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腊月二十以后，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
二十四日是交年节，意思是旧年和新年在这一天开始交接，年的序幕亦正式拉开，因此，这一天又称之为小年。过年了，虽然到处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禁忌还是无处不在。之所以贴这样的红纸条，就是为了防备万一犯忌，精神上有所解脱。禁忌首先是说话，有些话千万不能说，例如完了、破了、没了，只能说有啊、多啊、好啊之类的。饺子要是煮破了，就说煮挣了。孩子吃饭打碎了碗，大人赶紧说一句“碎碎（岁岁）平安”，那是化凶为吉的意思。对神灵和命运的敬畏，让大家处处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但人们终究还是快乐着。
腊月二十四日还是送灶的日子。灶王爷是个小神，小得不能再小了，何以会独享祭祀呢？因为灶是与吃饭有关的，在农业社会里，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民以食为天嘛。灶王爷之小，从他老人家的坐骑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坐骑叫灶马，是厨房里的一种小虫子。灶马爬过的地方，会留下不明显的痕迹，“蛛丝马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些词典中望文生义，将“马”解释成六畜中的成员，说“马迹”是马蹄印，那是搞错了。灶马很小，灶王爷就乘着这样的坐骑上天汇报一年的工作，于是各家都要备下酒菜果品送灶神，且用酒糟涂抹灶门，叫作“醉司命”。这都是贿赂灶神的意思，让他老人家喝得醉醺醺的上天言好事。到了夜晚，还要在床下点灯，叫作“照虚耗”。“虚耗”是殷实的反义词，这个“照”大致是驱赶的意思，总还是祈望丰衣足食。送过了灶君，紧接着的二十五日又祀食神，还是与吃饭有关的。祀食神用的是豆粥，名曰“人口粥”。为什么要用粥呢？因为“粥”的谐音是“足”，意思很吉祥。“有猫狗者，亦与焉。”过年真好啊，连猫儿狗儿也跟着沾光。
以上这些都是民间的习俗，千年不变的。但是，从绍兴十二年开始，在政界，腊月二十五日还是官员们竞相奔走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是宰相秦桧的生日。“癸未，以太师秦桧生辰，赐宴于其第……自是岁为例。”官家赐宴，百官驱贺，且一年一度以此“为例”，这就不光是秦氏的家事，而是政界的节日了。
有资格参加秦桧生日宴会的当然只是少数人，更多的官员只能以诗文进献为秦桧祝寿。那些歌功颂德的马屁诗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实在不愿再提，因为那中间充斥着一种**式的赞美，一惊一乍的，空洞而矫情，太恶心了。一大群冠冕堂皇的文人士大夫就这样簇拥在相府门前，挤挤轧轧地像一群吃屎的猪，因为有一句成语：近“猪”者“吃”，你爱吃屎根本不是你的过错，归根结底是因为你身边的猪太多了，大家都争先恐后，你不挤进去抢一口就明摆着亏了。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刻薄，而且就权利平等而言，任何人都有歌功颂德的自由，也有不歌功颂德的自由。
秦桧进封太师是在三个月前，在所有的荣誉称号中，太师已经是最高的了，所以有一个马屁精在给秦桧的生日贺诗中用了“天子恨无官可酬”的句子，这倒也是实情。太师这个称号古已有之，并不是从秦桧开始的，但有一件与太师有关的器物——太师椅——却是从秦桧开始的。中国古代的起居方式，在室内多席地而坐，桌凳和床之类的家具也都是低型的，与日本和式相似。李白“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其实并不是睡眠的床，而是一种轻便折叠凳，当时称之为胡床，因为古代建筑的窗子很小，月光是不可能照到卧室床前的。诗人应当是坐在门前，因此他才能“举头望明月”。宋代已完成了从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的过渡，当时有身份的人多坐一种有靠背的交椅。秦桧个子很高，坐在交椅上靠背便显得低了，无意中向后偃仰时，帽子或头巾容易坠落，这是很出洋相也大失威仪的。临安知府由此得到灵感，便令人制作了一种“荷叶托首”，装在交椅搭脑上送给秦桧，这种荷叶交椅亦由此流传开来。因为起初是专为秦桧制作的，时人称之为“太师样”或“太师交椅”，后来就简称太师椅。由于拍马屁而推动了某项工艺的进步，此为一例。
交椅这个词的含义比较丰富，它既实指某种器物，也是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正式坐上了忠义堂的第一把交椅，即标志着他在梁山泊取得了独一无二的领袖地位。有意思的是，大致也就从太师椅问世的那个时候开始，宋代的相权政治也拉开了帷幕。
