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江南正值梅雨季节。
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好多浪漫而富于诗意的名称亦由此而来,或者说,它们是互相印证联袂演绎的。例如清明前后的雨水叫“桃花水”。有一种恰好在麦收时节迁徙路过的鸟叫“麦黄鸟”,在我的家乡一带则称之为“麦枯草枯”,那是模仿其叫声。而梅雨之得名,原因也正如有人写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诗——“梅子黄时雨。”
梅雨是消消停停不紧不慢的,落在农家的茅屋上悄无声息,也悄无声息地把场头上的农具洗得很干净。阳光像华清池里出浴的杨贵妃一样娇柔无力。不管下雨还是放晴,空气总是潮湿而凝滞。乡村里弥漫着麦草霉烂的气味。老树的根部和墙脚的麻石上长满了苔藓。晾衣服的女人抹去长竹竿上的黑斑,叹了口气:怪不得叫“霉”雨呢,没一处不上霉的。
地里的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这时候农人也没工夫来收拾它们。“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里说的是唐代的关中一带,但宋代的江南更甚,因为到了南宋的绍兴初年,以稻麦连作为主的复种制度已在江南地区普遍推广。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里,农家的忙碌可以想见。中国被称为万年稻作之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合作在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的发掘表明,约在一万年前,当地人已经从采集野生稻米转向种植。江南湿润多雨,水稻历来是农作物中的大宗,对于解决民众的日用口粮和军需供应(秋苗上供、私籴、马料等等),可谓举足轻重,故时人称之为“国之重宝”。也同样因为水多地湿,麦子在南方产量不高,种植多是随意点缀,即使种了,有时也仅是作为稻作的绿肥,并不在于收获。任何耕作制度的变革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是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完成的,但其中的历史必然性却无法拒绝。宋朝定鼎以后,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和耕地相对不足,增加复种指数成为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举措,而稻麦连作作为一种成熟的耕作制度,其确立和继往开来,关键时期即在南宋。当时,与稻麦连作制并存于江南各地的,还有水稻与油菜、蚕豆等夏熟作物,二麦与豆类、杂粮等秋熟作物搭配组合的复种方式。在梳理这些史料时,我有幸看到一长串当时各类作物的品种称谓,那些名字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朴素俚俗,也不乏艺术家的浪漫。例如有一种早熟的籼稻,谓之“随犁归”——刚刚耕作完毕,收获就随之到来了——何其形象!还有一种高产的粳稻,谓之“富不觉”——不知不觉中就让你富起来了——何其生动!还有什么“金钗稻”“贵妃糯”“九里香”“羊脂玉”,又何其典雅通脱!难怪史书中也不得不赞道:“土人通艺焉。”其中的有些名称,在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回乡务农时仍一直在沿用,那种耳熟能详的亲切感几乎在瞬间稀释了八百多年的历史烟云。例如大麦中的“六棱”,小麦中的“佛手”“和尚”,水稻中的“矮脚黄”“紫梗”“芒糯”“香糯”,豆类中的“牛踏扁”(蚕豆)、“红小豆”,这些产生于唐宋,散见于各类方志和文人诗词,又被大才子解缙辑入《永乐大典》的名字啊,也许它们的习性和产量早已改变,只有形态——例如禾秆的高矮、穗头的棱数、有芒或无芒,等等——仍旧一以贯之,但八百多年前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可以想见。在这个收种交集的五月里,时断时续的黄梅雨伴随着乡村各个场景里忙碌的身影,就像一曲紧拉慢唱的戏文,一直延续到小暑前后。梅雨虽则缠绵,但就像恋爱的男女一样,缘分一尽,说散就散。梅雨一停,天空豁然开朗,暑热就降临了。但农人是不怕热的,因为地里所有的庄稼都不怕热——只要不是干热。民间向有“一米度三关”或一粒稻七担水的说法,说的都是种稻的辛苦和稻米的宝贵。新麦入仓,黄秧落地,农家的忙碌才只是开了个头哩。
南风吹送着水田里腐殖质温热的气息,那气息让劳作中的农人心旷神怡。行都的君臣是闻不到那气息的,但他们可以享受温热的南风。“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是国家财政的根基所在,他们当然更有理由心旷神怡。宋王朝原本就算不上幅员辽阔,把北宋与汉唐的版图放在一起比较,有点像是一块发酵的面饼蒸熟前后的模样,而北宋自然就是那块生面坨了。但就是这块生面坨子,南渡以后又差不多丢失了五分之二。再加上战乱频仍,赋税大减也是势在必然。北宋中期国家财政曾达到一亿五千万贯,南宋初年不及其十分之一。好在富庶的江南还在,而且大体上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苏湖熟,天下足。”这是可以有恃无恐的。这样到了绍兴十二年,国家财政已恢复到二千多万的水平。客观地说,到了宋代,江南的农业经济已基本达到了极致,农夫们无以复加的精耕细作,不仅使土地上的产出几乎无以复加——南宋的粮食亩产为米六七石,这即使在现在也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数字——商品农业亦相当活跃。在宋代的官私文献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以下这些名称:“菜园户”“乡村酒户”“机户”“绫户”“花户”“蟹户”“药户”“香户”“漆户”“糖霜户”“水碾户”“磨户”“熔户”,等等。这些名称在宋代以前的史料中寥若晨星,它们大量出现于宋代,说明农村专业户已成为当时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标志着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跨越式升级。而这些专业户提供的专卖税,甚至超过了历来被视为国家财政支柱的农业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整个国家都曾为这些名称的出现而欢欣喜舞,这些与“改革”“创新”之类的颂词联系在一起的史诗般的名称,这些让各级新闻媒体趋之若鹜也在各级表彰会上大吹大擂的名称,这些富得流油红得发紫倾城倾国所向披靡的名称,其实早在八百多年前就出现在那些芒鞋竹笠抑或青衣小帽的乡民中间,中国的历史仿佛凝固了数百年,这让我们先前的那份欢欣之情和自豪感顷刻间**然无存。
