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学术知识共同体重要性的不断增长，加上由于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而产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前所未有的扩张，使欧洲大学不堪重负”，“大学被期望承担的职责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相互矛盾”。这是欧洲大学校长会议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1]其实不独在欧洲，其他地方大学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说：

真正的转变是朝向要做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对太新、太多和太不相容的饮食有点消化不良的问题。转变是从有限的和或多或少的学术职能到无限的职能转变。高等教育（或者，更好地，中学后或第三级教育）越来越被利用在任何被认为可能对私人或公共福利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且有时不注意贡献的学术内容。[2]

只要社会有需要，而且认为大学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它的需要，它就会用各种方式要求大学去做。不能期望社会对大学自身健康发展给予充分关注，现代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多，而这些要求对于大学来说，并非都合理，有些不利于大学健康发展，比如，要求大学过多地参加“平权运动”，降低分数从特定群体录取学生，等等。

由于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是利益和价值观多元的社会，所以，它对大学的要求不仅越来越多，而且经常相互矛盾。比如，精英阶层更关注大学教育质量，对大学教育大众化态度消极，而在精英教育阶段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一般大众关注的问题则是大学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时代变革对大学提出严峻挑战，大学必须面对这些挑战，严肃地考虑应对挑战的策略，而不能将头埋在沙子里。大学及其成员必须从大学核心价值出发，从大学健康发展角度，认真对待社会各方面要求，确定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对大学责任的理解，基于特定高等教育哲学，是联结大学成员的基本价值和规范。不仅各社会群体对大学的期望不同，大学内部成员的教育哲学和价值观也不完全一致。价值冲突是固有的，不仅存在于大学与社会之间，也存在于大学内部。但价值冲突亦非总是消极的，人们尝试各种方法解决或缓解价值冲突，大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冲突和由此产生的张力，是大学不断进步的动力，是大学创造力的源泉。

回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各方面要求，大学的改变不可避免，但在改变中，应当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柯林斯（J. Collins）和波拉斯（J. Porras）写道：“与大众的常识相反，对社会变化做出合适的第一反应不是问‘我们应该如何变化’，而应该问‘我们代表什么和我们为何存在’，这应该是永远不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做其他任何改变了”。[3]当社会各种势力、各个阶层要求大学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大学也准备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的时候，大学及其成员必须认真地对自己提出以下问题：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在完成核心使命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它能够承担哪些社会责任？承担这些责任对它实现完成核心使命和坚持核心价值将产生什么影响？大学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长处和资源？

为了获得一个方面的合理性而做出改变，可能失去另一个方面的合理性。对于大学而言，“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确定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事业，什么是根植在其历史、功能和积累的传统中的”。[4]

没有一个机构是无所不能的，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比如一间企业，有很多事情值得做，像提高员工的薪酬、服务社区、支持环境保护事业、慈善捐助，等等，但企业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是为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为股东赚取利润。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做所有其他高尚的事情都不能以损害其核心价值和核心使命的实现为代价。它不可以不计成本地提高员工的薪酬，不可以整天给它的员工放假，不可以允许员工在上班时间随意参加社区服务，不可以将保证其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投资拿来做慈善事业。大学同样不是无所不能，它也需要坚持自己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克拉克·克尔说：“校园首先是一个学习的中心，用赫钦斯的话来说越来越变为一个‘学习的社会’。它是对一切需要教学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人，给予和接受高水平的教学的杰出的场所，是通过科研和反思获得知识并且使知识可以给予所有对它有兴趣的人的杰出的场所。”[5]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为受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创新知识，保存和传承文化，它的核心价值是跟随理性追寻真理。大学所做的任何工作，同样不可以以损害教育质量、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为代价，不能以抛弃理性和真理追求为代价。

大学的“美国模式”得到广泛肯定，但也经常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大学“大规模地符合社会的需要已使高等教育处于一种危机和损害学术价值的压力和**之中”。[6]由于亟于帮助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并且有大量经费唾手可得的**，大学已经忘记了要去分辨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工程学科、政策学科、管理学科迅速发展，并在学校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学科的教授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而历史、哲学以及古典学科不断萎缩；建立诸如道路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方政府研究所、城市犯罪研究中心等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机构，而像历史、哲学研究机构却为生存而挣扎；接受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委托，承担没有学术价值、校外咨询机构完全可以完成的研究项目，而基础科学研究、人文学科研究却得不到经费支持；教授们热衷于担任营利和非营利机构的战略、法律、技术顾问，而在校内工作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教授和一些管理人员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而受害的是学生、大学事业，最终受害的是社会。学生得不到教授们应有的关注；教授的学术责任意识降低，由于成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顾问，并从这些机构获得薪酬，威胁到他们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威胁到他们对学术事业的忠诚；大学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下降；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被搁置。

这些情况岂止仅在美国存在？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获得研究经费和报酬，个别大学、个别教授甚至可以将法律和道德抛在一边，更不用说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

