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在古泗水上迤逦而行，虽没有翠华摇摇的威仪，但这时候金人对韦太后客气多了，而且还有南宋方面派来负责奉迎的王次翁一行在周围伺候，一切都很周到。七月的鲁西原野苍莽宁静，正是秋老虎肆虐的季节，河面上暑气蒸腾，橹桨的节奏沉闷而单调，浪拍船舷，喋喋有声，一切如在梦中。下人不时向太后报告行程，太后是信佛的，每天都捏着佛珠计算归期。在每天的计算中，楚州越来越近了。

现在人们都称她太后了，但在几个月之前，她只是韦氏。而在更远的四十多年前，她则是一个只有脸蛋和性器官的侍婢。

苏颂是北宋的大官僚，哲宗年间曾官至宰相。他同时又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科学家，曾发明过水运仪象台之类的天文仪器。他的侍婢中有一个来自江南会稽的女孩子。宋代的婢通称女使，这个“使”是使用的意思，主人是可以随便和她上床的。但这个女孩子却不大好“使”，第一次“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这种情况现在很容易理解，女孩子太小，没有性经验，**时难免恐惧加紧张，就尿床了。但身为大科学家的苏颂却不懂，认为这是一种异秉，主大贵，就不再打她的主意。该女后来由一个叫李从约的小武官——记住这个名字，后来他会得到一份不菲的报答——荐入皇室。宋哲宗亲政后，挑选了二十名处女分赐诸王，女孩子被送进了端王府——这个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这个女孩子就是韦氏。进一步推测，这个韦氏大抵相貌平平，要不然，哲宗是舍不得把她赐给别人的。

在充满情色的后宫里，一个相貌平平的宫女很难有出头之日。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端王赵佶当了皇上，韦氏被派到郑贵妃身边当侍女。郑贵妃那时候圣眷正隆，侍候皇上和贵妃上床是韦氏经常性的职责。对于一个生理上正在走向成熟的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性启蒙。后宫基本上是一个人肉市场，女人的价值是要通过和皇上睡觉来体现的，因此，对于一个连做梦也在想着出人头地的宫女来说，这更是一种**和煎熬。龙**在肆无忌惮地**，翻云覆雨，她只能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那是什么滋味呢？韦氏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在苏颂**吓得屁滚尿流的嫩雏儿了，对皇上的临幸，她充满了渴望。

同为郑贵妃侍女的，还有一个姓乔的女孩子，两人“结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乔氏比韦氏小六岁，大概也长得漂亮些，自然就先被皇上“幸”过了，而且接连生了几个儿子，身份也自然水涨船高，进入了贵妃的序列。她倒是很讲姐儿们义气的，就极力为韦氏拉皮条。徽宗的后宫里有数以万计的宫女，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上不了皇帝的床，何况韦氏长得又不出彩，还比皇上大两岁。但既然有人推荐，皇上也不妨做个顺水人情，那么就辛苦一下吧。这是崇宁五年八月的事，当时韦氏已经二十七岁了，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到了这个年纪就算是老女人了。

