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奴

一个人，进士出身，机敏练达，文章也写得不错，在官场上蹭蹬了将近三十年一直沉沦下僚，临近退休时却突然飞黄腾达，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跻身六部首揆。这中间当然是有窍门的，但说白了其实也就四个字：卖身投靠。如果一定要凑成八字方针，那就再加上四个字：助纣为虐。

这个人叫罗汝楫。

罗汝楫，徽州歙县人。歙县是砚墨之乡，南唐时推崇李廷珪墨、澄心堂纸、诸葛氏笔和龙尾歙砚为文房四宝，其中的墨和砚均出自歙县。绍兴八年，官家还特地从歙县请来墨工戴彦衡为他制造御墨。那些用糯米、珍珠和香料制成的极品御墨存放在复古殿里，直到南宋末年谢太后写完了降表还不曾用光。砚墨之乡，读书人也多。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罗汝楫进士及第，当时他三十五岁，这个年纪进入仕途不能算早，但也不算晚。进士的起步官阶一般为从八品的文林郎，到绍兴十年时，他的职务是刑部员外郎，混了差不多三十年，“郎”还是“郎”，只不过由从八品爬到了从六品，升了四级。刑部员外郎是刑部下面的一个副司长，协助刑部郎中（司长）处理司务。当年诗人杜甫曾做过工部员外郎，品级可能还要低些，因为他前面有“检校”二字，也就是代理的意思。其实他一天也没有代理，只是一个名分，故世称杜工部。一个从六品的副司长如果外放当一个县太爷或州府的通判，那还有点意思，好歹说话算数，放屁有声，出门也前呼后拥，有衙役扛着回避的虎头牌鸣锣开道，回到家里说不定还有人等着送礼孝敬。但在中央机关，就基本上是个跑腿了。冠盖满京华，那里当官的太多了，“司长满街走，处长不如狗”，谁还买你一个副司长的账？外面既不风光，家里的日子也过得清汤寡水的。

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再提不上去，等着他的只有退休。一般人到了这时候也许就认命了，吃咸点，看淡点，准备告老还乡。但罗汝楫不认。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的问题是遇人不淑，而这个“淑”又是朝三暮四、捉摸不定的，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刚进入仕途时，书生意气、家国情怀，有如屈平老杜，以天下为己任，碰壁自是难免。等到磨去了棱角，懂得了世故逢迎这一套，可顶头上司偏又不喜欢这一套，当然也就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官场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既可治大国，又能烹小鲜，但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往上爬。在那里，人性浑浊不堪的底色**无遗，你爬不上去，就只能像狗一样地侍候别人。那种冷眼、鄙夷和看人下菜碟的炎凉世态，那种赢者通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游戏规则，那种在食物链低端仰承鼻息的窒息感和耻辱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遑论几十年的熏陶和历练？

到了绍兴十年春天，一直有如弃妇一般抱怨遇人不淑的罗汝楫突然时来运转，遇上了“淑人”。

秦桧独相的局面是从绍兴八年十月开始的，但他是从金国回来的人，根底不清，根基也不深，只是因为附和官家苟且求和的阴私和两面三刀的小伎俩，才得到了赏识。他知道自己树敌甚多，要维护自己独相专权的局面，除去揣摩好官家的心思而外，当务之急是要广招羽翼。这样罗汝楫的机会就来了。以前那些执宰级的高官，他要么踮起脚尖也够不上，要么够上了人家不赏识他。现在这个相爷，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好巴结，一蹭就上。秦桧的门槛并不高，他只需要你的忠诚和无耻。于是落花有意，流水多情，双方一拍即合，犹如潘金莲碰上了西门庆。绍兴十年二月，罗汝楫升迁监察御史，从“郎”变成了“狼”——因为御史的任务就是咬人，可以捕风捉影地咬，无限上纲地咬，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咬，这就是所谓“风闻言事”的特权。凡弹劾某个大臣，他们都大模大样地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打小报告。“台谏者，天子之耳目之臣。”宋代的台谏制度本来是皇权抑制相权的重要手段，但到了秦桧那里，却成了打击异己的工具。他看中的那些人，必须集走狗的恭顺与恶狗的疯狂，摇尾巴策略与啃骨头精神于一身，不仅主子指向哪里他们就咬向哪里，还要具备超常的嗅觉，哪怕主子随意从牙缝里剔出来一丝菜屑，他也能辨出荤素淡咸来，因此，即使主子没有指向哪里，他们也知道咬向哪里。罗汝楫已在官场中厮混了将近三十年，耳濡目染，熟能生巧，这些应该都不难做到。

