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司马迁的文笔有如刀锋一般锐利明快。在冷兵器时代，马几乎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所谓“金戈铁马”向来就是军队的代名词，这中间，“铁马”与手执“金戈”的士兵平起平坐，老实不客气地占了一半的分量。但一种宿命般的尴尬始终追随着中原王朝的前世今生，那就是马匹的匮乏。由于地理及气候原因，优质马匹多出自西北蕃部，因此，作为偏安江南的王朝，集马匹的采购、转输和管理于一体的马政，就成为南宋的一项不可须臾懈怠的国家工程。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东京的大车都是用水牛骈拉的，这样的细节只是画家笔下的随意写实，却显现了繁华背后的无力和悲哀。南渡以后，官家别无选择地继承了这种无力和悲哀。由于陕西和陇右大部分地区的沦陷，西北边马的供应受到很大限制，骑兵一直是南宋军事体系的短板，也一直是官家挥之不去的心事。心事萦怀，有如梦魇一般，以至手下的大将有几次向他拍马屁都遭到了冷遇。绍兴元年秋天，大将刘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祥瑞上奏朝廷，被讥讽一顿，其中官家随口说出来的不乏牢骚之意的一番话，很能反映他对骑兵不足的忧虑：

帝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

这话说得不错，老百姓有饭吃，朝中有贤能的大臣辅佐，军队有十万精锐的骑兵，这才是真正的祥瑞，那个什么“枯秸生穗”算个什么鸟？建设一支精锐的骑兵，这些年一直让官家耿耿于怀啊！到了绍兴九年，韩世忠又来拍马屁，这次是名副其实的拍“马”，他知道官家喜欢马，就投其所好，千挑万拣选了一匹好马进献，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好马要留在军中效力。官家还借题发挥，向大臣们宣讲了一番自己的抱负：

上曰：不然。虏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军，乘此间暇，广备武以戒不虞，和议岂足深恃乎？

这是第一次绍兴和议之后，官家也知道和议是靠不住的，他念兹在兹的还是马，而且是优质的西北良马。南宋早期大规模的川秦市马，大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马政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如同青铜和铁器，如同战争与和平。但历史上一些强盛的王朝由于疆域辽阔，西北蕃部尽在版图，马匹的供给应不成问题。汉武帝几次大规模征伐匈奴，征用马匹总数超过百万；唐贞观年间，仅陇右官牧马场就有军马七十万匹。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王朝盛世。宋王朝虽也号称大一统，但疆域实在算不上很大。当时陇右被吐蕃占领，秦州已戍边郡，加之西夏的崛起及向河西的扩张，西北市马的空间亦日渐逼仄。大致来说，北宋初期的马政以国营的监牧官养为主，也就是建设大规模的国字号马场。但它们的弊病是腐败和效率低下，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监牧官养最盛的真宗时期，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五百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二十五贯。这种严重违反市场规律的垄断专营给国家财政的压力很大。这样到了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时，在名目繁多的新法中，特地颁布了一条“保马法”，推行官马民养，把养马的任务强行摊派到民户，养得好的给补贴，养得不好的要处罚。这办法究竟灵与不灵，后来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因为熙宁新法就像夏日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保马法”还没来得及验证就收场了。既然国营的监牧行不通，“包养到户”又草草收场，剩下的只有边境市马了。市马还不用拿钱，只要用茶叶，这就是所谓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起初倒还顺畅，至元丰四年（1081年）以后，市马岁额已达到二万匹以上，大体上可以满足军用。但大凡国家专营的勾当——无论是养马还是买马——都很难绕开腐败的沼泽，到了徽宗大观年间，随着朝政的急剧腐败，马政也开始散发出尸臭，“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宝，故马政废缺”。不买战马买珠玉，这样的思路不知是崇尚实惠还是崇尚奢华，但那么多的珠宝堆在皇宫里有什么用呢？反倒招惹得嫔妃们像乌眼鸡似的争风吃醋。那么就等着金人来作为战利品处理吧。及至到了靖康之难时，你看人家那运送战利品的队伍何等华彩，一路珠光宝气啊！