皇室妃嫔的等级很复杂，既有等，也有阶，光是贵妃以下就有二十五个阶。这么多人，这么多等级，这么繁复的性活动，如何考勤考绩升迁激励呢？皇上干脆明码标价：“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一来就简单了，一个女人的等级或位号，很大程度上是由她与皇上睡觉的次数来决定的。崇宁五年八月，韦氏终于上了徽宗的床。有了这么多年在帘子外面的见习，她不会恐惧或者紧张了，而是如鱼得水，表现相当不错。新承恩泽，春风一度，即封平昌郡王。这个“平昌郡王”听起来似乎很堂皇，其实只是“畀号”而已，即由宫女升为小老婆，进入编制。第二年二月又“进才人”。但这次晋升与睡觉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她怀孕了。二十七八岁的女人生理上已极致成熟，韦氏用她成熟到极致的身体，成就了皇上一剑封喉的**功夫，初次得御，就稳稳地坐胎了。大观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她为徽宗生下了第九子赵构，由是进婕妤。之所以一下子由才人升为婕妤，也仍然与睡觉没有关系，而是因为生了皇子。也就是说，崇宁五年八月上了一次床，除去让她进入编制，还升了两级，实在是相当合算的。此后，她又从婕妤累迁婉容。但与义妹乔氏相比，尚差十一阶。由于容貌的限制，她显然并不受徽宗的宠爱。从婕妤到婉容之间有充媛、充容、充仪、修媛、修容、修仪、昭媛、昭容、昭仪等十个等级，按照皇上“续幸一次，进一阶”的升迁条例来推算，再加上造就赵构的那次初幸，她应该和皇上总共睡了十一次，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这种明码标价的做法实在高明，甚至可以说得上英明，后宫里的任何一个女人，从位号就大致可以知道她和皇上睡了多少次，那是写在脸上一目了然的，因而彼此之间的竞争都摆在明处，就看谁爬得上床，上的次数多。就像在一个腐败的官场，你一直升迁，就说明你上面有人，而且舍得出血。因此，上边有人且不惜血本，这不是什么耻辱，反倒是很光彩的事。当然到了第一等的皇后或贵妃那儿就另当别论了，例如乔氏比韦氏高十一阶，你不能说乔氏只比韦氏多睡了十一次，肯定不是。但在低级妃嫔中大致如此。

和皇上总共睡了十一次的韦氏后来也不指望刷新纪录了，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这就够了。她以后的晋升不可能通过和皇帝上床来实现，而是要看儿子的造化。果然，靖康元年金兵围城，钦宗命赵构出城求和，作为奖励，进韦氏为贤妃。由普通的嫔升格为妃，一下子跨越了八个台阶，脱颖而出了。第二年，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韦氏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太后。但此时的她已被金人俘虏北去，一顶“遥尊”的太后桂冠非但不能给她带来半点富贵尊荣，反而成为金人对“宫奴赵构”的泄愤对象，他们用对一个老人的肆意凌辱来报复她在南方称帝的儿子。男人之间的争斗，祸害最深的总是女人，这是古代政治的丑陋之处。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掠取，女人和财富、土地一样，是重要的战利品。金人北去时，俘虏的宋宫妻孥及宫女，再加上宗室、贵戚及教坊中的妇女，总共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人，这中间也包括赵构的生母韦氏，三个有位号的妻子——二十二岁的邢秉懿，十九岁的田春罗和十七岁的姜醉媚——以及五个女儿。这些人到了北方后，皆被送入洗衣院，成为金酋随意糟蹋和掠娶的性奴，这些千娇百媚的南国佳丽，好多人被摧残致死。韦氏当时已经四十八岁，差不多进入老年了，但仍然不能幸免，在洗衣院中受尽了折磨和羞辱。那是一段让中原女人不堪回首的受虐史，也是一段让中原男人颜面丢尽的耻辱史，其中的许多细节，虽然史书上也有披露，但笔者在八百多年后还是不忍重提。仅从这一点看，赵构这个人就很了不起，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被别人恣意**，那些施暴者一边还在大呼小叫——他们竟然将这些情节“编造秽书”，广为散发——面对这样的刺激，即便是有血性的动物也会怒吼或报复的，更何况是人，而且还是男人呢？但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赵构却能置这般奇耻大辱于不顾，一门心思与施暴者议和且称臣，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心理承受能力！一个人无畏固然难能可贵，但无耻——且无耻到这般忍耻事仇的程度——确实也很不容易。

当来自中原的女人在屈辱和苦难中呻吟时，从中原跑到南方的男人却在忙着向对手暗送秋波，那一往情深的秋波整整送了十五年，终于成就了王朝外交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万一”——被俘北去的一万多名女人中，金人恩准放回韦氏一人。