咬人是必须的。但第一口咬谁，怎样才能一咬惊人，让朝野震慑天下耸动，也让自己一出场就能博个满堂彩，罗汝楫在窥测方向。

绍兴十一年秋天，宋金和议已见眉目，三大将被削去兵权，调到枢密院担任虚职，官家又密谋对岳飞下手。八月，罗汝楫与御史中丞何铸交章弹劾岳飞，拉开了这一千古奇冤的序幕。所谓“交章”云云就是同时上书揭发岳飞的问题。从这个“交章”来看，应该是秦桧统一策划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岳飞忠勇清正，根本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是这不要紧，罗织这个词是古已有之的，何况上书者本身就姓“罗”呢？那么就罗织吧。罗织的三条罪状中，有两条是颠倒黑白，还有一条是“情绪罪”，说岳飞“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姑且不说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即便有，这算什么罪呢？用现在的话说，大概算是意志衰退吧。但官家既然已经铁了心要把岳飞送上断头台，这种弹劾就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岳飞当即被罢官，而紧随其后的便是“莫须有”的谋反大案，直至年底一代忠良冤死大理寺狱。这起中国政治史上的惊天大案，最终成就了岳飞的千古英名，也把赵构、秦桧等一应丑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罗汝楫因其最先咬出的那一口，亦“与有荣焉”。

岳飞被害后，罗汝楫越发踌躇满志。绍兴十二年正月，他又接连咬出两口，这次咬的是曾做过岳飞幕僚的朱芾和李若虚，还有参与审理岳案的专案组成员何猷和李若朴。再接着，他又弹劾曾与他“交章”揭发岳飞问题的何铸。这个何铸原先也是秦桧的心腹，但后来他发觉秦桧要置岳飞于死地，一种被称为良知的声音唤醒了他。在秦桧面前，他力辩岳飞无辜，以至成了罗汝楫撕咬的对象。一个人作恶，一旦越过了底线就一发不可收，而且还会上瘾入迷，把作恶或犯贱视为一种乐趣甚至荣耀，就像粪坑里的那些蛆虫一样，津津有味地在一汪腐臭中拥抱自己的成就感。罗汝楫虽然年过六旬，但咬嚼肌依然强健，牙齿也相当锋利。他几乎所向披靡，一咬一个准，如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般轻松惬意，不费吹灰之力。例如他弹劾何铸，一开始就从家庭出身开刀，说人家“胥吏之子，素无闻望”。措词相当刻薄。何铸之后，紧接又有赵鼎、王庶、曾开、刘子羽、李弥逊、孙行俭等接连被咬。这个阵容相当豪华，其中赵鼎和王庶都曾担任过执政级的高官。但一经纠弹，则有官者罢官，已罢官者远徙，甚至连死去的人也不肯放过。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罗汝楫的表现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秦桧的赏识，他的仕途也由此变得丰饶而灿烂，到绍兴十三年时，他已升任吏部尚书，正三品。由从八品到从六品，他用了将近三十年；由从六品到正三品，他只用了三年时间。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官僚，恰恰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粉碎了温柔敦厚的书生幻觉，证明了一条与学而优则仕完全相反的官场定律：百“文”不如一“贱”。

在上述一长串遭到罗汝楫弹劾的官员中，还遗漏了一个胡铨。这个人官不大，影响却不小，几年前他那封抨击和议的奏章及“手抄本事件”所引起的反响，用挥手起风雷来形容也不为过分，让官家和秦桧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狂悖之徒，罗汝楫岂能放过？

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