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那些大喜大庆的描写其实是有些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是报喜不报忧的。因为在这诸多仪式中，至少有一项不应该喜气洋洋——和韦氏一起回来的，还有三口棺材，里面装着的一个是太上皇，一个是皇太后，一个是皇后。

对三口棺材的处理，考验着官家的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眼下这件事而言，它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明明有难言之隐，却要做得冠冕堂皇；明明想草草了事，却要做出一丝不苟的样子；明明是这一码事，却要拿那一码说事；明明关注的是事情的实际意义，却在仪式意义上兜圈子。

首先是要不要开棺改殓。

提出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礼法问题，也就是说，当初草草入殓的徽宗等人应该改易相应的衮冕翚衣和棺椁，才符合大殓的规格。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基于对金人的不信任，怀疑他们在尸骨上作假。徽宗死于绍兴五年，当时宋金两国尚处于战争状态。作为被俘虏的太上皇，金人且封他一个侮辱性的称号：昏德公。仅就这封号，他在金国的处境就可以想见。一个生于深宫长于锦绣终日优游于女人和艺术中的风流皇帝，其生命精神本来就相当萎靡，一旦失去了权势的光环，唯有猪狗一样地活着。至于所谓的人格和尊严，那就太不切实际、也太奢侈了。金国凡有大小吉庆，往往会赏赐他一点吃的或穿的。每得赏赐，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写一道谢表，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法表达摇尾乞怜的感激之情。金人竟然把这些谢表编印成册，士大夫人手一本，作为对失败者的一种精神把玩——就像把玩他们的妻妾女子和宫廷器物一样。就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昏德公”，就这样一具在敌人的**威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后来死在五国城那种荒凉的地方，金人怎么可能给他置办棺椁呢？按照女真的习俗，肯定是用破毡子一裹就随便埋掉了。现在和议既成，徽宗等人的梓宫得以归葬，无论是对金人傲慢且阴损本性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现场的揆情度理，人们都有理由怀疑那棺材里面究竟有没有人，是不是先皇。其实早在四年前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即有大臣提出了这样的怀疑，认为“倘或梓宫可还，真假未辨”，且建议将梓宫“斫而视之，然后奉安”。

在官家看来，做臣子的“大言邀誉”可以不负责任，但他作为皇上是要负责任的。这就叫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什么位子上就会怎样思考问题。开棺改殓的要害在于开棺，而开棺则势必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估计十有四五——棺内尸骨有诈，你将何以处置？向金人追究吗？那就撕破脸皮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和议将毁于一旦，弄得不好还会干戈再起，那就无异于祸国殃民了。如果不追究，吃哑巴亏，皇家的面子又往哪儿搁？追究与不追究，或自取其祸或自取其辱，后果都很严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开棺，不改殓，就这样囫囵埋掉，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但既然有臣子提出了开棺改殓，朝廷就得有一个说法。梓宫归葬是国之大事，总要做得周全得体，以免招致讥议。

官家有的是办法：廷议，让大家说话。有道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要你对局面有绝对的掌控能力，就不妨让他们说去。廷议的气氛不仅民主，而且自由。饶舌的大臣们在那里纲常礼法地高谈阔论，有如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官家则在一旁不动声色，气定神闲，有如一个财大气粗的东道主，笃悠悠地攥着钱包随时准备为这场盛宴买单。他其实是在考察下面这些人的忠诚度，看你能不能上体圣意。他相信总会有人说出他想说的话，到时候他再小施“集中”，廷议也就尘埃落定了。

官家的自信没有错，“上体圣意”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叫王赏，他提议：

梓宫既入境，即承之以椁，命有司预制衮冕翚衣以往，及是纳椁中，不改敛，用安陵故事也。

王赏的身份是太常少卿。太常寺是掌管朝廷祭祀礼仪的部门，由他来说话，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且他提出的方案又相当靠谱，简直让官家拍案叫绝：在梓宫外面加一个套棺（椁），把帝王大殓时应该穿戴的衮冕翚衣放在里面，由是“不复改殓”。这样做既在礼法上符合帝王的身份，又避免了开棺改殓引起的风险，等于是在梓宫外面加了一只“安全套”。

