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议

从楚州到临安，这中间的信息传播大致有三天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当八月初六韦氏已顺利渡淮时，临安这边才刚刚接到太后被羁留的坏消息。

八月初七的干支为丁卯，是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称为秋丁，这一天是祭祀孔子的日子。往年的这个日子，官家或许要兴师动众地巡视学校，以示对教育的重视。他这一重视不打紧，学校那边在三天前就要搜检封门，并用几种不同的号牌限制出入。当然也不光是麻烦，学生们也会得到好处，巡视过后，“各有免解恩例”。也就是给几个保送的名额，直接参加朝廷的礼部试。今年官家的心思牵挂着太后的归程，学校是不会去了。昨天又接到太后没有按期渡淮的坏消息，虽然具体情况不甚明了，但心中难免忐忑不安，早朝过后，就在宫中和秦桧交流读书心得。官家说，读书最重要的是适用，若是不适用，还不如愚人。愚人虽然不读书，但至少不会犯错误；读书而不适用，又自以为有了学问，危害更大。秦桧马上说，陛下真是太英明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则“天下之事，无不灼见底蕴矣”。这样的交流有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自我吹嘘，一个是无耻吹捧，有如舞台上而非柴米油盐中的一对情人，看似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其实……都是“戏”。

但毕竟心不在焉，自我吹嘘与无耻吹捧之间，话题冷不丁就会切回来。官家问道，楚州那边有没有太后的消息？秦桧说，初三没有渡淮，照理说，初四不至于再爽约的。官家说，其实爽约对于金人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把太后送回来，自己也就太平了。秦桧说，是这个理，和则双赢，大家都太平。

你听听这说的都是些什么屁话？期期艾艾，模棱两可，犹如痴人说梦，又仿佛跪着撒娇。明明很怕某个后果，却又不敢说破了，摆到桌面上来商讨对策，生怕说破了就真的来了。而且还要装出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的样子，连措词也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爽约”，而不是背约或毁约。这也难怪，和议是他们俩串通作弊的一场赌博，一旦赌输了，那后果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因此，他们有的只是含混与犹疑勾兑后的茫然，强忍无奈，故作淡定，王顾左右而言他，连豁出去说一句狠话的勇气也没有。

这样过了三天，突然好消息来了，太后终于渡淮，一场虚惊而已。

官家喜出望外了，似乎这是金人额外开恩。于是将万俟卨提拔为参知政事，充大金报谢使，即日启程北上向金主谢恩。在朝廷高官的编制中，本来只有一名副宰相（参知政事），就是那位兼任奉迎两宫礼仪使的王次翁。现在为了提高大金报谢使的规格，又破格提拔了一名。两名副宰相，一个正陪同太后和大金国的使臣行进在从北方归来的路上，一个又屁颠屁颠地向北方进发。舟车劳顿，人马倥偬，这是绍兴十二年八月的一幕景观。南宋王朝的对外礼仪总是这样周到熨帖，犹如顶级裁剪师量身定做的礼服，每一个细部都讲究得无可挑剔。

下面的臣子又一批接一批地上殿称贺，一时朝廊熙攘，人面春风，喜气盈于宫阙。但也有人因此而倒霉的，八月十二日，罗汝楫弹劾了一个叫江少齐的吏部员外郎，说“太后还阙有期，普天同庆。而少齐方悒然不乐”。这又是一宗“情绪罪”，人家都高兴，你不高兴，可见心理阴暗。封建专制政治的罗网何等严密，连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无可逃遁。那么江少齐为什么不高兴呢？也有说法，“每谓金银价置增长，居民日以迁移”。原来是担忧民生问题。你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这时候还谈什么民生呢？现在朝廷眼里只有政治。太后回銮，这是最大的政治。于是江少齐罢斥，“以靖国论”。什么叫“以靖国论”？就是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不许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表情。

到了八月十四日，快马报告太后已经渡江，进入了江南运河。沿途军守奉迎踊跃，多有得瞻天慈喜极而泣者。太后心情大好，胃口也不错，在镇江时尤对长江鱼赞赏有加，且忆及当初在东京时，宫中多以黄河鲤鱼为馔玉。黄河鲤鱼名气大啊，“岂其食鱼，必河之鲤”。这是《诗经·陈风》里的歌谣，说明早在几千年前，黄河鲤鱼就是上等美食了。殊不知长江鱼肉质肥嫩如此，与之相比，黄河鲤鱼只能算是市井粗物了。可见江南风物殷轸，原非虚话。言下之意，他儿子把朝廷迁至南方，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官家看了奏报，自然如坐春风，当日又在宫中和秦桧指点历代君王。心情好，说话的口气就大，有如登泰山而小天下，其骄矜自得之色，跃然也。

这一段对口相声很有意思。

首先，官家由太后回銮得出了“和议既定，内治可兴”的结论，虽然起得平平，调子不是很高，但这个“内治可兴”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演绎空间。