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金国自然不缺少马匹，但人家马匹越多反倒越是看重，就像皇帝的女人虽然多，还是看不得别人的老婆漂亮一样，这是一种源自权力顶峰的占有欲。金人是真正把马匹视为战略资源的，认为马匹的数量代表了国力和战斗力。两国交兵，对战略资源的争夺也是战争的一部分，那种占有欲也就不仅贪婪，而且血腥、残酷，必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靖康年间，金兵逼近东京，首先占领了城外“豆刍山积”的宋马监所在地。可怜北宋前些年用采买珠宝的零头购进的那些作为门面的马匹，全部为金人所得。东京外城陷落后，金人除了无休止地向宋廷索要财富和女人，还索要良马一万匹，这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摧毁宋朝的战争能力。宋廷搜刮了城内所有的马匹，勉强凑成七千之数交与金人，“自是士大夫跨驴乘轿，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马遂空矣”。一座士大夫们骑着毛驴或徒步行走的都城，还谈得上什么尊严和体统？只能是一盘散沙了。同样，一座连一匹马都没有的都城，还谈得上什么抵抗？只能任人宰割了。至此，北宋王朝的棺木已经被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三个月后，那七千匹马又驮着宋宫内的金银财富和图书文籍，向着金人的老家踉跄进发，北去的马蹄声杂乱而哀怨，那是北宋王朝一百六十余年马政最后的挽歌。

金人向北，官家向南，宋王朝跑到南方来了。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骑着马跑过来的，但无论对于马的群体还是个体来说，这都是一种生命的逆向苦旅。马性利高寒，而江南地卑暑湿，夏季尤其炎热，不利于马的繁育和生长。所以北方的少数民族用兵多在秋天，一来秋高马肥，二来可以避开南方的炎热。马的这种习性也决定了南宋马政的主体不可能是监牧官养，只能是边境市马，“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川即四川诸路，秦即陕西秦凤路，广即广南西路。白富平之败后，陕西及陇右部分地区陷落，但南宋控制下的四川西北及甘南地区依然与西北蕃部接壤。另外，广西横山寨马市亦是马匹的另一个来源。这中间，秦马质量最好，川马次之，广马又次之。岷州的宕昌寨是西北蕃马最重要的收市地。这个岷州始建于西魏大统年间，至两宋之际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老名字，到了绍兴和议后突然犯忌了，因为“岷”与金太祖完颜旻的“旻”谐音，照规矩要避讳，于是改名为西和州。有意思的是，当年西魏的拓跋氏在这里建州是为了“大统”，而赵宋的官家改名恰恰是为了偏安。“西和”的愿望当然很好，但光是一厢情愿也不行。因此，朝廷还得在这里采购战马强撑危局，以维持自己有限的体面。南宋优质战马的三分之一以上，川秦边马的一半以上来自这里的宕昌寨马场。小小的宕昌寨亦因此声名鹊起，频繁出现在封疆大吏的奏报和官家的谕旨中。马政，把一个边陲小镇定格在行都君臣的牵挂中，而连接它们的则是漫长驿道上跋山涉水的马铃声。

当然也不光是岷州的宕昌寨，还有阶州的峰贴峡，还有川西南“黎州诸蛮”聚居的小凉山，以及广西的横山寨。仅看这些名字，就大体可以揣测都是与蕃部交界的极边之地，且山高水险。每年初春时节，数以万计的马匹就开始从西北和岭南向临安进发，这是当时动物迁徙中的壮举，但这种迁徙不是动物的本能，也不是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而是臣服于一种标榜着国家利益的强权，其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战争具有更强大的动员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伟大的历史工程，很多都是战争的遗存，例如栈道，例如长城，而大运河最先的构思也是从战争开始的。

