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士

过了冬至，阳气上行，白昼渐长；但是从气候来说，交冬数九，大冷天才真正开始。

今年的冬至在十一月底，吃过了冬至的馄饨，就进入了腊月。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但有些事也非得在这个时候做才好。例如这时候腌制的肉类食品称为腊味，吃一个夏天也不会变质的。又如腊雪，《本草纲目》中说：“腊前三雪，大宜菜麦，又杀虫蝗。”据说取腊雪封闭于地窖，经年不化，可治疗烫伤及多种皮肤病。最重要的还是农事，这个季节施于越冬作物的肥料称为腊肥。腊肥不仅可为作物提供养分，且能提高土温，有助于作物抗寒和越冬。我们这些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都记得，当年在农村战天斗地时，越是数九寒冬越是要出工。出工主要是施肥，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千遍万遍，不如腊肥一遍；又说，腊肥是金，春肥是银。农民最讲实惠，能不奔着金子去吗？

城里人大抵用不着操心田间腊肥那样的生计，他们操心的是另外一些事。对于商家来说，一进入腊月，与过年有关的商品就林林总总地上市了，每家商铺都摆出背水一战的姿态，各种促销活动也力求出奇制胜，因为抓住了过年这个商机，一年利润的二三成就有了保障。似乎就在一夜之间，街道变得狭窄了，也变得五颜六色地光鲜了，商家总是不宣而战，但其实谁也没有抢到先手。而宫里的男男女女们则在盼望下雪，从北宋开始，宫中就有“遇雪即开筵”的习惯。开筵不光是吃喝，而是娱乐。喝酒、赏雪、吟诗联句，再加上各种助兴的小彩头和文娱活动，那几乎是在预支过年的快乐，从后妃到宫女都兴味盎然。但临安不比东京，下雪的日子要少得多，这就让平日里多了几分期盼与等待，就像一场结局圆满的恋爱一样，因其迟早总能如愿以偿，平日的那些期盼和等待也终究是甜蜜的。当然，也不能说宫墙里的人只知道及时行乐，他们也要做些装点门面的事，比如每年这个时候的“送温暖”活动。当年北宋政府在东京曾设有四家“福田院”，每院有几百间房子，凡无家可归的流民及赤贫破产者，以及无人奉养的鳏寡孤独，均可入住得到救济。南渡以后，朝廷又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院。这些当然也是救济穷人的，居养院提供住房保障，安济坊提供免费医疗，漏泽院则负责安葬无主尸体。每年到了腊月，朝廷又令“内藏库支拨官劵数百万”，以救济那些退伍军人和贫民。而“贵家富室，亦各以钱米犒闾里之贫者”。这些都是例行故事。民间历来有“腊月皇天”的说法，其中有敬畏的意思，因为这时候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老天都看着哩，无论官府还是富室的善举，那也是做给老天看的。

“冬闲”这个词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其实不光是乡村，进入了腊月，朝廷里也闲散起来，仍然是上朝议政，但气氛变得宽松和谐。大概因为天气冷了，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变得内敛且迟钝，懒得生事作耗；不像夏季，天气一热，人的戾气也随之上扬，动辄金刚怒目，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互相催化，高层雷霆震怒，暴戾之气遍于国中，不知道这种“气候政治学”有没有什么道理。在绍兴十二年的这个腊月里，似乎言官们也不再乌眼鸡似的到处啄人。年终岁底，弹劾人处分人的事明显减少，倒是三天两头的就有人受到提拔或奖掖，其中最小的受益者一个才七岁，一个九岁，弟兄俩因“能诵书，诏并免解一次，仍以束帛赐之”。官家的指示多集中于宏观方面的治国方略，既高瞻远瞩又心平气和。快过年了，多栽花，少栽刺，让大家都欢欢喜喜的，这才是盛世气象。

腊月初一，官家和宰执大臣们议论了一番历朝历代的文治得失，然后顺手把一个叫米友仁的书法家提拔为尚书屯田员外郎。官家酷爱书法，他初学黄庭坚，南渡以后又转学米芾，成语“进退裕如”就出自他称赞米芾书法的话，而南宋初年米芾书法风靡天下，亦有赖于“上有所好”的跟风效应。米友仁是米芾的长子，世称“小米”，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的字当然不会差。米友仁“及冠”时，黄庭坚送来一方古印，印文为“元晖”，并赠以诗句：“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米芾字元章，“阿章”是对他的谑称。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给虎儿（米友仁属虎，小名寅哥）起个“元晖”的表字吧，他的书法遒劲不凡，笔画又扛鼎有力，相信“元晖”一定能继承“元章”的书法才华，如同当年“献之”继承“羲之”一样啊。米友仁后来遂取字元晖，而“笔力扛鼎”也从此成为一个成语。

