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二年七月初二，罗汝楫的奏章上来了，略云：

左奉议郎、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胡铨文过饰非，益唱狂妄之说，横议纷纷，流布遐迩。若不惩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窜逐，以伸邦宪。

胡铨的那些头衔我们且不去理他，宋代的官制很复杂，头衔中有的是薪级，有的是差遣，有的是职称，有的是荣誉，其实他就是福州威武军判官厅的一个小办事员。这样的奏章你说他一剑封喉也好，说他狗屁胡话也好，反正通篇都是劈头盖脑的谩骂和满天飞舞的棍子与帽子，就如同八百多年后泛滥在这块土地上的大字报一样。所谓的“文过饰非”，究竟“过”在哪里、“非”在何方？而“狂妄之说”又都“说”了哪些内容？你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没有。此等谩骂还不如贾府里的焦大，焦大至少还是骂得有根有据的：“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一一皆有所指。其实，奏章中真正的关键词是“益唱”，这个“益”是越发、更加的意思。既然是越发和更加，那就存在着一个参照系——原先的某桩事和某种程度。很显然，这是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那就先说说原先的旧账。

宋史上的胡铨（字邦衡）是一个金刚怒目、以决死姿态争取表达自由的壮士。他的上疏发生在绍兴八年十一月，也就是第一次绍兴和议期间。在此之前，朝廷上下反对和议的奏章也有不少，但立论多以“金人多诈，和不可信”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以一种屏息而仰视的姿态向官家进言，选择了一种比较温和而保险的切入角度和语调。胡铨的上疏之所以石破天惊、成为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除去他主张斩秦桧等人以谢天下而外，其批判的锋芒还直逼官家本人，语调亦咄咄逼人，毫不忸怩。且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国藩臣之位？

天下是祖宗打下来的，皇位是祖宗传给你的，你想卖，也没有资格。这话说得够厉害的了，但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如果你一定要屈膝投降，那就连三尺童子也不如了。“不知羞耻”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想想吧。

更有甚者，奏章中还用“臣妾”“刘豫”“小朝廷”等侮辱性的词句来比附官家和南宋政府，这就不仅是厉害，而且刻薄了。

这个胡铨不要命了。

如果官家是一个有足够气度的大有为之君，他应该感受到在厉害和刻薄背后的那种粗暴的关切。他当然不是。

胡铨也知道官家没有那样的气度，他也确实是准备不要命了。奏章中言辞激烈，甚至刻薄，倒还罢了。官家可以把奏章留中不发，你说得再难听也没人知道，更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紧接着又发生了倾城喧哗的“手抄本事件”。自汉唐以后，臣子上疏有很多规矩。首先是除宰执、从官之外，若不是言官，不能直接给皇帝上奏章。而且朝臣言事，尤其是批评朝政的得失，绝对不允许私自外泄，这是一条政治纪律。如果皇帝不批发，言事者自己外泄，就是“怨谤朝廷”“指斥乘舆”。朝廷和皇帝岂能容忍你“怨谤”和“指斥”？那当然是重罪了。所以，杜甫有“避人焚谏草”的说法。谏章的草稿为什么要“焚”，而且还要“避人”，皆因怕外泄也。到了宋代，这一条纪律更加严格。王庶、韩世忠及诸多重臣反对和议，屡上奏章，也屡为官家排斥、压制。但在朝野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就是这个原因——那些奏章都被官家留中不发，如同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可以肯定，当时知道这些奏章的人远远没有现在知道的人多，因为现在我们手头有一本《历代名臣奏议》。胡铨的身份是枢密院编修，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八品小官是没有资格上奏章的。如果对朝廷有建议，必须通过所在官司的长官转达，而最后必然转到秦桧控制的中书省，可以想见，他那样的奏章秦桧大概不会送上去的。奏章不会给你往上送，处罚却会应声而落。与其不明不白地受到处罚，还不如豁出性命搏一把，借重强大的社会舆论，或许对国家有所裨益。于是，他一面将奏章上奏朝廷，一面又广发副本，以期引起社会的广泛支持。吴兴进士吴师古激于义愤，还将奏章刊刻出来。宋代的出版环境比后来的那些王朝要好一些，大体上还是自由的。但吴师古印刷的是严禁扩散的敏感材料，这问题就大了。一时间，临安及邻近的州郡洛阳纸贵，群情汹汹，喧哗与**遍及朝野，从朝廷大员到贩夫走卒皆卷入其中，好几天安定不了。奏章揭露了隐藏在那些堂皇理由背后的自私与怯懦，它激起的是整个民族的羞耻心。真相点燃了**与愤怒，而**与愤怒汇集在一起，互相感染又互相激**，势必酿成可怕的群体事件。这是继靖康初年陈东率太学生在宣武门伏阙上书以后的又一次政治风波。官家和秦桧也慌了手脚，这不是用民意来劫持朝廷吗？但封建专制者是从来不会向民意低头的，你要他低头，他就先杀了你的头。官家在盛怒之下，一度“欲正典刑”，准备将胡铨处死。但有的臣僚以建炎初年诛杀陈东的教训进谏，官家才有所踌躇。那么就贬窜吧，贬窜得越远越好，让他老死蛮荒，永无出头之日。