这只“安全套”好啊！国耻家仇，委地以尽；难言之隐，一“套”了之。

有人说，拍马屁有什么难的？只要脸皮厚就行了。错！拍马屁不光要有“心”，还要有“术”——要有足够的智商和技术含量，能够别出心裁，独辟蹊径。你看这位太常少卿拍得多好，而且他的名字也有意思：王赏，如此心术俱备的马屁精，吾“王”焉能不“赏”？

但王赏的“安全套”还不能算十全十美，因为他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金人会不会在梓宫里面作假。这个问题只能由官家来回答。到了这个时候，官家手里居然还有一张很硬的底牌，他的回答不是粗暴地以势压人，而是翻开底牌让证据说话。他抬出了两位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证人：皇太后韦氏和渊圣皇帝赵桓：

徽宗、显肃之疾，皇太后躬亲扶侍。及启手足，又与渊圣同办后事。懿节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宫之来，皇太后与渊圣呼当时躬葬事之役者，待其毕集，然后启攒。其思虑深远如此。

证据链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既然徽宗和郑氏病危时，韦氏一直在身边“躬亲扶侍”；既然徽宗、郑氏和邢氏的后事都是韦氏和赵桓参与操办的；既然梓宫在金国“启攒”（出土）时，韦氏和赵桓又把当时参与下葬的有关人员集中在一起，对坟茔和梓宫确认无疑，那三口棺材怎么可能有假呢？由于这两位见证人的特殊身份，这实际上是一份无法核实也无须核实的证明，更是一份不能不信也不敢不信的证明。谁如果再说三道四，那就是对皇太后和渊圣皇帝大不敬了，因为他们已经“思虑深远如此”，你还会比他们更“如此”吗？

官家的回答既权威又圆满。

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吧？好，一致通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丧仪和葬礼。

其实上面所议的问题也是丧仪的一部分，但由于关乎开棺改殓，兹体事大，特地先决为要。

徽宗和郑后的丧仪先前已经举行过一次，时在绍兴七年正月，金人通报了赵佶和郑氏已在几年前死去的消息，当时，官家的悲情表演相当出彩，简直可以让行都瓦舍勾栏里所有的艺伎黯然失色。

初，官家得知凶讯，便“号恸擗踊，终日不食”。“号恸”是声音，号啕大哭；“擗踊”是动作，捶胸顿足。一个无论年龄上还是政治上都相当成熟的男人，当众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道是，女人的哭，多是给别人看的，说明她哭了；男人的哭，却怕被别人看到，说明他伤心了。官家这是典型的女人之哭。女人之哭倒也罢了，还要加上“终日不食”。娘老子死了，哭是必须的。但成天不吃饭，饿坏了龙体咋办？当时的宰相张浚带领着大臣在宫门前“伏地固请”。官家“乃少进粥”。

这是第一幕戏，还算不上很精彩是吧？那就接着往下看。

真的孝子，敢于直面惨淡的讣告，敢于泼洒滂沱的泪水。三天以后，张浚等人“请入奏事”。官家不见，传出话来，说自己由于悲痛过度，仍处于“荒迷中”，不能裁决政务。而且也不知祖宗故事，“恐今日之行，便为典礼”。前面说的神志不清显系矫情，后面说顾虑“祖宗故事”倒是实话。因为按照规矩，老皇帝举丧，嗣皇帝在一定时间之内不能御朝听政，官家担心“便为典礼”。“便为”就是太随便、不严肃的意思。张浚等人听出意思来了，便调转话题，说“祖宗故事”确是这样，但我们其实不是来奏事，而是担心皇上“哭踊过哀”，做臣子的“不胜忧惧”，想来看看皇上。话说到这份上，官家马上又退了回去，说我也很想见见你们呀，但无奈哀迷之中不能自持。再说见了又怎么样呢？我太痛苦了，到时候也只能“恸哭而已”。终于不见。

