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对一批青年学生发表了题为“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韦伯指出：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功用，是“为世界除魅”，使人“头脑清明”；从事学术事业最重要的原则是理智和理性，无论理智将其引导到多么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都不能放弃理智；学术事业“不涉及终极关怀”，只提供事实判断，不提供价值判断，“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教育事业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是以恰当的方式将学术问题呈现出来，使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独立思考；所以，教师不是精神领袖，“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待的地方”，“在课堂上，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1]毫无疑问，大学教师“以学术为业”，按照韦伯的观点，他们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应该以理智为原则，政治和价值观都应被排除在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之外。

韦伯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在大学史上，这种观点相当流行。在韦伯之前有纽曼，他说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在韦伯之后有赫钦斯，他说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他们都反对大学染指政治事务。而且两人都做过大学校长，都在一定范围内实践过自己的理念。

幸运的是，纽曼执掌的是一所天主教大学，由教皇支持，与世俗政权关系疏远，而赫钦斯执掌的芝加哥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这为他们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尽管他们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但他们的实践却远非是成功的。[3]他们太过理想化了，他们的观点不切实际。

考察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学几乎从未完全置身政治之外，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教会，教会在大学的影响力削弱之后是民族国家和政府，各种政治势力千方百计地对大学发挥影响，促使大学服务于自己的目标。在现代社会，大学更是既不能够，也不应该置身于政治之外。

现代大学是公共机构，主要由政府利用公共资源建立和维持，也接受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捐助，承担公共责任。政府总是愿意并可以做到采用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要求大学为实现它的规划和目标服务，这些规划和目标有非政治性的，但经常带有政治性，比如，对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治社会化，国家安全，等等。1958年，美国出台《国防教育法》，政治权力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教育的影响力，推动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改革，使教育在“冷战”时代成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4]“在南非，一些大学竟然为种族隔离政策摇旗呐喊，而纳粹德国的大学又与反犹太主义者关系暧昧”[5]。“**”时期，中国的教育更被要求为“阶级斗争”服务，高等教育机构则直接参加了政治斗争。政府需要大学，正如它需要其他政治经济机构一样。其他政治性组织、大学的捐助者，也经常试图对大学施加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实中，几乎找不出一所大学完全没有参与有政治意义的活动。

现代大学也有责任承担政治性的使命，正如它要承担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使命一样。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思想和制度，为人类带来了福祉，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保存和发展这些思想和制度，是现代社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学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不单是制度，民主还是观念，是态度，是行动，是生活方式，没有坚持民主观念的公民的表达和行动，就没有民主。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是每个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杜威在1944年反思战争时说：

人生态度和努力是实现国际和平目标、促进经济安全、利用政治手段以增进自由与和平以及发展世界民主制度的战略中心。凡是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的人，必定能看到教育在培养习惯和态度上的基本重要性；这些习惯和态度是个人能够和热切达到和平、民主与经济安全的目标。[6]

教育对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没有我们所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 [7]

大学必须承担研究、解释和宣传民主思想，在学生中建立起民主观念的任务。

然而，大学宣传民主思想和在学生中建立民主观念，不意味着采用一般的政治宣传的方法，向人们灌输单一的、绝对的、没有反思的观念。这种方法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使用非民主的方法宣传民主思想，是一种讽刺，也无法真正达到目的。大学的武器是理性和理智，宣传民主思想，也不可以放弃这个武器，否则，大学与政府和政党的宣传机器就没有区别了。这意味着大学应该用严肃的、认真的、理性的、审视的、反思的方式对待民主思想，以及自由、平等、正义思想，把它们放在理性的解剖台上向人们展示。应该坚信，尽管它们已经是人类的主流价值观，是支撑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始终不是教条，不是理性探索的禁区（理性探索不应有禁区），一些问题仍需要解释和说明，比如，民主制度要避免多数人的专制，不能为了平等而完全不顾及效率，避免平等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等等。[8]“大学和学院里发起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论辩和研究，可以让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更适合于这样的社会”[9]。在教学中，应允许和鼓励学生对这些思想进行讨论，提出不同意见。大学要守护民主的理想，同时也要用理性解构任何宣称绝对权威的东西。

同时，应该坚信，对民主思想的理性探究，并不会动摇民主的根基，反而会使它的真理性更加彰显。或许如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所说的那样，宗教信仰只有信才能认识，自然理性对宗教信仰并无帮助，但民主理想不同于宗教信仰，它需要有理性基础。事实上，马克斯·韦伯主张的事实（或理性）与价值二分，并不是一般真理，在很多情况下，价值观都是植根于事实和理性的，甚至人类思想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大学教育不应夸大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割裂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联系，对教育来说是危险的，二者结合是大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在教育过程中，无须恐惧学生对民主思想提出各种质问，这并不会动摇学生对民主的信仰，反而会使学生更加看到它的真理性。相反，禁止对民主思想的理性探究和提出不同意见，才会窒息民主制度。