现在我们不妨跟踪一支马队，随纲转运，实地体验一遭那传奇般的万里行旅。

譬如说，这支马队就来自宕昌寨。

说“万里行旅”是夸张了，确切的距离是自宕昌寨马场至兴元府一千二百里，从兴元府团纲发运到临安四千八百八十九里，总共六千零八十九里。这是秦马一路。从成都府发运的川马，同样经兴元府沿汉江谷地东行，路程亦大体相当，为六千一百一十九里。而从静江府发运的广马，因质量较差，无须送达临安，都是直接发往长江沿线的驻屯大军，因此行程各有不同，但大致都在三千至四千里之间，如果再加上从收市的横山寨至静江府的路程，当在五千里左右。

山区的春天来得迟，二月初，宕昌寨淡妆素面，冰河未开，草木也不见一丝绿意。阳光懒懒的，人和牲口呼出的热气转瞬间就化成了一团白雾。这些牲口几乎都是马，而且都是品格不错的吐蕃马：阔壮且高大，有着母羊式的脖颈和高高的鼻梁，英武迷人。一年一度的茶马互市给这座边境小镇带来了久违的**，吐蕃马的马蹄声轻快而从容，一队队来了又一队队去了，那种淡定显见得是见过大世面的。来的时候骑着人，去的时候驮着茶。在有关马的交易中，买卖双方常常不动声色，但榷场的表情却是相当夸张的，摊贩的吆喝声炫示着功利色彩，当然那中间也有助兴的意思。空气中弥漫着马粪和茶叶的气息，那气息有如旗帜一般随风飘扬，直到榷场收市，直到一场春雨。在这个季节，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也是马。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马”的特征是它聪明的大眼睛和风中飞扬的鬃毛，这体现的不是实用而是审美。可是在这里就不同了，这里最重要的标准只有两项：身高和口齿。这两项决定了一匹马的品格和等级，以及最终通过换取茶叶所体现的价值。当然这匹马还必须是未经阉割的，战马无须阉割，以保持那种在战场上向死而生的血性。只有拉车或驮载货物的马才需要阉割，让它变得温顺且心无旁骛，这样的马，即使体格健壮也不会有好价钱。

虽说是互市，却不是自由市场，因为马是战略物资，至少在南宋方面是不许民间交易的。同样，用于换取马匹的茶叶也是国家专营，境外蕃民只能与这边的官府（茶马司）做生意。由于茶叶是蕃民的生活必需品，宋代实行“以茶治边”，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交易，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以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的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但蕃民也不是任你拿捏的软柿子，他们的反制手段是抬高马价。北宋熙宁年间，一驮茶可以换一匹上等好马。一驮茶叶一百斤，价值大约三十多贯。到了南宋初年，“宕昌寨四尺下驷一匹，用十驮茶。若其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这时候，十驮茶大约价值二百贯，也就是说，茶价下来了，马价上去了。当然，这中间有牙侩与茶马司官员之间的互相勾结和徇私舞弊。“假如良马一驷，直一百五十余千，则必中卖二百以上。”价值一百五十贯的马，却要财政支出二百贯，其中的五十贯就落入了牙侩及相关官员的腰包，占交易总额的四分之一，这如何得了！为了在宕昌寨买马，朝廷每年要拿出二万驮茶叶，但仍然不够，还要“以银绢绸及纸币附益之”。为此，朝廷只得叫四川每年拿出“易马细绢”十万匹。宕昌寨每年市马在三千匹左右，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为此支付钱物六十多万贯。如果按照上述那个四分之一的贪腐比例测算一下，其中流入私囊的钱物当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一个茶马司的胥吏才几品，也就是个科员股长吧？但其灰色收入却超过了朝廷一品大员的俸禄，真是人不可“帽”相啊——“帽”者，乌纱也，级别也。说到最后还是那个老问题，国家专营的勾当必然导致腐败。那些官商勾结上下其手的“手”啊，哪怕是经手一只虱子，也要毫不犹豫地掰下一条腿来的，何况马乎？