韦氏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知道“万一”更多指的是一种意外变化。纸上的东西总是很脆弱的，签订协议的手同样也可以撕毁协议。迟则生变，夜长梦多，只有踏上了淮河南岸的那片疆土才算保险，因此要走得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但与宋宫俘虏的诀别还是稍许迟滞了她的脚步，这也是人之常情。生离即是死别，从此天各一方，而境遇则不啻霄壤。对于韦氏来说，诀别是一种幸运，出离了这地狱般的苦难，走向花团锦簇的荣华富贵，连背影也是令人艳羡的。但对于那些人来说，诀别则是对他们命运的提醒和重申，触景生情，那种苦海无边的大绝望和大悲痛可以想见。与韦氏关系最亲密、曾相约“先贵者毋相忘”的乔贵妃，时年五十七岁。她当初引为骄傲的七个儿子，三个早先夭亡，一个在北国自戕，其余的三个居然在这里猪狗一般的生存中生儿育女，把自己终身为奴的命运又延续给下一代。尽管乔贵妃的晚景如此凄凉，她仍然将自己积攒的五十两黄金，送给金方护送韦氏南归的明威将军高居安，算是帮韦氏做了个人情。很显然，这是为了讨好韦氏。这五十两黄金大抵是她晚年生活的唯一依靠，但为了今后那一点微薄的希望之光，她倾囊而出了。韦氏一回去就是皇太后了，母仪天下，炙手可热，如果她念及姊妹情分，或许可以对官家施以影响，让朝廷帮助乔贵妃脱却苦海的。因此，临别之际，乔贵妃才说了那些可怜巴巴而又弦外有音的话。首先，她对高居安说：“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姐还江南。”这是当着韦氏的面说的，也是把这份人情做给韦氏看的。然后她举杯对韦氏说：“姊姊此归，见儿郎，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无还期，当死于此。”关心中蕴含着悲情，说自己“永无还期”其实是乞求韦氏拉她一把，让她有一天也能回去。最后，她又拉着韦氏的衣袂说：“姊姊到快活处，莫忘了此中的不快活。”我原以为“快活”在宋代只是市井用语，因为在《水浒传》中多出于李逵鲁智深一类粗人之口，不想乔贵妃也能说得出口。这个“快活”用得好啊，既含蓄又露骨，你的“快活”归根结底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当初我帮你牵线，才让你在“快活”中有了这个现在当皇帝的儿子吗？现在你“快活”了，也不要忘了我的“不快活”。这中间的意思，韦氏能听不出来吗？她只得说：“不敢忘今日。”

最痛苦也最尴尬的是宋钦宗赵桓。本来，宋金讲和，首要条件应该是让被俘的皇上回去。这是一个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即使是“万一”的机会，这个“一”也应该是他。但同父异母的弟弟取代他当了皇上，却丢下他不管，单让自己的母亲回去享福。他知道，那个坐在龙廷上的弟弟其实是不希望他回去的，怕他这个法理上的正统回去复辟。现在，韦氏要回去了，他死死地抓住车轮，禁不住大放悲声：

第（只要）与吾南归，但得太乙宫主足矣，它无望于九哥也。

这是他向远在南天的弟弟发出的绝望的呼号。在宋朝的官制中，“太乙宫主”属于祠禄官，多用于安置犯了错误的官员，不需要到职理事，只是给一份俸禄而已。南宋的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因鼓吹抗金被贬后，都曾担任过这类宫观虚衔。绍兴十一年八月，官家在刚刚削夺了几位统兵大将的兵权后不久，又利用台谏攻讦的机会，下诏罢岳飞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之职。这是他们对岳飞下毒手之前的预备动作，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不久，岳飞即被逮捕下狱。严格地说，“万寿观使”是岳飞被害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一位在抗金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旷世将才，最后却连一个“万寿观使”的闲职也不让他当，一定要砍了他的头，官家为人之凉薄，于斯可见。钦宗提出“但得太乙宫主足矣”，实在已是可怜之至。他是在告诉赵构，我回去了，只要有一碗饭吃就心满意足了，用不着担心我抢你的皇位。他的这种表态应该是由衷的，毕竟他现在的处境不是当不当皇帝，而是能不能像人一样活下去。他这个人生性懦弱，对皇位也不是看得很重。当初金兵围城时众人要他当皇帝，他死也不当，竟有如良家女子被逼为娼一般，哭昏过去好几回，最后是在昏迷状态下被臣子强行披上黄袍扶上宝座的。现在，这个懦弱的倒霉鬼死死地抓住韦氏的车轮，让韦氏一时也无计可施，只得说：“吾先归，苟不迎还，有瞽吾目。”发了一个毒誓，钦宗的手才松开了。车声辚辚远去，五国城的这一幕生离死别却又各有怀抱的悲剧终于散场了。