处分一个八品小官也就是手起刀落的事儿，但其中的一点小情节却颇有意味。

对胡铨的处分很快就下来了：一、追夺一切已获得的荣誉；二、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并永不叙用；三、送昭州编管。编管就是编入流放地的户籍，由地方严加看管。昭州属广南西路，为蛮荒瘴疠之地，流放到那里的人大多有去无回。这是除杀头、坐牢之外，对官员最重的处分。当时胡铨的小妾临近产期，寓居于西湖边的一所僧舍里，打算稍迟一点启程。但临安府得旨后，不敢怠慢，马上派解差械送胡铨上路。

这时候，有一个叫范同的人解救了胡铨。范同是秦桧的党羽，他之解救胡铨是因为不想成就胡铨。这是什么意思呢？且听他对秦桧是怎么说的：“只莫采，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适成孺子之名。”胡铨本是无名之辈，他冒死进谏，反对和议，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你如果不理他，捂起来，半年时间也就冷了，且又显出了你的大度。太祖皇帝有规矩，不追究上书言事的官员。你如果判他的重罪，反倒成全了他的大红大紫。这种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流放吗？他要的是名。你这么一搞，让他名扬天下，甚至流芳千古，不是帮他的忙吗？

秦桧听了，先是一惊，随即便醒悟了。他当然不想让胡铨流芳千古，如果那样，他就要遗臭万年。于是，他又上章请求从宽处理胡铨，且示意台谏勾龙如渊等人共同解救，先改送昭州编管为监昭州盐仓，保留了公务员的身份。不久，又改为签书威武军判官公事，由昭州调到了福州，条件有所改善。

这个范同实在太厉害了，他不仅吃透了胡铨这类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怕死，不要官，只重名节；而且掌握了把轰轰烈烈消弭于无形的诀窍：且捂着，冷处理，慢慢遗忘。但一个人太聪明了未必就是好事。范同后来因为向秦桧献计，解除岳飞等三大将兵权而官至参知政事，不到半年即被罢免，其城府太深亦是原因之一。秦桧觉得此人心机过于阴狠，且深不可测，反倒要处处防着他，这就不好了。一个人的城府深得让别人感觉出来了，这个人的朋友大致不会很多；若是让他的顶头上司也有所顾忌，那就离倒霉不远了。

胡邦衡贬窜福州府，吴师古流放袁水滨。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事件渐至偃息，有如歌女朱唇间的一阕词牌：定风波。在以后的几年里，和议顺利签署，举国奉旨噤声，秦桧亦越发如鱼得水。但到了绍兴十二年七月，罗汝楫为什么又要把过去的旧账翻出来，和那些“过去”硬是过不去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事。