茶叶和马匹的双向流动简单而快捷，波澜不惊。蕃民得到了茶叶，但他们无法得到茶籽，因此明年他们还得牵着马再来。同样，南宋方面也无法大规模地繁育出优良的吐蕃马，这是地理和气候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的交易是平等的，也都互相留了后手，是细水长流的意思。宕昌寨背阴山坡上的残雪悄悄地融化了，三千匹边马如期收市，那有如旗帜一般飘扬的马粪和茶叶的气息渐渐散去，融入春雨，渗入尘埃，等待着来年再度萌发。在此之前，先期成交的马匹已陆续发往兴元府。从现在开始，这些血统高贵的吐蕃马将用他们轻捷的四蹄，从西北到东南一程一程地丈量南宋王朝的疆土。不过现在还不能算是纲运，纲运的起点是兴元府，从宕昌寨到兴元府二十程，这二十程只能算是纲运的预演和热身。等到最后一批马匹到达兴元府，大体上已是三月中旬了。在这里，来自宕昌寨和峰贴峡的马匹集中在一起，混合编纲，然后启程向临安进发，这时候就可以称之为纲运或马纲了。

“纲”的出现大致是在唐代以后，大量货物分批起运，每批编立字号，分为若干组，一组为一纲，这种成批编组发运的方式，称之为纲运，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作为一个对历史缺少研究的普通读者，我对“纲”的最初印象却定格在北宋末年，那是因为《水浒传》中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说晁盖、吴用等人在黄泥岗用蒙汗药麻翻了杨志一行，取了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日礼物，当时觉得这个“纲”大抵是与马屁有关的。再后来，又知道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花石纲，甚至北宋王朝的垮台它也脱不了干系，于是又有了劳民伤财的印象。其余纲运既不一定是马屁也不一定臭名昭著，但劳民伤财是肯定的。它只是封建专制体制下大规模调运物资的一种方式，其特点是严密的组织体系。即以从兴元府发运的一支马纲而言，其组织体系大致如下：

每马一纲五十匹，系合用牵马官兵二十五人，每人牵马二匹，纲官一员，小管押一名，医兽一名，军典一名，火头二人，先牌一名，通计三十二人，前去兴元府茶马司取押。

这中间，牵马官兵和兽医就不用介绍了，都是直接为马服务的。另外的那些角色，纲官是总头目，小管押是副手，军典负责财会文书方面的事务，先牌专司与沿途驿站及官府的沟通联络，火头是烧饭的。三十二条汉子，一个萝卜一个坑，各司其职，巨细靡遗。我想，那时候一个县衙的官员加勤杂人员也不会比这更多吧。

以上是人员编制，在这里，各式人等虽也尊卑有序，但其标志只有职务，并无年龄肤色身高之类。但马就不同了，马的身份档案要比人完备得多。档案上的那些内容，有的体现于鬃毛下或两胯之间的“火印”，那是马的等级标志，是普通马还是阔壮马，是堪披带马还是出格堪好马。有的雕刻在一块黑漆小木牌上，再把木牌封系在马脖子下面，记载着马的编号、性别、毛色、齿岁、尺寸，等等。另有一份“纲解状”——也就是纲马档案——由纲官随身携带，所记除上述内容外，每匹马还必须剪下鬃毛，用蜡封固在册，以便到了终点考核时验明正身。如果途中有马匹死亡，还须将死马的皮、鬃封好，以备核对。

