学院和大学的计划和决定；“高等教育的私人生活”则是实际发生在教室、图书馆、课桌上和办公室里的事情——从事教和学的教师和学生的一个个时刻，一天天的活动和相互影响。

[7] ［比］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二卷）［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45.

[8]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

[9]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1.

[10] 美国近期一项调查表明，75%的大学生把经济上的成功看成是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只有40%的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是一个能培养有意义的人生观的机会，这和20世纪60年代学生的动机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