一个相关问题浮出水面，即大学守护民主理想的使命和学术自由的关系问题。一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理性将他引导到了民主的反面，告诉他我们的社会由精英来统治，而不是由民众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统治，会更加有效，人民也会更加幸福；另一位研究者声称他发现的证据表明，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完全是一个编造的神话”，那么，大学是否允许这些研究者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呢？学术自由原则不允许大学剥夺这些学者的发言权。对大学来讲，不能以守护一种具体价值为由，损害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学术自由。因为取消了理性原则，大学就失去了其核心价值，何谈要承担什么责任？真理在大学的学术活动（教育和研究，以及以学术服务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当然，大学的价值不会高于民主社会。但是，民主社会如果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还能寻找别的基础吗，还能长久吗？社会上流行的反民主的思想并不少见[10]，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完善。民主制度剥夺反民主者的发言权，是民主制度的讽刺；民主思想若不能经受反省和批判，也不值得相信。[11]

除了研究、解释民主思想，在学生中建立民主观念之外，大学对民主的价值还在于它可以造就精神独立的公民。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说：“所谓民主，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12]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是民主制度成功的关键之一。民主的最大危险，公民是沦为公共舆论的奴仆。大学教育造就有见识的公民，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视野宽阔，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了解什么是自己的真正需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知道如何与其他人沟通和协商，懂得宽容，对企图窃取民主权力的政客有充分的警惕。这样的公民是民主制度的宝贵财富。在美国，“从共和国建立之时，民主公民的政治教育就一直是高等教育的目标。教育必须包括帮助公民发展独立判断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行使权利以及承担所应承担的责任”[13]。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高等教育要坚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为学生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知识要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14]；叙述方式要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15]；教学过程要给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以教师的判断、以某个权威的个人或组织的判断为依据。

大学教育承担政治使命，并不意味着大学不选择、无限制地参与政治事务，相反，大学对于参与政治事务，要非常节制。事实上，在通常情况下，大学很难置身于政府的权力和有实力的机构的影响力之外，不得不为它们的政治性的规划和目标服务，但开明的政府不会强制大学做它不适合做的事情，比如，即使鼓励或要求大学参与对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议程，也不会要求它在招收学生和教师时放弃学术标准；即使要求大学对培养公民民主价值观承担责任，也不会要求它放弃理性原则和学术自由。大学机构和它的教授们也应该有选择地参与对大学来说适合的政治规划，在一些时候甚至要抵制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要求，比如，是否要为种族隔离政策摇旗呐喊，是否支持纳粹政府？以被迫为借口做出违心的事情，或者参与不适合大学做的事情，依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西方学者对“大学政治化”表示担忧，克拉克·克尔甚至同意“使大学政治化将毁灭大学”的说法。[16]他们的担心是，大学过多地参与政治性议程，而减少在学术主业上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降低学术标准；或者大学卷入党派政治，放弃自己的理性和价值原则。

大学不是政治组织，本就不该对所有政治议程负责，正如它们不应当对所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一样。所有工作都不能以降低学校的学术标准为代价。

在多党制政体中，大学确应小心避免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这里有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政治”经常被当作政党活动，所以才使“政治”名声不佳，被认为充满了欺骗和谎言。[17]对于这样的政治，大学真的应当尽力置身其外。但将“政治”理解为政党政治有些狭隘，民主事业不是政治事业？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不是政治事业？这是比政党政治更高、更大的“政治”，我们姑且称这个“政治”为“大政治”，称政党政治为“小政治”。大学对“大政治”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应当远离“小政治”。“只有在非政治化的大学里，学者才能‘思考而无需决定，观察而无需参与，批评而无需改革’；只有在这样一所大学，他们才能充分地‘思考和观察而没有偏见，批评而没有恐惧’”。[18]“当少数教员、学生和学生团体成为好斗的政治派别的代言人而相互争斗时，学校的科研、教学和学习便难以进行下去”[19]。而如果大学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聚集的中心，如果大学的学术研究充斥了不同政治派别的争论，如果大学讲堂成了教师散布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舞台，即使大学的建筑还存在，学生和老师还存在，大学的基本精神已经不存在了。

大学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应慎重考虑。

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机构直接投身政治行动。比如，西方的学生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中国学生运动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也风起云涌，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更是与校外社会同步，积极开展所谓“阶级斗争”。学生和教师都直接参与了这些政治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陈独秀就是北京大学教授，以致北京大学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20]

但是，大学以这种方式投身政治，并不一定值得提倡。它容易使大学成为不同政见者斗争的舞台，占用教师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学校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妨碍大学实现它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经常以肯定的态度谈论20世纪初到30年代我国高校的政治运动。的确，当时的政治运动是爱国的，是进步的，然而，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情况并非正常状态，是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政府又没有承担起它的责任的情况下，大学挺身而出，担负起民族、历史责任。虽然值得称赞，但不宜当成高校分内的责任。[21]