就这样，官家在大殿内的密室里，臣子在大殿前的丹墀下，内侍在殿陛之间屁颠屁颠地来去传话，共同演绎了一幕装模作样的好戏。双方虚虚实实，进退裕如，相互矫情而又句句真理，相互试探而又心心相印，相互防范而又款款情深。那演技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实在是高。

其实真正的大悲痛是不会这样八面悲风的，除非是为了表演悲痛；真正的大悲痛也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别人表白的，除非是为了宣传悲痛。但官家已经认定了一条：把有限的悲痛，投入到无限的作秀表演中去。

但眼泪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丧仪。眼泪是流给臣子们看的，丧仪却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丧仪的一招一式自然都有“祖宗故事”规范着。以权力意志来规范人们的喜怒哀乐，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带来光明，但他死了却要天下人蒙受晦暗。在那几天里，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原先的色彩和节奏，有如一部陈旧的黑白影片中的慢镜头，连官家手中的笔也不能例外。平常时候，官家在奏报上的批语都用红笔，故称朱批。丧礼期间，要用黑色代替红色，以示丧哀。在这诸多规矩中，有两条我觉得还比较顺眼：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是官员二十七天，庶民三天；行在七天之内，外地宗室三天之内，禁止嫁娶。我之所以觉得“比较顺眼”，是因为把这两条比照下来，说明结婚不在“娱乐活动”之内，而且丧礼对庶民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松。

绍兴七年的那次丧仪，宋金和议还处于琵琶半抱的阶段，因此，至少在公开场合，朝廷上下还敢于称金国为“贼”，为“虏”，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敢于说出“寝苫枕戈”“问罪致讨”“一举而空朔庭”“刷宗庙存亡之耻”这样的狠话。但到了绍兴十二年八月梓宫归葬时，情况就不同了。宋金和议已经告成，官家把王朝安危和身家性命都押在这一纸和议上，真的是搂在怀里怕捂了，举在头顶怕摔了。讨好金人成了时下最大的政治，所有的国耻家仇也理所当然地一笔勾销，剩下的只有人家“大国行仁”的恩典，似乎那几口棺材里的主儿只是去北国旅游度假，因意外事故不幸遇难的。现在人家把灵柩送回来了，上上下下都要化悲痛为感激，丧事当作喜事办。任何纠缠历史旧账或有损两国关系的“敏感词”都将被封杀，甚至被以误国罪追究。

等因奉此，丧仪和葬礼当然是越低调、越简单、越早点了结越好。但皇家葬礼偏偏讲究的是高调、繁复、旷日持久，有些皇帝年纪轻轻的就开始为自己修陵墓，一直到老死还没修好。皇陵工程之浩大，于一个“陵”字可见。这个“陵”字本来指高地，后来由于君王和贵族的坟墓越修越高，亦称之为“陵”。汉代皇陵以封土为陵，“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那是何等浩大的工程。唐代则改为依山为陵。以至汉唐以后，“山陵”亦成了皇帝陵墓的专用词。宋代皇陵虽没有汉唐那样的气魄，但精致富丽却毫不逊色，光是陵前的石雕就相当可观。“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河上好石羊。”这是后人品评河南巩县宋陵石雕的说法，认为神宗永裕陵（东陵）的石狮、哲宗永泰陵（西陵）的石象和太宗永熙陵的石羊，在宋陵石雕中最为出彩。很显然，如果按照这样的“祖宗故事”来为徽宗安排葬礼，官家是等不得的。光是像模像样地修一座陵墓，就要等到什么时候？在此期间，几口棺材搁在宫里，难免会成为有些人鼓吹“恢复”的话题。而且以帝王之礼为徽宗大葬，金人听了也不舒服。眼下虽是两国通好，但这种“好”并不是平等的“好”，而是人家恩赐给你的“好”。南宋已向金称臣，是金的属国，葬礼规格过高，对金就有“僭越”之嫌。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但偏偏有些人喜欢唱高调，认为上皇太后蒙尘北国，受尽艰难屈辱。今日迎归，应举行隆重葬礼，以慰先帝在天之灵，表人子忠孝之思和不忘国耻之情。这样的高调不仅漂亮，而且义正辞严，一点也不挤眉弄眼，任何时候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时候，又一个“上体圣意”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叫莫将。注意，是莫将，不是“末”将，因为他可是有相当身份的人——工部尚书。工部是负责工程建设的，专业性毋庸置疑。但他却不讲专业，偏偏以中国传统礼法中的“入土为安”为切入点，认为梓宫久在北国，又长途南返，跋涉劳顿，不得安宁，应当早日安葬。若修建正式陵墓，非短时间可以办到，再旷费时日不能下葬实非臣子之礼，亦违陛下孝亲之情。不如“权攒”为宜，将来收复中原时，便于“奉迁神驾”（灵柩）回巩县祖陵。

