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尼姑那些事儿

中国的史书向来崇尚雅正，涉笔所及，无非军国大事、礼仪盛典、帝王巡幸、官场沉浮，堂皇得有如空话连篇的贺辞，没有一丝烟火气的。但在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十二年的五月却弥漫着一股铜臭味，这个月的好多事情都是与钱有关的——花钱、筹钱、捐钱、挣钱。而该月的头三天发生的三件事，竟全都绕不开那句不大好听的俗语：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先说初三的这件事。

金熙宗完颜亶生日，朝廷要派人去送礼。“人情急似债，顶着锅盖卖。”今年是宋金和议签署后的第一年，这个头一定要开好，人情也不能轻。这次准备的礼品有：“金茶器千两，银酒器万两，锦绮千匹。”别看这份礼单写起来轻飘飘的，其实分量很重，按照当时金、银和绢的比价换算下来，大致相当于每年对金岁贡的十分之一。完颜亶的生日是七月初七，但使者带着礼品颠颠簸簸地北上，在路上要走两个月，所以现在就得启程。宋王朝作为大金国的臣子。逢年过节都要给人家送礼的，但大礼一年只有两次，一次是过年，一次是金主生日。人家草原民族性格粗豪，只讲实惠，不喜欢繁文缛节那一套，前些时带信来说，生日礼品就不要专程送了，到过年的时候一并打包进呈，省得你们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当初你们对辽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我们也认可原先的潜规则，简约而不简单，大家都省心。但官家是个礼数很周全的人，坚持每节必送。他觉得既然签了和约，双方就是亲戚了，亲戚之间还是要多走动的好，关系是走出来的，那怎么叫“走关系”呢？礼多人不怪嘛。

这个“礼多人不怪”倒是实情，官家怕的就是人家一个“怪”字，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根据宋金和议，金国将送回他的生母韦太后、还有徽宗等三人的梓宫。早在一个月前，官家已发表信安郡王孟忠厚为迎护梓宫礼仪使，参知政事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这两拨人马已经北上。而太后那边也开始从原先的囚禁地五国城向上京会宁府出发。这时候自己一定要特别的低调，特别地装孙子，特别的诚惶诚恐，让人家即使想从鸡蛋里面挑骨头骨头里面挑鸡蛋也无从下手，不至于再生出波折来。

太后回銮是大事，大到足以掩盖一切的耻辱和阴谋，让宋金和议有了一条可以向国人交代的堂皇理由；也大到足以张扬自己的人君之德，成为以孝治天下的一面旗帜。当然，官家也不全是矫情作秀，毕竟母子至亲，骨肉之情。这么多年来，太后在北方遭受的苦难和凌辱，官家一直不敢多想，而今在她的风烛之年得以回归，做儿子的当然要曲尽孝道，加倍补偿，即使举天下而奉一人也不为过，让她慢慢走出那场噩梦的阴影，在锦衣玉食中颐养天年。早在绍兴九年，他就下诏建造慈宁殿，作为太后回銮后的颐养之所。现在看来，由于规划的原因，那殿子还是小了点，装修的档次也不够。眼下离太后回銮还有三个多月，抓紧这三个多月的时间，踵事增华还来得及。

五月十四日，官家下诏增筑慈宁殿。皇室的工程，照理要户部拿钱的，但他却“特旨”让礼部给度牒支付。

这个度牒究竟是什么玩意，为什么能当钱用呢？

有一句俗语，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意思当然相当的牛逼。它使用的是一种谐音代换的修辞手法，其原意并不是说和尚打了伞就可以胡作非为。但如果说果真有一把伞可以为和尚护身，这把伞就是——度牒。

关于度牒，《水浒传》中有多处涉及，虽是轻描淡写，却很有意味。第一回写“洪太尉误走妖魔”，龙虎山真人起初不肯打开伏魔殿的大铁锁，洪太尉大怒，扬言要“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州军受苦”。这狠话一放，龙虎山真人马上服软，只得乖乖照办。于是一百零八个妖魔呼啸而出，引出了后面风风火火的大情节。再看第四十五回，风流和尚裴如海与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勾搭成奸，想找个人在他们快活时望风报晓，便想到了寺里的胡头陀。裴如海许给胡头陀的好处是：“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胡头陀就心甘情愿地下水了，并为此丢了性命。还有一处大家就更熟悉了，鲁提辖打死了镇关西，为了逃避官府的追究，赵员外给他买了一张空头度牒，送他到五台山文殊院出家了事。这几处情节说明：一、度牒大致就是官府发给出家人的身份证，这玩意相当重要，沙门中人，没有得到的（如胡头陀）梦寐以求，已经得到的（如龙虎山真人）唯恐失去。二、度牒附带着种种特权，例如像鲁智深那样犯了事的可以逍遥法外。此外还可以免除租税徭役。三、度牒是可以花钱买的。

