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强调理性原则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而信念、价值观似乎不是理性的内容，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大学教育的社会道德责任通常认识不足，在西方大学教育研究文献中，对大学的道德和价值观问题关注不多，有一些人明确指出大学教育不包含道德，比如纽曼和韦伯。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包括，在西方教育理论中，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他们的父母有优先的权利。[1]人们担心学校倡导统一的价值观，会威胁家长的权利，威胁个人的自由，造成思想专制。约翰·密尔（John S. Mill）曾说：“若说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分交在国家手里，我反对绝不后于任何人。”因为“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权势者——无论是君主、是牧师、是贵族、或者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2]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道德当作与宗教信仰一样的私人事务，而非公共事务，道德教育自然也非公共教育的任务。[3]

但理论家们由于误解而过分谨慎了。道德与宗教不一样。信仰诉诸内心，是私人的东西，而道德是个人与其他人打交道时的规范，不完全是私人的东西。如果对道德教育的内容适当地限制，只保留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遵守的基本的、重要的、有广泛社会意义的规范，注意保持学生的个性，并不会威胁学生的思想自由。理性不是人们的唯一需要，勃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说，“理性的或科学的态度是许多德性中的一种；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那是所有的德性”。[4]学生道德和价值观的养成也不必然危害大学教育的理性原则，相反，大学教育的理性原则还需要适当的道德规范来维持，比如敬业、奉献、诚实等。

哈佛大学以“THRUTH”为校训，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探索和发现真理，传播真理，还要捍卫真理。尽管“真理”主要应解释为经过理性和实践检验的真实的判断，但“真理”也被解释为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美国《独立宣言》第二段开头便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当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学的责任和使命中，对“真理”的后一种解释需格外小心，应该把它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否则，可能会束缚大学的探索精神，危害学术自由。毫无疑问，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人类的安全、效率和幸福的重要性，绝不低于科学和技术。大学教育有守护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责任。

事实上，公众并没有理论家们的过分谨慎。1980年秋天，盖洛普在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对“你赞成或反对在学校进行道德和道德行为的教学”的回答，总人数中有79%的人赞成。[5]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 伯林格认为，大学的主体性目标应当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大学要不断探索永恒性真理的来源与发展；其二是大学要为现实社会的问题承担道德性的责任义务，对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给出良性的见解与参考答案。[6]在中国教育理论和公众观念中，学校（包括大学）不对学生和社会承担道德责任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理论家们的谨慎态度对大学完成道德责任带来了负面影响。无论是中国高校，还是西方国家高校，道德教育都存在不少问题。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大学道德教育的“荒凉时代”。在理论家们谨慎态度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大学对科学和技术教育的重视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己的道德责任，造成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道德混乱，道德相对主义泛滥，正义感和责任感丧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场加速智力和技术训练的运动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道德教育重新表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7]。尽管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出发，强调了大学教育的道德责任，使大学步入了“德育复兴时代”，但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布鲁姆仍然批评美国大学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摧毁了真与善”，未建立起学生的道德理想。布鲁姆进一步认为，相对主义价值观不仅破坏了道德，而且腐蚀了理性和科学，“文化借助人们共有的、独特的能力——理性，来促进所有人自身的发展。为了把握人的发展情景，科学所作的最新尝试——走向文化相对主义、历史决定论和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学说——成为了科学的自绝”。[8]

在中国，尽管政府极其重视高校对学生的道德和价值观教育，强调高校的道德责任，但高校在道德和价值观方面遭遇的困境并不比美国高校少。高校学生中存在的道德理想缺失，正义感、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缺乏，太过关注物质和权力而忽视精神和高尚等现象，经常受到批评。更糟糕的是，一些高校和教师的道德水准也经常受到怀疑，“教育腐败”竟成为公众和研究者经常谈论的话题，比如，考试舞弊，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学校乱收费，学术腐败，学校在事关学校利益、声誉的各种评审、申请中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行为，学校个别领导干部和职工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行为，办学过程中的不规范、不公正行为，等等。[9]虽然对于教师职业成为“圣职”人们有争论[10]，但教育机构的失德和腐败是无法容忍的。

不用说失德和腐败，大学不重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都绝对是个错误，未能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道德教育都绝对是失职。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公平和正义、关爱和和谐，需要道德和价值观来支撑，而大学在培育社会道德方面的责任不可推卸。即使单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也能说明大学在道德方面的责任。大学很认同“知识就是力量”，很重视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认为这些方面的品质可以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带来效率，可以为社会带来财富；但道德也同样是力量，谁能说员工的责任感、献身精神、合作精神对提高机构的效率不重要，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不重要？大学总是认为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最关心它们的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更加关心新员工的道德品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合作精神、进取和敬业精神、关爱和社会责任感绝对是国家实力和竞争力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道德和价值观对社会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尽管大学对社会负有道德责任，但它们并非“社会的良心”。人们（包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谈论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11]一般来说，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大学应该坚守和维护人类基本价值观，不能为世俗所左右，不能随波逐流，应对社会中不公正、不道德的现象进行批判；第二个意思，大学成为世俗的教会，成为社会的“灯塔”和领袖，“造就公众心灵”。[12]

