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高等教育效率、质量和适应性，为高等教育发展扩大资源基础，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主要目标。

公共服务机构的低效率，一直备受公众的指责，高等教育当然也无可幸免。高等教育的低效率也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政府的拨款永远嫌少，但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却是一笔一直没有算清楚的账。由于高等教育管理的专业性，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也没有相应的问责制度，高校甚至不需要对公共资金使用的效率承担任何责任。成本控制本不是公共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强项，历来也未得到管理者的充分关注，造成宝贵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公立高等教育的成本与私立高等教育相比居高不下。在我国，公立高校生均教育成本多在每年2万元左右，一些高校更超过3万元，而同时民办高校的生均教育成本被控制在每年3000—8000元。尽管一些客观原因（比如退休人员工资、教育条件和质量等）增加了公立高校的成本，但公立高校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公立高校也像政府一样出现了职务犯罪。报载，2006年，高校集中的海淀区，法院受理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无论是涉案量还是涉案人数，较之前年同期均增长近3倍，涉案高校多达14所，其中绝大部分为经济犯罪。[1]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阿格西教育集团教务长杰克·萨尔茨（Jack Sites）评价说，美国新闻界要不是对高等教育怀有这么高崇敬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现象，那就是腐败、欺诈和管理不当绝对充斥着整个高等教育领域。[2]

许多研究都揭示，公共服务机构与私营企业组织相比的低效率，与公共服务机构自身特点有关。像高校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过程专业性强，不易监控；结果的显现需要的时间长，且影响其结果的因素复杂，不易评估；其服务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效率不能成为唯一的目标。这些原因使得对这些机构的无论是战略管理还是过程管理，都相对困难，低效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然而，“新公共管理”致力于解决公共机构的低效率问题，它提倡的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技术，虽然或许难以将公共机构的效率提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但是，对它提出的原则和技术的适当应用，应对改善公共机构低效率的状况有帮助。“对于大学教育来讲，管理主义和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其好处是能够唤醒大学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专业化，更有效运用资源，提高本地大学教育的竞争力”[3]。

在公共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引入竞争机制，只有那些证明自己的教育质量有保障的高校，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而不是平均地分配公共教育资源；只有那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对资源使用做出现实和详细规划的项目，才可以获得公共资源的资助；每个项目的负责人要对项目资金使用的效果负责，详细报告项目取得的成果和资金使用情况。这些做法有助于促进高校调整发展战略，改进校内管理，提高组织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

在高等教育中引入竞争机制，也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近年来也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因为大众化和普及化使得高等教育成为与一般民众关系密切的事业，也正是由于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质量与精英时代相比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在我国，还因为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而造成生均教育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是政府和高校的共同责任。竞争机制有助于激发高校提高教育质量的积极性，像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提高质量是高校在竞争中占得先机的必要条件。高校要保证本校的教育质量，需要争取到更多的教育资源，需要招收高素质的学生，招聘高水平的教师，提高管理效率。资源要向政府和社会争取，有竞争，质量高的学校比质量低的学校更容易争取到；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社会公信度，才能招收高素质的学生；要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广阔的发展空间，方可招聘到高水平教师。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估，是政府除增加高等教育资源外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不多的可选择策略之一。为什么美国大学能迅速超过有几百年办学经验的欧洲大学，而且越办越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认为，“最主要的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大学是国家垄断的，政府管得太多，而美国的大学是高度竞争化的。在竞争制度下，一所大学要发展，吸引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就要不断地提高质量。有竞争，优秀的人才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会有更充分的学术自由。”[4]

对高等教育的适应性，近年来公众也颇有微词。学生抱怨学校没有教给他们以后工作需要的知识，企业抱怨高校提供的毕业生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流传在网上企业家致大学校长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家企业董事长质问大学校长：“你们心中眼中根本没有用人单位——我们这些真正的用户！就像我们要制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必须要用负责任的态度了解客户需求一样，你们的大学何时了解过我们企业的需求？你们的产品是‘学生’是‘人才’，可你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谁是你们‘产品’的真正用户，也更不关心这些‘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质量高不高、好用不好用。”[5]大学恐怕不能对学生的抱怨和企业家的质问置若罔闻。学生是大学的服务对象，企业是大学的用户，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忽视它的服务对象和用户的不满，而不面临困境。传统的象牙塔不存在了，“如果大学想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和目的，那它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6]。高等教育必须严肃地对待社会的要求，并认真地做出回应。高等教育哲学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转变不可避免。大学的领导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Shih Choon-Fong）2000年6月在其就职演说中说，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应该走向社会，面向世界，配合全球知识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大学应该是全球知识企业（global knowledge enterprise），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这些财富不是指金钱利益，而是知识的不断创新，培养学生具备企业家精神。[7]

大学是现存的历史最长的组织之一[8]，它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大学中还有一群由这个传统培养的，从这个传统获益的，最善于为自己的传统辩护的学者。面对变革，大学固有的保守性使其比其他机构遇到更多的抵制，非借助市场的巨大力量，恐怕难以打破大学自我保护的坚固壁垒。市场是一个老师，它告诉大学应该做什么；市场也是一个行动者，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大学朝向它所指的方向变革。“市场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不断刺激学院和大学，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9]

争取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改变大学财政单靠政府的情况，形成多样化资金筹集渠道，弥补公共教育财政的不足，是许多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市场化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中国大陆教育‘市场化’主要是针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不足，故要动员非政府或官方渠道来创造更多学习和升学机会”。[10]显然，政府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若非多渠道筹集资金，我国高等教育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

高等教育营利从而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不是市场化的目标。一些私人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营利，政府不应禁止，正像不应禁止私人资金进入其他服务领域一样，但政府应鼓励非营利的私立高等教育。“一所大学不大适合变成一个赢利性的机构。一所大学一旦变成一个赢利性的组织以后，它就免不了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再好的大学一旦它变得以赢利为目标，就会走下坡路，至少不会成为一个研究型大学”[11]。大学不同于企业，大学的顾客也是它的教育对象，顾客的素质直接影响大学的质量。如果大学营利，以“成本加利润”确定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必然要收取高额的学费，可能很多高素质的学生都会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被拒之门外，这不利于高等教育提高质量。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公共服务性质，要求政府需承担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

[1] 王亦君.北京高校职务犯罪增长3倍，海淀涉案高校达14所.中国青年报，2007-03-22。

[2] ［美］理查德·鲁克.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M］.于培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3] 李晓康.管理主义、市场化与大学评价：香港的经验 ［A］.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高等教育市场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4.

[4]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

[5] 黄鸣.企业校长PK大学校长——致大学校长的公开信［DB/OL］.http：// hmtyn.blog.sohu.com/ 16435976.html.

[6]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

[7] 李晓康.管理主义、市场化与大学评价：香港的经验［A］.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高等教育市场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2.

[8]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9]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92-93.

[10] 莫家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高等教育市场化：起源于理解 ［A］.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高等教育市场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7.

[11]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