教授们经常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公开发表看法，有时一些教授联合起来发表正式的政治声明。这也是参与政治的方式。对于教授们公开发表政治观点或政治声明，作为学校，尽管不应提倡，也不宜制止，因为即使这不是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也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教授们在发表政治观点的时候，应当谨慎，对发表的言论和声明要深思熟虑，以免破坏教授群体作为追求真理的知识者的形象。教授们发表错误言论的情况并不少见。当年巴黎大学的教授们就曾声明支持对圣女贞德的异教罪和巫术罪的判决，一些德国教授也曾声明支持希特勒。如果一位教授决定投身政治事业，他就应该从学校辞职。教育和研究工作是一项需要奉献精神的任务，政治活动也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需要智慧和精力的事情。

大学则不宜以机构的名义发表政治声明。第一，具体的政治行动是政府的事情，不是大学的事情，正像政府不应干涉大学的学术探索一样，大学试图干涉政府执行其法定权力也不明智；第二，尽管大学对像民主、正义这样的基本政治原则有研究和探索，但对于具体的政治行动却经常缺乏经验和技巧；第三，大学的政治声明经常要在紧张的危急时刻发表，经常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不能代表它最好的学术成就，犯错误在所难免，一旦犯错误，将使学校在公众中的形象严重受损；第四，若学校的政治声明没有得到响应，就不能起到作用，若起到了作用，也经常会同时给学校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可能会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导致外部支持减少和控制增加，大学一旦卷入它不熟悉的政治旋涡，就很难脱身；第五，大学的政治声明可能导致学校分裂，破坏学校的学术自由，学校的政治声明可能在校内挑起不同政治观点之间的争论，而在争论中，那些学术地位较低的教师会因为学校的声明而失去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22]所以，大学卷入具体政治事件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

大学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不应超出学术活动的方式。我们不妨重申学术活动的基本规范，这些规范对于大学参与政治活动同样适用：“按照科学方法，没有经过公开的检验和逻辑上能够再现的证据，并不推翻老的假设，或接受新的假设；科学方法责成调查人联系具体的问题而不联系发出问题的人或团体；科学方法规定评估人义不容辞要根据结果做出判断，而不是根据真实的或转嫁的意图；而且科学方法迫使每一个有关的人谦卑，这种谦卑的态度来自懂得，所有一个人的理论必须每天经得起公正的判断，可以加以精练，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被改正。”[23]

[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7-53.

[2] ［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3.

[3]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梅·亚德利“序”）； ［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附录一“赫钦斯与名著阅读运动”）

[4] ［美］里科弗.教育：美国的第一道防线［A］. 瞿葆奎，马骥雄.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72-178.

[5]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R］.蒋凯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7.

[6] ［美］约翰·杜威.民主信仰与教育［A］.杜威.人的问题［C］.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21.

[7] ［美］约翰·杜威.民主信仰与教育［A］.杜威.人的问题［C］.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27.

[8] 关于积极价值之间的冲突，可参看伯林.两种自由概念［A］.［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C］.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9]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R］.蒋凯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6.

[10] 2003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一书，提出中国儒学除了心性儒学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政治儒学传统，而这一政治儒学传统乃是足以代替西方政治传统解决中国目前政治需要的伟大资源。“民主不是天下公器，亦不是世间共法”，应该按照儒家的政治安排设计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11] 但是，要坚持的是，学术自由只是发表开展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不是行动的自由。就像有一个讲台（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讲台），大家都可以在上边表达自己的思想，你表达的思想很激烈、很极端也没有关系，但你不可以用拆掉讲台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12]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66.

[13] ［美］J.P.尤班.美国大学的政治化［J］.国外社会科学，2002，（6）：98.

[14] 一位日本高中教师对日本学校历史教育中关于日本入侵中国事件的教学现状作了以下说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把‘侵略’一词说成‘进入’，本不真实。关于侵略内容只有两三行字，不能充分表达意思。许多学生反映，关于战争事实，学校几乎没教什么，根本不知道。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存在着不触及本质，或避开不讲的倾向。好的教师能讲30分钟左右，而大部分学生是什么也没学到，对战争毫无认识就算学完了，这就是现状。”［日］本泽二郎.中国的大警告［J］.中外书摘，1997，（5）.

[15] 封建教育把“关关雎鸠”解释为“后妃之德”，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把中国2000余年的历史解释为“儒法斗争”，我们也经常说《红楼梦》“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这都不是客观地呈现知识，而是将知识按照某些人的主观需要随意解释。

[16]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6.

[17]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政治是一个诋毁性的称谓，犬儒主义使政治变成了肮脏的交易，没有哪个自尊的人选择政治作为职业。”［美］J.P.尤班.美国大学的政治化［J］.国外社会科学，2002，（6）：98.

[18]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6.

[19]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R］.蒋凯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9.

[20]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从红楼到燕园”）

[2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22]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245.［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9-287.

[23]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