对于朝廷来说，这第三条尤为重要。

度牒可以花钱买，向谁买呢？当然是官府。但官府不过是经销商，大老板是朝廷，因此在很多时候，度牒便成了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就像自来水龙头一样，只要一打开，真金白银就哗啦啦地流出来了。这钱来得容易啊！不是唾手可得，而是袖手可得——根本用不着往手心里吐唾沫摩拳擦掌作英雄状的。有钱才是硬道理，只是放开了和尚尼姑那点事儿，国库就像烧开了的粥锅似的潜起来了，真好！

通过卖度牒来敛财，这样的主意最初是一个叫杨国忠的人想出来的。没错，这个杨国忠就是唐玄宗的大舅子，提起他，人们就会想起那场让唐王朝黄钟毁弃的安史之乱。也没错，卖度牒的主意就是安史之乱时想出来的。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唐王朝丰腴的腹部成了血腥厮杀的战场。由于军费急剧膨胀，朝廷财政吃紧，入不敷出，作为宰相的杨国忠“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这叫穷出来的主意急出来的屁，但从“旬日间得钱百万”来看，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虽然那点钱并没有能像壮阳药一样让唐王朝雄起，不久，叛军便以破竹之势直下长安，杨国忠本人也在那个离长安不远叫马嵬驿的地方，被喧哗与**的士兵所杀，但他发明的度牒经济却从此进入了中国的财政史，成为一道诡异的风景。

杨国忠死了，接下来轮到后人坐享这专利的成果了。至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称帝，任用郭子仪为兵马大元帅，军事上虽有所振作，但由于“军兴用度不足”，只能又“权卖官爵及度僧尼”来解决军费问题。当时的度牒居然上涨至每份百缗之多，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也在北方公开度僧，为唐肃宗募集“香水钱”充任军饷。我起初弄不清这个“香水钱”是什么意思，出家人为什么要以这种带着暧昧的闺房气息的名义向朝廷献媚，后来才知道“香水”源于佛教中环绕于须弥山四周的“香水海”，带有超度的意思，与闺房无关。但宗教和皇权的相互借重却是不争的事实，神会后来在宗教界的地位迅速上升，与这笔“香水钱”不无关系。所谓“沙门不敬王者”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就像某些文人的假清高一样。战乱结束后，国家财政开始走上正轨，度牒经济才逐渐淡出朝廷的预算。但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始终病恹恹的，一旦囊中羞涩，度牒买卖又死灰复燃。就像一个徘徊于生计与操守两端的女人一样，在生计窘迫时，卖身为娼是一种无奈；等到日子勉强过得下去了，便脱身从良；但手头一缺钱，又只好去重操旧业。到最后人也老了，钱也没挣下几个，更糟糕的是还弄了一身脏病——随着买卖度牒渐成风气，宗教的规矩也坏了，原先僧尼剃度受戒，是要经过考试的，合格者方能发给度牒。因此，度牒既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又是他们的学历文凭。但后来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考试便形同虚设，甚至干脆连虚设也不用了。出家人亦鱼龙混杂，佛门清静之地难免藏污纳垢。什么东西一旦和金钱结缘，像青菜萝卜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它的神圣性就会贬值，不管是官衔、荣誉、文凭还是女人，概莫能外。所以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冠之以“非卖品”。不信你试试，再好的字眼，前面加一个“卖”——例如卖身、卖友、卖国——立马面目可憎，令人唾弃，甚至连“好”也不能幸免：卖好，意思也变得不好了。