一切编排完毕，已是三月下旬，风吹在脸上已经软和些了。那么就上路吧。

从兴元府向东就进入了汉江谷地，一路经金州、江陵至鄂州，这中间共有四十一驿，两驿间距多为一日程，有的为二日程。兴元府原名汉中，这个名字会让人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许多重大战事，以及战场之外谋士们的折冲樽俎。绍兴三年正月的饶风关之战也发生在兴元府至金州一线。汉中者，形胜之地也，“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这是当年张浚宣抚川陕向官家陛辞时，形容汉中地位的一段话。他是文官封疆，自然说得头头是道很精彩的。现在，“秦陇之马”就行进在荆襄之路上，也行进在这块折戟沉沙的古战场上。这一路多丘陵山地，尤其是秦巴山区的行程，“皆崎险山谷，路皆曲折，值潢潦雨雪必须人马失所”。若遇上两驿间为二日程的，须得在途中露宿，那景况则倍加恓惶。即使到了驿站，补给也往往不如人意。马驿属地方州县管理，按规定不仅要提供马纲的食宿，还要负责补充马纲第二天行程中的钱米和草料。但写在纸上的规定是要靠驿丞的脸色来解释的，打点或串通作弊就成为一种明火执仗的潜规则，克扣马料折钱私分是最常见的伎俩了。这中间朝廷制定的规矩本身也有漏洞，秦陇之地水草丰美，那里出产的马向来只吃草、不喂料，所以才长得好筋骨。现在一下子贵族化了，吃上了高蛋白的大麦黑豆，它反而不适应，容易感染“蹄注之疾”。这一点制定规矩的人不懂，但驿丞和押纲的官兵心知肚明，这就为他们串通作弊、将马料和平演变为囊中私利提供了空间。除去克扣马料，押纲官兵另外还有不少生财之道，他们在马纲中夹带商货禁物，并附私马随行，甚至偷换上等马私获渔利。一支小小的马纲，负载着王朝肌体上的种种沉疴和溃疡——还有那里面蠕动的蛆虫——在古老的驿道上亦步亦趋，且停且走……

一路沿着汉江走，越往东南，渐至山温水软，天地间有了几分清朗之气。待汉水汇入了长江，鄂州到了。

对于长途跋涉中的马纲来说，鄂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以宕昌寨为起点，至临安总共八十五驿，到鄂州为五十六驿，三分路程已去其二。如果以兴元府为起点，至临安总共七十驿，到鄂州为四十一驿，也已完成大半。而且到了鄂州，时令已是初夏，沿途草木葱茏，马匹可以“放青”，这就减轻了马纲携带草料的负担。马吃上了青绿饲料，膘分和精气神也上来了。都说马无夜草不肥，其实夜草不如青草，为什么秋高马肥？无他，就因为吃了一夏天的青草。加之这期间日长夜短，气候宜人，先前那一段带着风沙味儿的穷山恶水已成过去，马纲就要转入长江南岸东行了。江南好啊，满眼绿树繁花，生机勃勃，何况眼下还没到那个让人浑身不舒服的梅雨季节。

到了鄂州，按理说还该有另外的一层希望所在。从鄂州开始，南宋的五路驻屯大军就在江南一字排开，分别是鄂州、江州、池州、建康、镇江。纲马是供应军队的，迟早要分发给各路驻屯大军，如果朝廷先期把配额通报马纲，马匹就近交付相关驻军，不就省去了到临安的周转吗？这样的路线图看起来很顺，但朝廷偏偏不肯这样安排。不这样安排不是因为他们脑残，而在于赵宋王朝根深蒂固的遗传基因——对外地统兵大将的猜忌。南宋的军队分野战军和御林军两个系统，野战军即江上诸军，这是打仗的部队，和金人开战，这五路大军首当其冲。御林军即所谓的三衙军司——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这部分军队驻扎在行都周围，由官家最宠信的大将杨沂中统领，装备也最为精良。其实他们根本用不着打仗，一旦有事，自有江上诸军在前线卖命。若战事真的到了行都周围，也差不多要亡国了，他们只有扈从皇上逃命的份儿。在南宋每年一万一千余匹的纲马中，来自宕昌寨和峰贴峡的西马大约有五千匹，这质量最好的五千匹马，送到临安后，要先让三衙的军队像皇家挑驸马似的挑一遍，这一挑就挑去了三千五百匹，剩下的才轮到前线的野战军。一千五百匹马，五路驻屯大军，杨柳水大家洒洒，只能意思意思了。当然，这部分马匹还得从临安回头发给江上诸军。如果要发到鄂州的话，那么从宕昌寨到临安再返回鄂州，总行程当在八千里左右，其中大约有四千里是不折不扣的冤枉路。