第一个意思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应该大力提倡。第二个意思就需要谨慎。据说知识阶层适合作为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因为“以学问为职业的人在社会中没有真正特殊的利益，从而比其他人更容易考虑‘社会的总体利益’”。[13]这种说法似乎值得怀疑。尽管大学有守护社会基本价值的责任，但它既不是社会道德的“仲裁者”，也不是“社会之舟”的舵手，“社会之舟”的舵手是人民自己，或者人民选出的代理机构，大学是顾问，是善意的、深思的、知识渊博的提醒者，而不是决定者。如果它的建议屡被采纳，说明它明智和睿智，但它并不能因此获得充当社会领袖的合法资格，大学并不持有大写的“真理”，知识分子不是救世主，社会也没有授予他们作为社会“导师”的特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为帝王师”“为天下师”的心态，他们为自己确定的角色不但是文化启蒙者，而且是社会实践的主要策划者。[14]但这种社会角色并不符合现代民主观念，应该抛弃，承担新的顾问角色。克拉克·克尔很清楚这一点，他提醒学术共同体的成员牢记：（1）他们并不是社会内唯一有权评价社会的人——这是全体公民的一个一般的义务；

（2）他们并不必然比社会中的其他人已经或者赋有较高的道德意识，或者较好的概括判断的品质。他们对道德或者对判断都没有特别的垄断，要是抱有或者宣称任何这种幻想，可能是自拆台脚。[15]另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的道德责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问题。虽然两者通常是一致的，但学术自由与公共价值观的冲突也经常发生。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提高高校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这些言论都受到很多指责，指责者说他们背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

我们不去评论具体的观点，但面对这些情况，应该坚持，大学对理性的责任高于它对道德的责任，理性是高等教育行动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特定时间，就具体问题，公众的多数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社会的基本价值，大学守护的应是社会基本价值。茅于轼为自己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说：“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16]知识分子和大学的道德担当要求他们坚持真理，不随风而动，不随波逐流。厉以宁说，“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17]但是，当研究者发表与公众多数意见不一致的研究成果时，尤其要特别仔细地检查研究的每个细节，保证结论是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和符合逻辑的论证之上的。[18]

道德和价值观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有人说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正如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不是将文化放置在图书馆、博物馆，而是要安置于人的心灵一样，道德和价值观的守护也要将它们安置于人的心灵。所以，教育是实现守护人类基本价值观使命的主要途径。大学教育要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安置于学生的心灵。

要解决大学中道德教育的方法问题。中国大学政治思想和道德课程很多，占用的教学时间也很多，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教育方法不得当。中国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惯用灌输的方法。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对思想灌输有本能的反抗。除此之外，思想灌输还违背了大学的理性原则，还可能被一些教师用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这种方法应该谨慎使用。

跟大学的其他教育一样，道德教育同样应该遵循理性原则。教师要明白，大学课堂不是教堂，大学教师不是牧师，教材也不是《圣经》，他不能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说教，他应该随时准备接受学生对他的言论的质疑。所以，大学的道德教育，“与其说应该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真理，不如应该努力鼓励学生对复杂的道德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19]。尽管我们不同意韦伯教育与道德无涉的观点，但却非常同意他的“在课堂上，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的说法。要让学生接受一个普遍的道德规范，就要说服他们，最好是让他们自己说服自己；学生也需要对具体的、复杂的情景中潜在的道德问题有充分的敏感，才能很好地实践道德规范，而不能等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才意识到道德问题的存在。道德教育宜更多地采用讨论和推理的方法。

可以多采用具体的事例在学生中开展道德问题的讨论。比如，1982年中国医科大学24岁的大学生张华舍身救起掏粪老人，关于张华的死是否值得，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通过讨论和推理，让学生理解，道德的基本原则是普遍的，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类生存、发展和秩序的基本保证，维护这些原则的重要性超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和任何一个具体事件的成败。有些人认为，在超市偷窃不过是减少了不义企业的利润。通过讨论，让学生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支出，是从消费者口袋拿钱。一些学生可能认为撒谎在一些情况下是允许的，要让学生思考，如果人人都撒谎世界将会怎样。要让学生相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则要使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提供充分的证据。

但道德推理方法也存在一些危险，比如，可能教会学生“更加聪明地为他们自私自利、不道德的行为找到辩解的理由”，“许多观察家怀疑，最难解决的道德问题是相互对立的基本价值观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20]使用讨论和推理的方法，不意味着老师就不能就一些基本道德原则，比如要诚实、不偷窃、关爱生命、要和平不要暴力等，表明立场。在道德教育中，教师显然不能完全中立。但是，表明道德立场，不中立，也不意味着思想灌输。在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看来，“一个教师只是向学生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的行为并不属于思想灌输。只有当他把自己的道德观强加给学生，拒绝引用反面论据，或者利用成绩和规定讨论主题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时，才是在进行思想灌输。”[21]学生对教师的立场提出异议，或者置之不理时，教师应该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也信任学生的智力水平，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做法。