从王朝的气象上说，宋代不及唐代那样恢弘阔大，但经济文化的繁荣却也花枝招展。以前人们只说盛唐，其实唐的繁荣在宫廷，宋的繁荣在市井。因此，宋代社会财富的丰饶是登峰造极的。但由于冗官、高薪、皇室的挥霍以及花钱买太平的苟且外交，中央财政一直不很宽裕。宋太祖当年又留下遗嘱，不得给百姓加税。不加税很好，不仅英明，而且伟大，试问能做到这一点的统治者历史上有几个？实在想不出。但不加税，朝廷的开支从哪里来呢？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出处，卖度牒就是一条出处。

宋代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在那些交易背后，不光有铜钱、铁钱、交子和会子，我们常常还会看到度牒的身影。那些用高档的五色金花绫纸制作的宗教证件，可以作为商品交换的资本，也可以用于赈灾、奖掖和军费，还可以直接作为货币来流通。熙宁新法时，为了推行“青苗法”，陕西转运司奏请朝廷用度牒作为本钱，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并向全国推广。苏东坡在杭州当太守，为了疏浚西湖，就向朝廷申请了一百道度牒，把西湖修出了“眉目”。后人走在风光旖旎的苏堤上，大抵不会想到那一百道度牒。但在那个时候，一百道度牒是可以卖一万多贯钱，买五千多石米，换十万个工的。到了徽宗年间，皇帝好大喜功，又天性是个玩家，宫里的娱乐片玩腻了，又要玩战争大片，自说自话地就对西夏用兵，所谓“崇宁开边”，仅四个月就发卖度牒二万六千多道。到了后来，发卖度牒的年收入竟超过六百万贯，几乎与全国一年的盐税相当。《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买“五花度牒”大致就在这段时间。而类似的情节也在十字坡上演。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黑店，放翻了一个过路的头陀，“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留下了他的度牒，却舍不得丢弃，大概是想找机会卖一笔钱的。武松血溅鸳鸯楼后路过这里，这本保存了几年的度牒正好派上了用场，被武松作了护身符，风风火火闹九州去了。

这应该是宣和年间的事，距离北宋王朝垮台已经不远了。

北宋王朝说垮台就垮台了，谁也不会说那是卖度牒的结果。因此，建炎南渡以后，又变本加厉地卖，不卖没钱用呀。那时候的中央财政不光是捉襟见肘，即使不“捉襟”也能看到胳膊肘儿——本来就穷得缕缕挂挂的，还用得着拉衣襟吗？有时候，官家赏赐大臣，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也拿不出来，只得折算成钱，赏赐“半匹”。这倒也罢了，半匹就半匹，反正又不是把一匹马活活锯开，先折算成钱，记在账上再说。有一个州拿不出钱发放宗室的补贴，向朝廷叫苦。朝廷当然也拿不出钱，只好让他卖二百五十道度牒。二百五十道度牒卖了六万二千四百贯钱，平均每道二百五十贯，价钱还不错。但这些还只是毛毛雨，最大的开支是军费，一打仗，战场上的输赢不好说，但花起钱来却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的。有宋一代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太平日子，文臣的待遇远高于武将；但战事一起，倒过来了。南宋初年，正一品宰相的俸禄每月三百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四百贯。这个四百贯还是小头，另外的公用钱——也就是公款消费——更是惊人，每月三千贯至一万贯。还有一条，文官的俸禄要拖欠，只支付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唯统兵官依旧全支”。在这种情况下，零打碎敲地卖度牒已经无法应付了。建炎三年（1129年）春天，小朝廷一歇脚杭州，即宣布原先所拨赐的度牒一概停止，全部用来发卖换钱。当时的官价是每道一百二十贯。到了绍兴初年，官价涨到二百贯。为了确保军用，后来又不得不实行配卖政策，也就是层层摊派配额，强行推销。当时发卖度牒的年收入竟维持在六百万贯上下。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和徽宗年间大体相当，但徽宗那时候全国岁入达一亿贯，而绍兴初年岁入不满一千万贯。不满一千万的财政收入中，就有六百万贯发卖度牒的收入，这样的比例不知是难以置信还是难能可贵，反正都是一个“难”。当然最“难”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史称“均买度牒，劝谕官告，下户贫民，俱已困乏”。其实又何止“下户贫民”？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都难以为继了。

