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觉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的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利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1]

——弗兰克·富里迪

布鲁贝克曾经转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其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只有合乎独特的大学理性哲学模式的文化，才会在这种严格条件限制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淀成大学长久的文化特质。至少，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气氛：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所有人思考，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美国著名思想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第三卷《大学》中指出：“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2]再联系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五卷“论教育”时指出，大学的改革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以它为基础的政体的建立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即“研究院和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基础、贮存库（向社会提供原则使其生机勃勃）和源泉（向社会提供知识和教育使政治制度的机器转动）”。为此，他发出了“崇尚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政体是理性的政体；自由大学只能生存在自由民主政体之中，自由民主政体也只能生存在有自由大学的土地上”的感慨。[3]因此，结合本书前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只有大学理性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为什么20世纪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存在着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完全排斥科学、理性与自由，认为只有忠孝仁义及其诗书文章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然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及其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从乐观主义角度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所说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称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所谓“轴心时代”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发生时期大致是在“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的数世纪”[4]；发生地区大概是在北纬25°—35°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他们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5]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6]。雅斯贝尔斯称：“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7]而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世界似乎正酝酿着一系列的巨大变革，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化时代”，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不管如何称呼，都表明了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即一是人类生活面临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但当前时代还有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1918— ）所称的“多元困境”，或者是池田大作（1928— ）所说的“负面重力”[8]。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其中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等就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根据这三个特征，人们开始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第二轴心时代”则是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名字。[9]因此，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可以捕捉到如下方面的新意识，即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亲证（生活）意识等。

另一方面，从悲观主义角度看，始于美国，然后迅速蔓延全球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惠及了千家万户，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政策使大学“公共职能”浮现，融入社会公共生活。与此同时，大学“自主职能”与价值自由观念渐渐消隐，“大学责任”一词日益和高等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从更深邃而广阔的视野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世界历史主流的因知识与资本的全球流动而导致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蔚为壮观，直至成为潮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成为一种强势逻辑，直接撞击大学理性精神，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的转型。这种全球化的市场力量的肆意攻击使得“流动性”成为新的流行语，这似乎意味着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不变的或安全可靠的，而曾经的所谓本体和力量都将失去稳定的外观而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屈从于市场经济的任性。发达世界的福利国家面临崩溃，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恐惧感、不确定性逐渐潜入许多人的生活中。伴随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经济比政治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公民变成了消费者，商品的买卖就是一切。这种由资本之“主义”主导的市场化运作逻辑逐渐遮蔽并压制了由理性之“主义”主导的大学学术化运作逻辑，“经济主义”的市场逻辑开始泛滥到校园学术生态的每一个角落。象牙塔内部的学术研究与象牙塔外部的市场价值主动勾连而衍生的“学术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并深入大学的骨髓，进而表现为大学理性、责任伦理与价值自由的消隐，校园文化生活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学术创造力的萎缩。这种由外及内与内外勾连而产生的压抑教育主体性现象导致了当代“大学理性失范”。

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相互挤压与张力，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合法性危机”首次成为人们的议论焦点，由传统大学理念的退隐引致的诸多“不自由”迫使公众重新思考诸如大学自治、价值自由、终身教职等问题，开始探讨“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界限，有关“大学教育为谁服务”“大学应该怎样提供服务”“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谁来监护高深学问的看守人”等方面的争论再次风生水起。然而，当我们将这些话题与争论放到“大学理性及其行动类型”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审视时，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完全是无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按照韦伯在20世纪初的看法，官僚体制在当时实际就已成为大学系统的外在环境，即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并慢慢渗透到包括现代德美大学在内的现代大学系统内部，因而从那时候起，学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就几乎不可避免。按照伯顿·克拉克在20世纪末的说法，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变化趋势大致包括了四点极为重要的思想：（1）理论知识的编码是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2）知识工人阶级、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关键或越来越成为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3）促使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尽可能多的能从中受益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4）高等教育体制是“轴心结构”，大学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10]。这实际表明，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正是基于大学系统对于民族国家与社会文明的愈加重要，官僚系统越来越通过财政手段控制大学的绝大部分经费，导致昔日“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推进，商业文明凶猛地入侵大学校园，两者的合力使“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已是“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大学表现出了众多“病态”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拉克·克尔感叹道：一方面，“我们距离一个单一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事实上，它们现在多数更加处于民族国家内部被控制的公用事业的地位”[11]；另一方面，对高等教育系统来说，“纯粹的学术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民族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尽管“一些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而且“高等教育从民族国家的趋异到几乎比较普遍的重新趋同，大学通过服务于学习世界而更好地为它们的国家服务”[12]。因此，尽管当前大学理性仍然备受压抑，责任伦理与价值自由依然在很多方面严重缺位，然而当代高等教育的这种整体转型又开始让笔者鼓足了信心和勇气，继续运用大学理性与大学行动的有关理论成果，对当前中国大学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1]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封底.

[2] ［美］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 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64.

[3] ［美］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 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78.

[4]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7.

[5] 同上书，第9页.

[6] 同上书，第8页.

[7]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8] 即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压力和危机感，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危机、各类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等。

[9] 王志成.走向第二轴心时代（总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328.

[10]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4-45.

[11] 同上书，第34页.

[12] 同上书，第3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