宋太祖赵匡胤原是后周皇帝柴荣的亲信，然而他却在柴荣死后不久发动陈桥兵变。兵变的结果是他自己当了皇帝，还留下了一个心病，推己及人，他觉得部下的所谓忠心其实是靠不住的，要让赵宋江山长治久安，需得有一套强化皇权的政治设计，不让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后人一般只知道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却不大知道他是如何裁抑相权的，这可能因为裁抑相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过程，不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立竿见影且富于戏剧性。宋代以前的宰相是文武兼领的，一个“宰”字使其威权尽显。鉴于历史上相权过重危及君权的教训，宋初在制度设计上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将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三，设枢密院分其兵权，设三司使司分其财权，设中书省分其行政权。这三个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有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即使在中书省，他也不能独断独行。他名义上是中书的最高首脑，但设计中又有参知政事（副宰相）与他轮番执掌相印，用以防止宰相专擅。这样一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实际上成了皇帝的谋士和秘书，并没有多大的决策权。这中间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情节，宋代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据说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面前。等到送上文书回身落座时，座位已被撤去，从此宰相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还有一种说法，范质等人因心存顾忌，每事向太祖报告，无暇坐论，赐茶看座之制无形中取消。倘是前一种说法，太祖未免太小家子气，但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确是从宋代开始的。坐着还有一起商量的意思，站着就只有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了，这是相权下降的标志。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太祖皇帝的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除去最后那个结局，生活在北宋几乎是一种福分。老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无忧；政坛上亦群星璀璨，涌现了一大批能臣名相，像范仲淹和王安石那样的人物，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浩阔星空中也是光芒逼人的。但是在这期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臣专擅的局面。北宋末年的蔡京和童贯等人那样胡作非为，其实都是在皇帝的纵容下干的，他们最多不过是狐假虎威，至于挑战皇权，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靖康之难后，原先的秩序被打乱，先是在抗金战争中武人渐至坐大；而在打压武人的过程中，相权的扩张和专擅又有所抬头，终于开启了宋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权政治。在南宋王朝总共一百四十九年的历史中，相权专擅的时间长达七十年，其中秦桧专擅十五年，韩侂胄专擅十三年，史弥远专擅二十六年，贾似道专擅十六年，不仅占据了南宋历史的差不多一半时间，而且最后促成了南宋的灭亡。
分析一下这四位权相的家世背景，很有意思。
除去秦桧，其他三人的得道似乎都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名门之后加裙带关系。
韩侂胄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吴皇后）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他本人还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堪称皇后之家，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每一根都很有力道。
史弥远是孝宗朝宰相史浩之子。史浩是孝宗皇帝的老师，史弥远本人又是宁宗皇帝的老师，不仅是官二代，而且是帝师之家。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曾担任淮东防务的最高长官——淮东制置使，其姐为后富贵妃，理宗对她专宠有加。贾似道既是官二代，又有红极一时的裙带可资攀附。
也就是说，这三位之所以权倾一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使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多大能耐。