这是中国文人朝思暮想的一个梦，所谓飞黄腾达和荣华富贵，其最高境界也只是“供御”而已。供御说白了就是被包养，“包养”这个词不大好听，历史上叫“养士”——总还是绕不开一个“养”字。这个“养”不光体现在高薪供养，更重要的是精心培养。宋代实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对文人比较优容，教育体系也相当完备，像《三字经》那样集知识启蒙与道德灌输于一体的通俗读物就产生于宋代。宋真宗还亲作《励学篇》颁行天下，后世广为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是其中的句子。皇帝公开以金钱美女来**读书人，这样的广告词近乎裸奔。在绍兴十二年的这个冬季里，官家或许又想到了那几句广告词，他认为那是写得极好的，好得无法超越——“黄金屋”和“颜如玉”这样的意象太精彩了，大俗大雅，空前绝后。官家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近来他的心情很轻松，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顺意，他现在可以定下心来思考一些长治久安的大事了，例如恢复朝廷养士的最高学府——太学。

太学并非肇始于宋代，但太学论政对宋代政治的影响却是前所未有的。靖康以后，由于时局动**，万方多难，太学一直没有恢复。南宋定都临安后，官员曾多次上书请求重建太学“以昌文治”，但都被以“军事方急”为由而否决。所谓“军事方急”无非是说现在一切为了前线，要节省每一个铜板。那么朝廷是不是真的就差这几个钱呢？绍兴八年，温州州学教授叶琳在上书中问得很有道理：“今驻跸东南，百司备具，何独太学迟疑？”如果说没有钱，为什么那么多部门都堂而皇之，单单到了太学这里就囊中羞涩了？然后他又算了一笔账：“且养士五百人，不过费一观察使之月俸。”五百个太学生的花费，只相当于武将系列中一个观察使的工资。查《宋史·职官志》，这个观察使的级别比节度使还差一大截，其月俸为二百千，另有春冬加绢各十匹，绵各五十两。如果是皇族担任观察使，月俸则为三百千，春冬又加绢十五匹，绫十匹，青罗一匹，冬绵五十两。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只能算是区区小钱。既然如此，朝廷为什么迟迟不肯恢复太学呢？可见官家有心病在焉。

这个心病，在那时候叫太学论政或太学清议，用后来的说法，叫集体请愿或学生运动。

“运动”是个不安分的词。其实又岂止是不安分？它一旦成为任何词根的后缀，立即便有了宏大的规模和汹涌的动感。这是一个注定要弄出惊天动地声响的词。学生运动的主体是那些彬彬弱质的太学诸生，对于他们来说，集体请愿是一次关于正义和**的神圣演绎，那前仆后继的书生青衫，那血气充盈的青春的头颅，那高举的手臂和激愤的呼喊，让无数后人须仰视才见。而对于封建专制者来说，学生闹事则是一道不吉的巫咒，足以让他们按剑而怒甚至咬牙切齿的。因此，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史官们在记载这些历史场面时，总是王顾左右，欲说还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太学生集体请愿发生在汉哀帝建平年间。西汉王朝到了哀帝时，气数已经差不多了，这我们从“哀帝”这个谥号上也可以看出来。哀帝是个同性恋者，“断袖”这个词就是因为他和男宠董贤的糗事而来的。皇帝热衷于与下属搞同性恋，这个王朝还能有什么正经作为？太学生集体请愿多发生于衰世，这是一条规律，清平世界，政通人和，太学生们是不会闹事的。这次事件的大致情节如下：丞相孔光的掾吏（下人）自恃特权，违反有关禁令在皇家陵园的驰道中央行驶，被京师最高行政长官鲍宣缉查，并没收了车马。这本来是一件由依法行政引起的纠纷，但因为对方的身份不一般，其后果也就很不一般。冒犯了丞相的下人，当然也就冒犯了丞相，鲍宣这就摊上大事了，他因此被捕入狱，据说还要杀头。事情在京师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这些人平日在学校里生活清苦，本来就牢骚满腹。他们还没有进入官场，书生意气尚未消磨，又正值喜欢惹是生非的年龄，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有一个叫王咸的博士弟子遂“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幡下。’诸生会者千余人。”当时太学的规模大约为三千人，“千余人”的参与率应该是相当高的。他们在上朝的日子拦截丞相孔光的专车，同时在皇宫门口集会上书。汉哀帝一看这阵势，不得不从宽处理鲍宣，“罪减死一等，髡钳”。“髡”就是剃光头发，“钳”就是用铁圈束颈，由死刑改为人格侮辱。太学生们也见好就收，卷起旗帜回学校上课去了。