七月初五日，升迁驸马都尉高世荣为常德军承宣使。我们还记得，高世荣就是那个不知哪辈子烧了狗屎香，娶了从金国逃回来的柔福帝姬做老婆的永州防御使。事实证明，攀龙附凤是这个世界上最合算也最有成就感的勾当，一旦爬上了长公主的床，挤进了皇亲国戚那个圈子，处处都会站得更高，尿得更远。

七月初六日，因吴才人进封为贵妃，加封了吴氏娘家的一批亲戚，其中包括贵妃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妹婿，也就是官家的舅子和连襟。再加上枝枝蔓蔓的，总共二十一人。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一则不那么正经的灯谜，谜面是：老婆、舅子、小姨子——打一名胜风景。猜不出来吧？那我告诉你，谜底是：泰山日出。泰山者，老丈人也。吴氏一门，凡“泰山日出”者，皆有封荫。只可惜泰山已死，要不然当不失侯爵之赏。

七月十八日，命工部和内侍省制造官家乘坐的玉辂和皇家仪仗。仪仗队由二千二百六十人组成，比之于当初东京的五千余人，这个规模要小得多。但重要的是，现在开始造了。这个造是再造，因为原先有过，后来没了。再造就是中兴的意思，官家很享受这个词。

抓紧“填房”进封贵妃，给皇家的各路亲戚加官晋级，制造豪华专车玉辂及一应仪仗，从这些信息中，人们不难推测，那位千呼万唤的“老娘”要隆重登场了。

没错，所有的这些皇恩浩**和华彩纷呈都源于急脚递从北方送来的一则快报：

甲午，皇太后回銮，自东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从东平到楚州这一段走的是古泅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其实汴水和泗水都是淮河的支流，并不直接流入长江。自隋唐以后，泗水又称清河。太后既已从东平登舟，整个归程便已完成了三分之二。而一旦过了淮河，就进入了南宋境内，经扬楚运河转棹江南运河，沿途军州自会倾力奉迎，一切就顺风顺水了。这样算下来，太后将在八月中下旬到达临安，自宋室南渡以来最值得张扬的一场盛大的回銮庆典也即将拉开帷幕。

那么就张扬吧，只有心理虚弱的人才需要张扬。庆典的排场越大，越说明操持者底气不足，需要借助某种仪式来壮胆。你割让了那么多的国土，奉献了那么多金帛，承受了那么多屈辱，贬斥了那么多大臣，甚至不惜杀害了那么优秀的旷世名将，不惜把那个“渊圣皇帝”也丢在北方不理不顾，不就是为了换回一位老太太吗——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几口棺材，不过那只能算是一场交易的搭头——现在老太太回来了，怎能不大事张扬普天同庆呢？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规矩，一场官方的庆典之前，必须先行清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那些历次被处分过的人加重行遣。那些人当初被批判、罢官、编管、流放，必然心怀不满，尽管他们没有来上诉闹事，但毕竟是不安定因素。庆典在即，先要把他们赶得远远的，以免破坏了行都的欢乐祥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汝楫弹劾胡铨的奏章上来了。

在官家和秦桧等人的眼里，胡铨这厮实在可恶至极，当初就应该施以重典，只是因为不想成全了他，使竖子成名，才选择了冷处理。但冷处理不是不处理，只是没到适当的时候。现在，那场风波已过去三年多了，胡铨奏章中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已逐渐风化，人们都在遗忘中关注自己眼皮底下的小日子：官位、俸禄，以至引车卖浆的寻常生计。但大人物是不会遗忘的，当别人遗忘时，他们要出手了。

于是将胡铨除名勒停，发配新州（广东新兴）编管。还是开除出公务员队伍，还是流放到南方的边远地区，也还是交地方政府监督改造，一切都打回到三年半之前。只是把昭州改成了新州——因为新州的纬度更南。