四月初的北方只能算是早春，冬的凛冽尚未完全过去，冰雪初融，又让道路泥泞难行。护送韦氏的金人怨气很大，常常借故拖延行程。韦氏归心似箭亦忧心如焚，担心时间长了生出变故来，便向金使高居安借了三千两黄金，答应南归后加倍偿还。她用这三千两黄金犒赏众人，激励他们加速赶路。一行人从五国城出发，先到上京会宁府。金方又派盖天大王完颜赛果（宗贤）护送徽宗等三人的棺柩，与护送韦氏的高居安名义上是两拨使节，实则一路同行，“皇太后回銮”从这里才算是正式启程。第一程是从会宁府到燕京，这一段全是陆路，风尘垢面，间关万里，几乎穿越了整个春季，到燕京时已是夏天了。

燕京是金国的中都，金人署理南方事务的军政大员皆驻节于此。靖康之难后金人北去时，连艮岳的太湖石也要运走，这些石头后来运到燕京，点缀了历代的皇家园林（石头的寿命比帝王和王朝都要长得多，直到现在，我们在北海和颐和园等地还能看到这些美丽且无情的石头）。既然宋金已经通好，太后到了燕京后亦少不了一番外交上的应酬。这样盘桓了数日，韦氏又催促上路。从燕京往南至宋金边界的楚州，双方的驿使多走西路，即从卢沟河的浮桥过永定河，经涿州、安肃、保州、定州、真定府、沃州、邢州、磁州、相州、滑州至开封府，然后再乘船经汴水东行至楚州。但近年来由于汴河部分河段湮塞，从开封到楚州也只能走陆路。陆路坎坷颠沛，而且常常受制于天气，韦氏年纪大了，当然更愿意多走水路。况且经由开封的这段路亦是靖康之难后宋宫俘虏北上时走过的，每一程都有不堪回首的耻辱记忆。曾经是王朝都城的开封如今宫宇颓圮，铜驼荆棘，有的地方甚至已种上了庄稼，昔日的繁华早已湮没在荒烟蔓草之中，触景生情，能不生亡国之痛、黍离之悲？以韦氏的心意，自然是不想再走这条伤心之路的。恰好时值盛暑，金人也觉得乘船较驾车舒适，便决定改道东路，从燕京往东南，由陆路进入山东，到东平后乘船经古泗水南下。

行进在古泗水上的这一支船队，也行进在临安君臣望穿秋水的期盼之中。来自北方的快马每天都向官家报告太后的行程，按照规矩，各地的文书必须先送到中书（宰相府），再由中书根据轻重缓急上达天听。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太后的最新消息，官家让快报直接送入宫中，不必经中书转呈。前些时，官家还亲率宗室诸王到太庙拜谒列祖列宗，祈求先人保佑太后一路平安，不要再生风波。因为太后已进入泗河水道，官家还特地让御膳房从菜谱中撤去鱼虾水族，以示敬畏。刚刚升为贵妃的吴氏素来乖巧，张口闭口都惦记着“大姐姐”。宋代的称谓不知怎么回事，钦宗称弟弟为“九哥”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吴氏称婆母为“大姐姐”就有点乱了。这是在后宫，乱就让他乱吧。前朝则是一片阿谀奉承之声。每次朝会，皇太后回銮都是热点话题，即使是不相干的事，也都要拿皇太后回銮说事，这当然是为了讨官家的欢心。好事自然都是沾了皇太后回銮的瑞气，平时不好办的事这时候提出来，也因为扯上了皇太后回銮而容易解决。此外，早先规划中的一应工程——装饰慈宁宫，制造玉辂及仪仗，甚至修补从行都到临平镇的官道——都在加快进行。行都的商会还在筹划盛大的民间文艺演出，准备到时候助兴。勾栏瓦舍里的歌伎也在抓紧创作新的曲目。连和尚尼姑都兴高采烈，期盼着香火繁盛的连带效应。所有与奉迎有关的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行都已进入了奉迎倒计时。