这次事件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其中的两个标志性动作却被后世的太学生们反复效仿。这两个动作，一曰“举幡”，一曰“伏阙”。它们既是呈之直观的场面，又有着内在的象征意义。“举幡”标志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太学生们走出沉闷的书斋，公开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指点江山，痛陈时弊，粪土当朝万户侯，表现了义无反顾的政治热情。“伏阙”则是和平请愿的标准身姿，书生的青衫，有如望风披靡的秋草一般匍匐在皇宫门前，这是一种在皇权框架内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说，他们只反弊政，不反皇权。太学生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朱门富室，和官僚士大夫阶层有着天然的血缘牵连，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又以未跻身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多的接触，对于弊政的危害有相对清醒的认识。这种站在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特殊立场，使得他们代表的舆论倾向具有某种公正性。同时，太学生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中的民本思想，也对他们积极的政治意识、正义的情感倾向以及政争中的英勇姿态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许是上层官学教育的设计者和推进者始料未及的。

太学论政以汉代和宋代最为活跃，而历史上的太学生集体请愿也多见于这两个时期。政治腐败、奸佞横行、言路闭塞、万马齐喑，这是展现在学生运动后面的一幅大致相同的背景图。既然温文尔雅的政治诉求难以通达，太学生们就只能走上街头。就规模而言，北宋末年开封的学生请愿可称史无前例。时值金兵第一次南下，开封危急，而朝廷出于议和的需要，却将主战派首领李纲和老将种师道罢免。消息传出后，一时京师骚然。太学生陈东率千余诸生伏阙上书，要求惩办国贼、复用李纲和种师道、反对割地求和。数日之内，军民不期而至者达十余万人。愤怒的群众擂破了东华门外的登闻鼓，又殴打和诟骂下朝的主和派大臣，甚至把前来宣谕诏旨的内监也打死了。朝廷起初想以平息暴乱的名义施以狠手，但迫于众怒难犯，担心在强敌压境时再起内乱，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请愿的学生。这场中国古代学运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集体请愿就此平息。

开封学生请愿其间，康王赵构正以人质身份羁留金营，对这次事件的评价，他比其他的任何人更多了一层性命攸关的个人感情色彩。太学生拥戴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无疑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逻辑。在他看来，唱几句救国救民的高调固然令人喝彩，煽动群情激奋姿态也相当华美，但这种哗众取宠的轻狂恰恰是最可恶的。况且动不动就举幡伏阙、鼓唱浮言，以动乱要挟中枢，长此以往，国家的纲纪何在？朝廷的权威何在？我那位老兄也真是窝囊得可以，对此辈非但不加惩治，反而一味迁就，这就难怪他要亡国了。因此，一年以后，当赵构在南京（商丘）登基，陈东和另一个叫欧阳澈的布衣再次以华美的姿态对他说三道四时，他二话没说，就砍下了两颗狂生的头颅。之所以出手这么果决，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情节，陈东和欧阳澈上书后，“潜善遽以语激怒高宗，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这个黄潜善真是厉害，本来陈东在上书中要朝廷罢斥黄潜善之类的小人。黄潜善的反击可谓四两拨千斤，他摸准了主子的心病，就单拿学生请愿说事——你再不下手，他们又要闹起来了，一句“将复鼓众伏阙”就把官家的怒火点燃了。两颗书生的头颅落地以后，官家余怒未息，又下诏警告曰：

访闻小人乐于侥幸，撰造言语，妄唱事端，意在扇惑军民，成其私计，不可不治。应敢妄议，欲摇动朝廷者，许人告。有官人转五官，白身人补保义郎。同谋或为首始谋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谋及知情曾见闻不告之人，并行处斩。

杀了两个上书人不算，还奖励告讦，严防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以钳制言论为稳定政局之第一要务，且不惜施以铁腕，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刚坐上龙廷，就先学会了这一手。