道德教育不单是通识教育的任务，也是专业教育的任务。专业伦理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医学教育、工程教育、教师教育、法学教育等领域。医学是人命关天的，一个好医生不仅要医术高明，而且要有责任感，有爱心；工程实践经常需要很多人通力协作，既要保证技术先进，效率高，也要考虑环境保护、以人为本；教育工作事关少年儿童的未来，不仅要求教师知识渊博，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高超的教育艺术，还要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处处、时时做学生的榜样；法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法律工作者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不能贪赃枉法。其他领域，在商业领域不能欺骗，作会计师不能做假账等。专业伦理有针对性，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结合在一起，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大学道德教育的途径是多样的，不仅是通过课程，也可以通过学校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实践，在活动和实践中受到的教育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大学的以下活动都与道德教育有关：校史和校庆介绍；入学前的读书计划；入学教育计划；一年的新生讨论班；利用嘉勉奖励制度强化道德行为规范准则；利用一切有教育意义的机会组织校园论坛或者校园对话会；以宿舍区为基础的学习；社会服务活动；政治俱乐部和宗教活动等。[22]中国高校的课外活动与各种社团活动、校外活动，如“三下乡”和创业实践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但组织者和参与者通常从增进学生的能力的角度看待这些活动，需要明确这些活动的道德意义。

[1] 马凤岐.自由与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权利与自由”）.

[2] ［英］约翰·斯图加特·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5.

[3] 作为政治思想家，洛克深知教育在维持自由的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因为人民的认同是维持自由制度的关键。所以，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他同时提出了一种教育理论。但是，在洛克的教育理论中，仍然不愿将教育的责任交给政府，而宁愿依赖家长，他甚至要求父母不要在学校，而要在家中教育他们的子女。参看［美］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M］.邓文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导论）21-22.

[4]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6.

[5] George H. Gallup.The 12th Annual 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 Phi Delta Kappan，September 1980.

[6] 朱晓苑，唐帼丽，王璇.对通识教育现实发展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力，2007，（4）.

[7] 施晓光.挑战与应答：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德里克·博克《大学与美国前途》评介［J］.高等教育研究，1996，（6）.

[8]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2.

[9] 杨东平.论教育腐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2）.

[10] 在日本，曾有人提议使教师成为像宗教团体中的神职人员一样的“圣职”，对这一提议有很多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圣职”化限制了教师的自由。参看［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442-443.

[11] 王生洪.大学是社会的良心［N］.中国教育报，2006-07-21；李嗣涔.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EB/OL］. http：//www.edu.cn/renwu_6123/20071101/t20071101_262903.shtml.

[12] 枯宁吉姆提出，大学的三项职能分别为：教学、科研和“社会领袖”，即“造就公众心灵”。他认为，虔诚和德行曾经限制了高等学府的教学内容，但现在，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些词所包含的大部分权威。所以，作为世俗教会的大学，已经在这里增加了诸如“社会良心”“民主或人道的价值”或者更为灵活的“社会化”等道德价值观念。参看［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徐辉，张民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46.布鲁贝克这本国内广为流传的著作的最后一章标题即为“作为教会的大学”。大学成为社会的灯塔是赫钦斯的理想，他在《学校社会》一书中发问：“大学究竟是为社会服务还是批判社会？是依附于社会还是独立于社会？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是迎合眼前的实际需要还是传播及光大高深文化？”依照他的观点，应该是后者。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卷）［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90.

[13]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由教育与责任［A］.刘小枫，陈少明.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6.

[14] 在中国文化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传统：道统、学统和政统。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道”通于自然与人伦，是天地间最基本的原理和规则。《大学》中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其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服务的。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文（学统）的等级关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毕生追求的就是那个天地间万物无所逃避于其间的“道”，他们希望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的道统来安邦治国，企图以道统来驾驭政统。这样的道统，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别的什么人，无论是大权在握的帝王将相还是腰缠万贯的富商，都没有资格领受。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5）.

[15]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6.

[16] 茅于轼的BLOG，http：//blog.sina.com.cn/maoyushi.

[17] 厉以宁.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压力，坚持真理［N］.财经时报，2005-03-12.

[18] 2000年7月11日，沈阳刘涌因涉嫌黑社会犯罪被捕。2001年9月19日，辩方律师邀请14位法律界著名专家在钓鱼台大酒店召开“刘涌案”论证会，并形成一份专家签名的《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辩护律师将“意见书”提交法庭。2002年4月17日，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涌死刑。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刘涌死刑。此案中，“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出台，备受指责：第一，法学专家未经认真调查就得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结论；第二，参加论证会的专家收取了当事人支付的“车马费”。此事件使参加论证会专家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专家所在学校的学生甚至呼吁抵制他们开设的课程。

[19] 施晓光.挑战与应答：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选择——德里克·博克《大学与美国前途》评介［J］.高等教育研究，1996，（6）.

[20]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5-146.

[21]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4.

[22] 李曼丽.今日美国大学的道德和公民教育——课程与教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