整个七月就在这种近乎热昏的乐观气氛中过去了。

到了八月初，情况突然有些不妙。

从北方边境送来的快报是：太后于八月初三已到了淮河北岸，而南宋方面的一应官员和太后的弟弟韦渊也在南岸迎候，但太后却没有按期渡淮。

是不是长途劳顿之后，太后凤体违和呢？那就再等一天吧。

但第二天还是没有动静。

第三天仍然没有。

消息传到临安，朝野一片惊惶。金人违约，不光意味着太后不能如期回归，更糟糕的是或许宣告战事再起。枢密使张俊奏请前线诸军进入战备状态。当时宰相秦桧正好请了病假，官家一时拿不定主意。偌大的朝堂上，君臣面面相觑，有如一出丧仪的前奏。

临安城里的这一幕闹剧，金人在淮河北岸肯定不会想到。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私下里的一笔债务纠纷，即使是逼债，也只是行使一个债主的基本权利。事情的起因前面已经说过了，韦氏在启程时向金使借了三千两黄金，用于犒赏护送她的金方人员，答应南归后加倍偿还。到了淮河北岸后，金方提出要先支付借款和利息，然后放韦氏渡淮。韦氏便让前来迎接她的王次翁垫付这笔钱。身为南宋的参知政事，又是奉迎两宫礼仪使的王次翁虽然“所赍甚厚”，但就是不肯垫付。在一般人看来，太后已经发话了，你尽管照办就是了，皇家的库房里有的是钱，还在乎区区六千两金子吗？况且，你难为太后有什么好果子吃呢？但王次翁的想法与一般人不同，他认为自己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是秦桧给的，人家既然能给你，也就随时可以拿回去，因此平时一举一动都要遵禀秦桧的旨意行事。他知道秦桧是个心胸极小的人，如果自己在没有禀告的情况下把这笔钱垫付了，秦桧会怀疑他脚踏两条船，私下里讨好太后，回去会摘了他的乌纱帽。也就是说，他宁可做得罪太后的事，也不能做得罪秦桧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宁可做肯定要得罪太后的事，也不能做有可能得罪秦桧的事。一个当朝的副宰相，执政一级的高官，却不敢稍微越过宰相的视线拍一下太后的马屁，这究竟是王次翁过于小心，还是秦桧其人过于霸道呢？我们且不作推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做出这样的抉择，王次翁肯定经过了一番极其痛苦的权衡，两害相较取其轻，他觉得还是得罪太后要“轻”一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样的抉择还是有道理的，至少后果并不太坏。

这是一种貌似叛逆的奴颜婢膝。

事情僵持了三天，太后和金人都憋了一肚子气，最后出来打破僵局的是江东转运副使王?，他眼下临时“为奉迎提举一行事务”。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王?很痛快地拿出六千两黄金，连本带利替太后还清了债务。比之于王次翁，王?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他是秦桧的大舅子，也就没有王次翁那么多的顾虑。姑舅之间，秦桧不会对他猜忌，也不会拿他怎样。在这一点上，一个职位比他高一头的副宰相确实没有他硬气。

八月六日，韦氏顺利渡淮。现在，她踏上了南宋的国土，也成了这块土地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告别了十五年的屈辱和苦难，她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船队进入了扬楚运河。时令正当白露，白露者，露凝而白也，天气渐渐凉爽了。这一段运河在北宋时期原是南方向东京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包括东京唯一的那座山——艮岳——也是以花石纲的名义从这条河上运过去的。虽然经历了这些年的战乱，但通航条件仍然保持得不错。

秋色宜人，好风好水，到临安只有半个月的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