从鄂州到临安共二十九驿，途经江州、池州、太平州、建康、镇江、湖州、秀水，这些地名多是带水的，有水的风景自然赏心悦目，路却不一定好走。江南土地金贵，道路虽不甚崎岖，却很狭窄。水乡桥多，木桥多苗条清秀，有如少女的腰肢；石桥则陡阶高拱，有如老人的驼背，这种只适合骑着毛驴看唱本的路桥条件，让那些惯于在西北荒原上驰骋的骏马情何以堪？那就耐着性子慢慢走吧，好在离临安越来越近了，关于路程的减法也越来越简单了。随纲官兵们也开始很切实地盘算自己的转资、磨勘之类的前程。押运纲马虽然辛苦，却是升迁的捷径。押纲官都是八九品的低级武官，牵马兵卒则是无品的军校。每押一次纲，如一路顺利，倒毙的马匹没有超过规定的比例，只大半年时间，官转一级，兵升一资。这样的提升速度在承平年代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押马乃武臣、军校速化之途，而副尉累以赏转至正使者，不可胜数”。副尉是无品的高级军士（相当于现代的中士、上士），由副尉提升到最低级的正使（即正七品的武翼大夫），按正常的速度四五年转一资，需数十年，而现在只要押送几次马纲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战功也好，劳绩也好，又何羡之有？我们不妨来算笔账，朝廷每年需要转运的纲马为一万多匹，参与纲运的官兵六七千人，仅此一项，将产生多少冗官，开销多少俸禄！一万多匹马浩浩****，从边疆到临安再到军中，各个环节上的花费有如流水一般。而战事一起，千骑万乘，无异云烟；浩**貔貅，也只是一堆肉而已。官家对这些利害都是洞若观火的，所以他才认定了仗是打不起的，此所谓战之难，和为贵也。

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王朝，其马政亦如负重独行的老妇，有着别样的困顿和悲情。

南宋末年，蒙元南侵，宕昌寨一带的优质马源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从秦、巩入侵四川，次年十月攻占利州、成都府，南宋川陕马源从此断绝，川陕市马亦宣告终结。

宝祐元年（1253年），元军分三路进攻云南，其意图除了战略上的迂回外，切断南宋的广马供应亦是一大考虑。元军次年灭大理国，三年灭安南。广南市马也从此中止，宋王朝的马政寿终正寝。

一个没有马匹来源的王朝此后又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号称“上帝之鞭”的元军苦苦周旋了二十多年，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南宋君臣只能龟缩在几艘海舟里一路南逃，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覆灭于厓山附近的大海中。

现在是绍兴十二年六月，蜀帅吴璘月初抵行都陛见，至七月二十日左右才踏上归途。这期间，官家多次召见，慰勉有加，且相与商讨川陕事宜。临行前又给他加了一顶少师的头衔，这也是吴玠生前的最高荣誉。他在回程的路上大抵是不会遇上马纲的，因为从临安到鄂州一程，他走的是水路，马纲走的是旱路。回程的路线和来的时候一样，运河、长江、汉江谷地，到兴元府时，已是秋天了。

吴璘帅蜀近三十年，乾道三年（1167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由其子吴挺继任蜀帅。吴氏一门保蜀有功，由于四川地域的相对封闭性，再加上他们统帅川军近八十年，根深蒂固，朝廷始终没敢削他们的兵权。这样到了吴璘的第三代就有了坐大之势，终于发生了吴曦之变。但反叛仅四十一天即被诛杀，吴氏家族在川陕的统治尘埃落定。

那已是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