但秦桧没有那样显赫的背景，他基本上属于草根一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布衣，父亲虽然中过进士，仕途仅止于知县，而且很早就去世了。秦桧从小跟着母亲投靠舅父王本，孤儿寡母，寄人篱下，其牺惶困窘自不待言，童年的烙印对他人格的影响也可以想见。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桧少时曾因几千文钱觍颜告贷于富室，然“求益不可”。主人家里的馆客见他可怜，便把自己两匹绢的束脩拿出来资助他。王明清在《挥麈录三录》也记其往京师游学途中既无车马代步，又遭遇暴雨冲断桥梁的困境，一乡村塾师“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小歇。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而共榻。翌日晴霁，送之登途”。这样的情节自有一种悲凉中的暖意，令人感慨系之。这两个帮过他的人都姓曹，一个叫曹泳，一个叫曹筠，秦桧得势后，他们的举动都收获了巨大的政治红利。因为秦桧当时把这些都一一记在小本子上。为什么要记下来？知耻耳，励志耳，“苟富贵毋相忘”耳，这说明他从小就有一种出人头地的内驱力。“二曹”当时都是生活底层的乡村塾师，而秦桧本人早年因生计所迫，也曾从事过这个行业，以束脩补贴家用，他在述怀诗中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的叹息。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秦桧没有富家子弟的骄矜浮躁，却颇具市井小民的机警狡黠和干练务实。在太学读书期间，他就显得才华出众，很有办事能力。罗大经《鹤林玉露》载：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于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
“鄙事”即卑贱之事，也就是小事。孔子曾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既有远大的志向，又能从小事做起，这种人成功的几率往往很高。小户人家的门檐，孤儿寡母的身世，让他们尝尽了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也激发了他们超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心性。揆诸历史，从这类人中间曾走出了不少赫赫扬扬的大人物，他们的人格精神亦各有千秋，例如本朝的欧阳修和朱熹，虽也是从孤儿寡母的逆境中奋斗出来的，后来都出落成磊落高洁的饱学君子和伟丈夫。而在秦桧身上，这种经历则异化为一种病态的敏感和睚眦必报的小肚鸡肠，以及对权力疯狂攫取的贪欲，这大概是一种补偿心理，就正如矮个建筑师喜欢盖摩天大楼一样。小人而有才，又能自强不息，那就很可怕了，即使没有家世背景和裙带关系，只要遇上了适当的气候，也照样可以飞黄腾达的。虽然秦桧后来娶了神宗朝宰相王硅的孙女为妻，但客观地说，他的发迹之路主要是自己走出来的，与那根业已褪色的前朝裙带其实关系不大。
秦桧于建炎四年南归，绍兴元年进为右相，第二年罢斥，退居温州。绍兴七年复出为枢密使，第二年复相位。但若以“专擅”论，却是从绍兴十一年开始的，其标志是宋金和议告成，以及收大将兵权和诛杀岳飞。而此中的关键因素则是宋金和约中规定了南宋方面“不得辄更易大臣”，也就是保证秦桧当终身宰相。此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不仅没有更换宰相，而且不设次辅，这种局面是两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独相，且保证他终身为相，秦桧的专权就变得肆无忌惮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秦桧专权的诀窍就是把坏事做绝。
他首先从控制台谏开始。本来，“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是用来监视宰相的，也是皇权压制相权的一种手段。但秦桧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用自己的亲信出任御史中丞，凡是他不喜欢的人，就指使台谏上章弹劾，将他们赶下台。甚至有不少弹章就出自秦桧本人之手，台谏出面，不过是做做样子。这样，台谏就从天子的耳目变成了秦桧的爪牙，而执政官和台谏官亦犹如秦桧操作的一出走马灯，他通过台谏官把执政官赶下台，台谏官也因此升任新的执政官。过了一些时候，又被新的台谏官赶下台。经过不间断的清洗，不仅满朝秦党，从中央到地方编织成庞大的亲故关系网；而且弄得人人自危，满朝官员只能仰承秦桧的鼻息，不敢稍有违忤。即使是那些忠心耿耿的走狗，也往往朝不保夕。有一个叫杨愿的人，因追随秦桧而官至执政。但这个人拍马屁拍得过于恶心，例如在一次饭局上，秦桧“喷嚏失笑”，这本来是不大体面的事，但杨愿竟然紧跟主子，“亦佯喷饭而笑”。如此猥琐低劣，哪里还顾及一点士大夫的颜面。秦桧虽然当时“察其奉己，愈喜”。但时间长了，就有点讨厌他了。杨愿后来被逐出中枢，安排了一个宣州知州的差遣。有一次，表弟王炎无意中告诉他，说自己曾在一位退职官员的家中看到杨愿的一封信，“其问颇及秦之短”。杨愿当场吓得“色如死灰”，不久竟“忧挠成疾”而死。如同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一样，他是被吓死的。但他却不是小公务员，而是当过参知政事的执政级高官。由此亦可见秦桧的**威。