但官家还是有点意气用事了，当年太祖皇帝曾有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杀陈东和欧阳澈，是他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无论如何是有污“圣德”的。加之金朝扶植的伪齐刘豫政权成立后，又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商丘为陈东和欧阳澈立庙，作为攻击赵构无道的口实。两年以后，官家不得不为两人平反。但这种平反只能是一种政治姿态，就个人感情而言，他对陈东等人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认为正是这两个死鬼玷污了自己的千秋圣德。这就像一个踹寡妇门掘绝户坟的恶棍遭到千夫所指时，他不在内心深处检讨自己的作为，反而怨恨是那寡妇和坟头连累了他。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逻辑，但在封建专制者那里，这样的逻辑却一脉相承，根深叶茂。

正是基于对太学论政的防范心理，官家对重建太学一直举止依违，迟回难决。但他也知道，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还是要办的，重建只是迟早的事，他不过要给士子们一点饥饿感，让他们日后知道珍惜。这就如同先夺走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让他们呼号无门，到时候再把稻草还给他们，他们就会俯首帖耳，甚至感激涕零了。太学停办已经十六年了，一个人最好的时光也就这么点吧，耽误了就永远耽误了，现在是应该把稻草还给他们了。上月十二日，官家已下诏礼部，令他们着手“措置”。当时的想法是把太学和临安府学放在一起，校舍合用，因陋就简。这当然不是长远之计。于是，进入腊月以后，关于太学养士，官家又连发了几次指示，有点紧锣密鼓的意思了。

先是腊月初六日，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了一番话，其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要使人尽心职业，朕何爱爵禄哉。”意思是说，只要读书人“尽心职业”，不惹是生非，我这里官位和俸禄大大的有。这是用升官发财来引诱读书人。

十二日，礼部报告重建太学的准备情况，就此，官家又有一番训导，认为“太学师儒之官，虽选经术，当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风俗”。这是关于教育方针的重要指示，其中的要义我们今天听来仍然觉得相当亲切，这就是：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原则，这样才能让天下的风气好起来。怎样才算“德行”好呢？当天他就树了一个典型，明州有个叫杨庆的读书人，父母生病，他六次取肝割乳为之疗理，似乎他身上的零件可以随意拆卸似的。官家遂下诏“旌表门闾”。其实这还是哲宗绍圣年间的事，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官家将这则陈年旧事信手拈来，给自己的教育方针作了一道注脚。因为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能尽忠君王，这样的“德行”，赞一个。

德育第一、智育第二，这样的教育方针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在封建专制者那里，“德行”的含义首先是听话，而不是服务民众和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建平年间的那个王咸“德行”不好，靖康年间的陈东“德行”不好，凡是对朝政指手画脚举幡伏阙者，“德行”都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官家心如铁石，从不为时势所软化。绍兴年间的各项政策也曾数度调整，官家亦常常喜欢以“宽仁”来掩饰自己的阴狠刻毒。特别是秦桧死后，官家审时度势，采取了若干“更化”措施，例如奖励告讦、厉行文禁等峻罚有所宽弛，但太学生“不许上书言事”的禁令却一直长期延续，成了一道不得逾越的铁律，可见他对太学论政以及学生请愿的忌恨之深。这样的忌恨当然也不光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清乾隆帝在《评鉴阐要》中评点王咸举幡一案时，口气亦相当严厉：“举幡太学，俨如聚众，当时之政，尚可问哉！”他认为，对于这种聚众闹事的行为，当局竟能容忍，主政者的软弱涣散，还用得着说吗？这样的评价，与历代文献中常见的价值取向迥然有别。这无疑是因为身为人主，对于“聚众”而形成的对皇权的压力，怀有本能的戒心和敌意。

绍兴十三年正月，重建太学终于有了着落：“诏以籍没之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生员以三百为额。”

停办十六年的太学重新开张了，三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集中在兴庆坊内的这几幢老房子里，开始了他们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生梦想。岳飞为官清简，第宅亦不算堂皇，因此这里的校舍相当拥挤，办学经费也很拮据，以至当时太学中流行着“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的谚语。前半句是说太学生们的生活清苦，有如佛寺中的僧人；后半句是说太学生们品节鲠亮，像御史一样敢于直言。前半句是自嘲，后半句恐怕只能是自诩。你若想品节鲠亮，请思量一下自己脚下这处宅子的前世今生，朝廷为什么要用籍没的岳飞第宅为学舍，这中间是不是有某种暗示呢：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只要不听话，照样砍你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