但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还没有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原始起点，原始起点是“欲正典刑”——要他的命。过了一段时间，秦桧的表兄弟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一次无意中问新州守臣张棣：某某人、某某人都远谪海南岛，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知道这是上头的意旨，不敢怠慢，便千方百计搜集胡铨的罪证，然后奏称胡铨“鼓唱前说，犹要惑众”。“前说”是什么内容？不说，因为那中间都是些敏感词，但只要点到了这两个字就够了。于是有旨：胡铨送海南编管。这个姓张的守臣其实应该改姓“伥”，因为他乐于为虎作伥。他知道上边不是要把胡铨送往海南，而是要他死，就特地选派一个叫游崇的使臣押解胡铨。游崇是个恶吏，歹毒而且阴险，由他来押解，胡铨必死无疑。好在雷州守臣王趯施以援手，王趯这个人不仅有正义感，而且出手很巧妙，甚至有点冷幽默的味道，当胡铨一行途经雷州时，他抓住游崇一路顺带贩卖私茶的把柄，公事公办地将其逮捕下狱，让这场几乎是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胎死腹中。王趯又厚赠胡铨，用于盘资和一路的打点。这有如彩虹挂天般的正义情怀把胡铨一直护送到海南崖州——那个当今叫作三亚、让中外游客趋之若鹜的地方，当时却一点也不好玩。胡铨到了海南不久，那个把有限的智慧投入到无限的为虎作伥中去的张棣就升迁了，荣任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由贫困地区调到鱼米之乡，茶盐公事又是肥得流油的差遣，等于从糠箩跳进了米箩，相当不错。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一个人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有如染上了瘟疫一般，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绍兴十二年七月，胡铨发解新州时，寓居福州的诗人张元干挺身而出，写了一首词为之送行。写一首送行的词都要用“挺身而出”来形容，太夸张了吧？一点也不夸张。且看岳飞的孙子岳珂笔下所记的那种世态人情：“胡忠简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乡，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一方面是“直声振天壤”，一方面却是“莫敢与立谈”，这就是高压政治下的畸形世相。这阕以“梦绕神州路”起首的《贺新郎》沉郁悲慨，相信只要是对宋词有些了解的人都耳熟能详。张元干只作过几任小官，长期赋闲，一生写的诗词应当不少，但正是这阕《贺新郎》成了他扛鼎揭旗的代表性作品，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十多年后，有一个叫杨冠卿的词人路过吴江垂虹桥，“旁有溪童，具能歌张仲宗‘目尽青天’等句，音韵流畅，听之慨然”。张仲宗即张元干，而“目尽青天”正是那首《贺新郎》中的句子，可见其流传之广。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大概算是一个例证。

随同胡铨一同去海南的，还有一个叫黎倩的女子。黎倩美貌且贤惠，是胡铨在新州时相识并相恋的。在此后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中，黎倩一直与他相濡以沫。流放中的凄苦艰辛难以尽言，好多人都死于贬所，但胡铨活了下来，这除去因为他的名声而获得正义之士的关照外，我们不应忘记这位红颜知己的爱情抚慰。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新皇帝召他回京。胡铨携黎倩北归，途中在株洲被胡氏宗亲接待，饮于湘潭胡氏园。当时胡铨已经六十岁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有如梦魇一般，一声长啸换来了几番生死，如今终于挺着脊梁回来了。酒微醺，心潮起，感叹于自己的飘零身世及身边这个女人的一往情深，遂题诗壁上：

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

诗不算很好，却有一点旖旎的色彩，这色彩竟在文学史上洇润开来。从此，女人脸上的酒涡即有了“梨涡”的别称，“梨涡浅笑”亦成为一个温软的文学名词。

“梨涡浅笑”——写在纸上很养眼，念起来满口余香，端的绝妙好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