秦桧整人最常用的是两把刀子，一把是说人家鼓唱或附和“异论”。所谓“异论”，就是不同政见，说白了就是反对和议。这是拿路线问题说事，而且往往翻的都是以前的老账，属于政治清洗的余波。路线无小事，路线错误更是十恶不赦，任何人一旦被隆重加冕，就只能听凭发落永世不得翻身了。第二把刀子是选择性反腐。贪污腐败这种事，自古以来就不曾绝迹过，说出来自然千夫所指，人神共愤，但实际上为官者都在贪、都在腐。要说腐败，其实秦桧本人才是最大的腐败分子，可谁去反他呢？有一回，宫内缺少龙脑，官家问秦桧是否有。太师府里能没有吗？就随便拿了一匣进献。官家开匣一看，原来其中尚有广西经略使方某的亲笔题名和官衔，秦桧一时疏忽，居然不曾把送礼人的这张纸条拿掉。这件事让官家十分气恼，但也只好隐而不发。他无意于在受贿问题上苛责宰相；或者说，他并不反对秦桧的贪心，他所害怕的只是秦桧的野心。
秦桧的专擅让官家骑虎难下，在他眼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那就是维持对金和议。而要维持对金和议，便不能将秦桧罢免。他并不甘于成为傀儡皇帝，也并不缺少政治智慧。在一般情况下，他垂衣而治，听之任之，让秦桧在前台弄权，乃至风生水起。但必要时他也会果断出手，对秦桧的作为稍作裁抑，以显示君主予夺之权威。例如在绍兴十二年和二十四年的殿试中，原先排名第一的秦熺和秦埙都被他拿了下来。他不想让秦氏的门楣再罩上耀眼的状元光环，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在皇权与相权的明争暗斗中，官家一方面通过宠幸殿帅杨存中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让秦桧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又不断为秦桧父子加官晋爵。父子在同一时期一个当宰相、一个享受宰相的待遇，这样的荣恩在宋王朝的历史上仅此一例，连北宋末年的蔡京父子也不曾有过。此乃羁縻之策也，官家的意图在于维持表面上十分融洽的君臣关系，为自己争取时间。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还有一条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坐等秦桧寿终正寝。在有的时候，政治斗争赌的其实就是谁活得长，较量的双方高下难决，就只能交给时间去裁决，到最后谁多了一口气，谁就赢了。历史上有多少不可一世的强者，就因为早死了几年，让蛰伏隐忍中的对手一举翻盘，笑到了最后。
那么就等吧。
从生理角度讲，秦桧肯定是挺不过官家的，除去他比官家年长十七岁而外，还因为他个子高。个子高的人，心脏供血的距离远，负担本来就重。再加上他整天琢磨着怎样整人，怎样揽权，大脑消耗的氧气就多，这些氧气都是要靠血液来输送的，自然更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因此，从寿命上讲，高个子一般竞争不过矮个子。况且秦桧的父亲死得早，看来也没有长寿的基因。
而官家正值壮年，身体健硕。历史上的帝王大多寿命不长，那是因为他们在女人身上过于勤奋，耗费了元气。官家本来也是个勤奋的人，但不幸在二十多岁时就废了功夫，无所作为了。为此，人生中虽然少了许多巅峰乐趣，辜负了后宫佳丽的一片好颜色，客观上却让他养精蓄锐，节省了不少精气神。再加上他很会养生，食不厌精，却又很有节制；政务之暇，喜欢以书画法帖自娱，这样的生活习惯也都有助于长寿。
这看起来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但秦桧不这样认为。他当然寄希望于官家先他而死，到那时，皇室没有法定的继承人，他内挟满朝秦党的拥戴，外恃金人的支持，即使不可能一步登天，也可以先扶植一个傀儡皇帝，再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取而代之。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但并不是绝对没有。世间事造化无穷，人算常常不如天算。谁能保证年纪大的就一定先死呢？官家三岁的儿子就死在老子的前面；谁又能保证身体好的就一定活得更长呢？当年的周世宗柴荣何等生龙活虎，可他偏偏死得那么早。他不死，这天下也轮不到姓赵的来坐。你还以为他赵氏的先祖真的屁股上夹扫把——伟（尾）大呀？其实也是吃屎碰到豆瓣，才从人家孤儿寡妇手里捡了个便宜。他能捡，我为什么不能捡？别看我这身子病病歪歪的，可常言说，弯扁担不断，其实挺能吃重的；反倒是那些壮得像牛的人，说倒就倒。
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一个踞坐在金銮殿里，一个偃仰在太师椅上，互相对视。目光透过绍兴年间风雨并不飘摇的天空，既含情脉脉又虎视眈眈，在耐性和机谋的比拼中，等。
这个“等”是等死的“等”——等谁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