这个“权攒”好啊！权者，权宜也。其特点为非永久性浅埋，陵墓设施和丧仪一律从简。一个“权”字，把所有那些义正辞严的漂亮话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调全部搞定。

中国的礼法很多，与这些礼法有关的格言也很多，任何一种主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格言来作为佐证。就以眼下这件事而言，如果你认为梓宫要及早下葬，就捧出“入土为安”来说事；如果你不赞成及早下葬，也可以引用“仇不复则服不除”的说法，也就是说，仇没有报，丧仪就不能算结束，梓宫也就不能入土。反正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官家当然从心底里希望入土为安，只不过在他那里，这个词已变味了。入土为安本来是指逝者之安息，现在却变成了生者的安稳。说得大一点，是安邦定国的“安”；说得小一点，是安身立命的“安”，但归根结底还是安富尊荣的“安”。

最后当然通过了“权攒”的提案。首先，入土为安，于情，于理，于逝者，于生者，都是最好的选择。其二，据掌管天文历法和占卜的太史报告，今年不利于大葬，那就只能“权攒”了。其三，现在用“权攒”，即暗伏了日后归葬巩县祖陵的意思，此所谓“存本后图”，不忘山河重光也。

这样的理由何等堂皇！几乎无可辩驳。

虽是“权攒”，工程比较简单，但秦桧还是上陵名“永固”，官家首肯。这种“实居浅表，蔽以上宫”的“权攒”之法，遂成为后来南宋历代皇帝的埋葬定式。官家是个很现实的人，他说：“前世厚葬引起的祸害，为我亲眼所见。永固陵殉葬物品，决不用金玉珍宝。”既然已经简单了，索性将简单进行到底。

官家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的，尽管没有厚葬，但一百四十多年后，这几口棺材还是被人打开了。南宋灭亡以后，元朝统治者任命一个叫杨琏真伽的西域僧人为江南释教总统，也就是宗教局长，此人真应了一句俗语：“不毒不秃，不秃不毒。”他来到江南后，把南宋皇陵逐个掘开，以攫取墓中的金银宝货。当掘开徽宗的陵墓时，发现棺中竟然尸骨全无，只有朽木一段。

徽宗棺材里的这段朽木可以视为对一个王朝的病理诊断。当初，金人当然会想到南宋方面有可能开棺改殓而发现棺内有假，但他们还是极随意地以一段朽木搪塞了事，他们很自信：正因为棺内可能有假，你们才不敢开棺；再说，即使开棺了，发现了，便又怎样？谅你们也不敢怎样！

南宋的官家再加上满朝文武都被金人睥睨的目光看死了、料定了，他们果然“不敢怎样”。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权，你可以失败，可以倒下，但决不能被对手藐视。一个被对手藐视、让对手认定你“不敢怎样”的王朝，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呢？这个王朝已经太监化了，虽然面白无须声音细嫩，看着养眼听着顺耳，却发不出一声雄性的呐喊。

即使发出来了，也是半跪着的，战战兢兢地有如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