我在前面打过一个比方，靠发卖度牒解决财政问题，就有如女人之卖身。那些女人，看上去琴棋书画样样精绝，娇媚嗔笑风情万种，但落到实处，那种**裸的物欲就藏在一笼红绡帐内。打着神圣而堂皇的宗教旗号圈钱，一时似乎财源滚滚，相当受用。但现实很丰满，理想却很骨感，其后果则不堪设想。显而易见的是，每卖出一道度牒，国家就少了一份税源。度牒的泛滥造成了税源的大面积流散。因此，就国家财政而言，这是真正的割肉补疮，或者叫“收之东隅，失之桑榆”，虽可救急于一时，却遗患于长远。而且，大批的青壮年进入寺庙道观，也意味着劳动力和兵源的丧失。不耕之夫，摩肩接踵；役外之民，络绎不绝。长此以往，国家的生产和作战能力将无可奈何地沦于疲软，一旦有事，真应了那句俗语：武大郎捉奸——有心无力。而一些奸恶不逞之徒遁迹沙门，亦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个贫血、缺钙，再加上肾亏的国家，就如同人家刀俎下的一块软腹部，那样的后果，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可见卖弄和尚尼姑那点事儿，绝不是盛世气象。

这些道理，稍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懂的，更遑论以天下为己任的帝王了。但如果所有不能干的事都不干，词典里也就不会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类的成语，历史的进程也就因为缺少戏剧性而太无聊了。官家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自登基以后，财政问题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经常面对着官员们修辞夸饰的奏报束手无策。而最真切的感受则来自身边的一些小情节，他曾亲耳听到宫中的下人说及杭州城里吃人肉的惨剧，那些关于人肉的分类名称让他毛骨悚然：瘦的叫“烧把火”，女子叫“下羹羊”，孩童叫“和骨烂”。民间贫瘠如此，作为人主，即使有山珍海味也是吃不香的。因此，这些年来，官家的私生活一直很清淡，饮食亦不甚讲究，但求家常。这绝不是一种低调的奢华，而是实实在在的节俭。每次吃饭，他都要准备一双公筷，先用公筷把要吃的菜搛到自己碗里，为的是吃剩的菜可以赏给下人吃，不使浪费，又不致让下人吃自己的残羹冷炙。川陕地区生产上好的绸缎，吴玠每年都有进贡。但官家自己一匹也舍不得用，都让那一拨又一拨的议和“祈请使”送给金人了，如此多少可以减轻一点财政的负担。这些年发卖度牒的弊病，他都看在眼里。但战争时期，万方多难，要说卖身为娼，也是被逼无奈。现在，宋金和议尘埃落定，国家终于走出了战时经济体制，就如一个满身脏病精疲力尽的老妓，迫不及待地要跳出火坑，脱身从良了，停止发卖度牒随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前不久，临安府要修观音殿，按照惯例，费用应由朝廷发给度牒来解决，但官家没有同意，而是拨付了五千缗钱。为此，官家还有一段上谕：

朕观人主欲消除释老二教，或毁其像，或废其徒，皆不适中，往往而炽。今不放度牒，可以渐消而吾道胜矣。

这里说的似乎是一个宗教政策的问题，也就是要限制佛教和道教的泛滥，勿枉勿纵，唯求“适中”。明明是为了钱，却拿宗教政策说事。就像是一个穷汉吃不起肉，却说是为了健身防止高血脂一样，这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但官家借此释放了调整国家财政政策的信号，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既然要脱身从良，既然要调整财政政策，既然连修观音殿都不给度牒，为什么几天以后，为太后增筑慈宁殿却可以“特旨”发放呢？这中间可能有两层原因，一层是，以发卖度牒的形式为母亲修建宫殿，其中蕴含了一种虔诚的宗教意味，隐约寄托着希冀神灵保佑母亲安享天年的心愿。另一层是，增筑慈宁殿的费用不是一个小数字，决非观音殿那样区区几千缗所能打发的，用发卖度牒来解决，毕竟用不着动用国家的真金白银。在官家的心目中，与作为“过去佛”的观音相比，作为“现在佛”的母后当然更加重要，这种人子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特旨”毕竟只能偶尔为之，事实上，就此以后，直到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大批量发卖度牒的现象基本停止。

这一停就是整整二十年。

那么，不卖度牒，朝廷的“钱途”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