秦桧马上顺竿子爬，说以陛下的圣德，达到汉文帝那样的盛世之治绝对没有问题。

官家半推半就，说我素来就有这样的志向，但实在不敢和前代的圣明之君相比。

秦桧说：陛下你也不要太谦虚，以前的那些圣明之君，数得上的也无非汉文帝和唐太宗，但汉文帝文不胜质，唐太宗质不胜文，陛下你可是兼而有之啊。

这里的“质”和“文”，比《论语·雍也》中所说的风度举止有所延伸，大抵是指品德和才能。也就是说，汉文帝品德好，唐太宗能力强，官家则德能兼备，早就超过他们了。

官家这下子不客气了，照单全收。而且抓住秦桧吹捧自己的话题加以发挥。他说唐太宗这个人表面上似乎从善如流，但实际上有点矫情虚伪。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汉文帝。

秦桧又接着往下发挥：汉文帝能容忍申屠嘉，而唐太宗到后来其实是对魏徵怀恨在心的。由此就见出了两个人品德的高下。

申屠嘉和魏徵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诤臣。申屠嘉当丞相时，敢于惩治文帝的宠臣邓通，文帝并不干预。这个邓通，就是《水浒传》中王婆对西门庆所说的“潘驴邓小闲”中的“邓”，是财富的代表——文帝把铸钱的肥差交给他，让他几乎富可敌国。

官家大言不惭：我这个人一向以至诚为上。唐太宗英明有余，但在至诚这一点上做得不好。

秦桧跟着附和：唐太宗喜欢用心计，不及汉文帝仁义。

官家底气足了，也不妨小示宽容，他说唐太宗治理国家还是有办法的，他即位没有几年，天下气象一新，兵力强盛而外国畏服，人才鼎盛而政事修举，这一点为汉文帝所不及。但人主的盛德就如同天地覆载，日月照临，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化育之功，在汉文帝身上也体现得几乎很完美了。

好了，就此打住吧，这种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往下说我都替他们脸红。把两个在历史上立为标杆的前代明君比来比去，又是文胜质，又是质胜文，又是这一点不及，又是那一点不如。看起来似乎很公允客观，但偏偏大前提绝对不公允也绝对不客观，即那两位前朝大佬都不如现在的官家。这种吹牛和拍马的无缝对接，捧哏和逗哏的珠联璧合，真是太富于娱乐精神了。

这一对君臣在宫中自娱自乐时，太后的船队大抵正行进在江南运河最为艰涩的一段航程上。从镇江往东南，经丹徒、丹阳、奔牛至常州，运河穿行在高岸陡立的黄土冈地区，丹阳附近为长江以南八百里运河线上的制高点，称为丹北分水岭。这一段运河相对海拔较高、落差大，虽有附近的练湖作为“水柜”，但水量仍然不足，航道亦浅窄难行。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和干旱年份，灌溉与航运的矛盾十分突出，以至争端不断，械斗或诉讼亦屡息屡起。每年初夏的水稻栽插季节，运河沿线都会出现数万水车车水灌田的壮观景象，往往使运河断流，影响航运。而保持运河畅通，不仅是为了便利商旅舟楫来往，更重要的是商税征收事关国家财政，与漕运同为国脉所系。为此，政府不得不动用军卒巡河，枯水时节禁止农民车水灌田。在中国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最后被放到祭坛上作为牺牲的往往是农民。而巡河军卒则乘机徇私舞弊，把手中的那点权力玩得有滋有味。就在前不久，有一个贬居无锡名叫孙觌的官员写信给常州知府陈正同，在这封情文并茂的尺牍中，孙觌备述农忙时节运河通航与灌溉的争水矛盾以及沿河父老抗旱车水的艰辛，而其中所涉巡河军卒鱼肉乡民的情节，尤其令人愤慨。其略云：“见濒河之民以钱、酒赂巡河吏卒，乞斗硕之水，夜半车声如雷，势不可禁；而不得钱者，毁车具，遭鞭挞，又可悯者。”今年夏秋少雨，运河水量本来就不充沛。眼下的江南，又正值水稻灌浆季节，这时候灌不上水，农家称为“卡脖子旱”，是最要命的。就在这当口，偏偏又逢太后回銮。为了保证太后的船队通行，沿途州府早就下了文告，在銮驾通过前的三天之内，所有商船民船不得进入镇江至无锡段运河；十天之内，沿途的乡民不得车水灌田，以保持运河水位。

在这样的禁令之下，小民百姓只能向隅而泣；至于巡河吏卒，你现在就是贿赂他一斗金子，他也不敢徇私舞弊了。王法如天啊！

镇江古称润州，无锡古称金匮，地方好，名字也好，地如其名。从镇江到无锡，在运河沿线这片素称富庶的土地上，这些日子一片死寂，没有呼隆隆的车水声，也没有巡河军卒醉醺醺的呼斥，只有农夫伫立在田头的叹息。龟裂的水田有如祈望苍天的饥渴之口，烈日下的秧苗只能把叶片卷起来、卷起来，一任生命的绿色悄悄地褪失。农夫们当然不会知道那个要从运河上经过的女人姓韦，但他们知道“韦”了农时，这一季就没有指望了。对于庄稼人来说，这个“韦”字与灾难无异。

“韦”是“违”的古字，《说文》：“韦，相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