大学及其成员应该认识到，大学的智力资源并非其私有财产，教授的学术活动也并非他们的个人事务。大学教育是公共事业，大学的智力资源是公共资源，教授的学术活动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所以，大学和它的教授都没有权利滥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对于大学其他资源，比如资金、设施和设备等，同样如此，这些资源是大学完成核心使命和实现核心价值所必备的条件。在大学准备为一件事情投入时间、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时候，它必须为这些行动寻找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如此使用这些资源最符合公共利益，对完成核心使命和实现核心价值最有效率。

大学需要认真对待和积极回应民众接受大学教育的诉求，现代社会既有扩大大学教育规模的要求（知识社会、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也有扩大大学教育规模的条件（经济发展）。扩大大学教育规模有非常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大学教育规模与其总体质量像是跷跷板的两端，此消彼长。克拉克·克尔说：“破坏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系统最有把握和最快的方法，是迅速地迫使大量学生进入它的构成院校。这导致过度使用设施，教学人员和学生不满，以及学术标准降低。”[7]

正是由于大学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冲突，要求大学在扩大招生规模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教育质量问题，而不能将扩大招生规模作为忽视教育质量的借口。尽管我们基本肯定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大学大规模扩招，但对此次扩招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大学教育机构确实尚未在资源、教师、管理等方面为如此大规模的扩招做好准备，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大学的容纳能力，扩招的速度过快，使不少学校教育工作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没有对扩招全面规划，在制定和实施扩招方案的时候，没有同时制定和实施质量保障方案。

在规模与质量之间，应保持适当平衡。政治家可能更关心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育机会；而对大学来说，质量则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宜匆忙扩招；每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质量底线，如果由于扩招而触及这个底线，就应该坚决停止扩招，对达不到基本入学要求的申请者，要顶住压力和**，坚决拒绝，这在招生人数与学校经费密切相关的时候，尤其是学校经费紧张的时候，并不很容易；不是所有大学一轰齐上，都要扩招，每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和办学目标，一些学校可能不准备以规模取胜，更愿意坚持精英教育和质量取胜，政府应该与大学充分沟通，尽可能支持大学坚持自己的教育哲学。

在大众化时代，希望所有大学都保持精英时代的高质量，并不现实，但社会确实需要高质量的精英教育。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于高深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不同水平的教育放在同一个教育机构，会遇到很多困难。能力水平和学习动机各不相同的学生涌入同一所高校，经常造成学校规模过大，结构过于复杂，以至于在这样的机构，不得不对学生的学术要求、非学术管理的模式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标准，不得不对教师的聘用制度、工作安排、工资标准、科研资助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使得学校管理变得异常复杂，提高组织效率变得异常困难；学生和教师在同一个教育机构中的分化容易形成相互对立的集团，从而影响组织的稳定；不同水平的教育放在同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通常不是提高低端教育的水平，而是降低高端教育的水平。

如果有幸有大学在大众化时代仍然愿意坚持高质量精英教育哲学，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而不是设置障碍；如果没有大学愿意这样做，则需要政府精心规划，留下高水平精英教育的空间，就像20世纪50年代末，克拉克·克尔等为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发展所作的规划。[8]精英教育像传统大学教育一样，学生是高度选择性的，奉行英才主义原则，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可以进入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坚持高深课程、个别化的教育方法和严格的评价标准。在资源、师资和政策方面，这些大学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然而，在大众化时代，不能通过漠视非精英教育保护精英教育，恰恰相反，拯救精英教育的最好方法是扩大非精英教育部分和提高它的地位。显然，这是缓解精英高等教育压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在克拉克·克尔等人向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提交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总体规划中，“把社区学院的庞大扩张看作有国际声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第一条防线，否则加利福尼亚大学将被大量学术造诣比较低的学生所淹没，或者被攻击为试图坚持对进入高级地位的垄断”[9]。但是，两类（或更多）教育不应是隔绝的，非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在证明自己足够优秀之后，应该有进入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机会。

[1]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10.

[2]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3.

[3] ［美］ 帕特丽夏·J.冈普奥特.诞生于服务的使命：公立大学的优良传统［A］.［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为美国高等教育辩护［C］.别敦荣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85.

[4] 同上书，第86页.

[5]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25.

[6]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6-79.

[7]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

[8] 1959年2月1日，加州公共教育督察长兼加州教育委员会行政首长辛普森（Roy Simpson）和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向加州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个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经过州政府三次检查之后，得到实施。“总体规划”将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分为3个部分，并指定了每个部分的不同职能：“①加利福尼亚大学必须特别强调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对法律的教学和对医学、牙医和兽医的研究生教学有唯一的管辖权。它在高等教育中对授予博士学位被给予唯一的权力，但能同意与州立学院联合授予博士学位。②州立学院以本科生教学和通过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学作为它们的首要职能。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是主要由州支持的学术机构，总体规划授予州立学院教授进行与学院的首要教学职能一致的科学研究。③初级学院被允许提供到第十四年级水平为止但不超出十四年级水平的教学。它们必须提供为转学四年制院校的课程的教学，职业和技术教学，以及普通或自由艺术课程的教学。”［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1-152.

[9]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