人们一般认为,绍兴和议以后,南宋给金国五十万两匹的岁贡不仅在政治上蒙受耻辱,也让自己的经济雪上加霜,不堪重负。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岁贡的这笔钱只占南宋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说是雪上加霜也未尝不可,若说不堪重负就过分了。而且就是这一点点霜,过去之后就是满天阳光,连原先的积雪也足以融化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人们都不愿论及,担心说多了会沾上“投降有理”的腥味,那就是和议实际上让宋王朝从战时经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道理不光是现代人懂,至少历史上那个一直名声不大好的宋高宗也是懂的。而发展的前提首先是和平。战争不行。战争是一只胃口超强而又饥肠辘辘的巨兽,不仅吞噬生命和财富,而且吞噬一切文明的成果,那叫玉石皆焚,又叫生灵涂炭,反正都是玩完。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所耗费的军费也动辄数千万,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与之相比,区区五十万的岁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文说到北宋王朝的岁入曾高达一亿五千万贯,这样的经济奇迹出现在开国六十年以后,更确切地说是在和辽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之后的第十七年。这个一亿五千万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在此之前,唐王朝在其鼎盛时期的岁入也不过三千四百万贯。唐王朝素称强盛,疆域和资源也要比北宋超出一大截,但其财政尚不及北宋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也许有好多人不相信,但我确实没有弄错。再以历年的平均数比较,唐朝为一千五百万贯,北宋为六千万贯,大体上也是这个比例。澶渊之盟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也是北宋经济奋进的起跑线,其代价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岁币三十万两匹。这个条约是不是丧权辱国我们暂且不要忙着下结论,但北宋以每年三十万的代价,却换取了此后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在这一百二十年中,他们按部就班地上演了“庆历新政”“熙宁新法”“元丰改制”等一系列改革大剧。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值得怀想的年代,虽说不上强盛,却相当富足。当官的拿着高薪,他们对诗词的兴趣超过了贪污。文人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老百姓也能吃饱肚子。一亿人民悠闲自在地走在小康大道上。这个小康用不着什么人来测评和打分,只要张择端的那支画笔就可以了,他用纯粹的水墨工笔画出了那个时代繁复亮丽的华彩。如果说唐王朝的繁华是一阕宫廷气派的《霓裳羽衣舞》,那么宋王朝的繁华则是一幅市井风情的《清明上河图》,尽管这幅画有无数赝品,但那只是一个艺术价值问题,于宋代的繁华丝毫无损。
现在应该说到本月十三日发生的一桩小事了。这一天,朝廷任命一个叫沈该的官员知盱眙军。这里的“军”不是部队,而是一种行政区划,与县同级。盱眙在宋金边境线上,沈该被委以封疆之任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措置榷场之法”。榷场就是交易市场,但这个“榷”又有税的意思,因此,在沈该制定的一整套交易规则和管理条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一条:“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息钱入官。”对于南宋来说,一纸宋金和约,几乎所有的条款都是刻骨铭心的屈辱,只有这一条算得上是平等的——双方在边境线上开通榷场。盱眙榷场之后,南宋方面又有光州、枣阳、安丰军、花厌镇等诸处榷场陆续开通;金人也由东向西开设了泗州、寿州、颍州、蔡州等十处交易口岸,外加一个山东密州的海上贸易窗口。不打仗了,大家来做生意,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既繁荣了经济,双方的政府又可以从中收取不菲的交易费。很好!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由于双方在人口、资源、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很好”其实是不对等的。贸易战争的规则也和战场上一样:弱肉强食。南宋方面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贸易出超,理所当然地处于食物链的高端。我们且来看看双方在榷场上的交易物资,南宋向金购买的是皮货、人参、珍珠等物,这些都属于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金国向南宋购买的则以茶叶为大宗。游牧民族多肉食,喝茶有助于消化脂肪和补充维生素,如果没有茶叶,那些强悍的女真骑手就会因高血脂之类的富贵病而爬不上马背。因此,茶叶有如盐米,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通过榷场——还有走私——流入金国的南茶至少上千万斤,金额在六百万贯以上。也就是说,金国把从南宋得到的岁贡全部用于购买茶叶还远远不够,因而必须以现银支付贸易入超。本来轻如鸿毛的茶叶,却几乎成了南宋对金贸易中的一种战略物资,就如同金国把马匹作为对南宋贸易中的战略物资一样。但同样是战略物资,两国却各有手段,金国严禁对南宋出口马匹,用以制约对方军队的战斗力;而南宋则鼓励对金国出口茶叶,用以掏空对方国库的银两。到了后来,金国实在吃不消了,不得不严厉限制茶叶输入。不输入茶叶,那就只好不吃茶了,金廷为此专门下达了禁令——禁止七品以下人员喝茶。这样一来,连“饭后茶余”这个词也成了一小撮贵族才能享受的奢侈。中国历代的政令中有禁酒的、禁烟的、禁毒的,甚至还有禁肉的——那大抵是与皇帝姓氏的谐音或所属的生肖有关——但禁茶令仅此一次。都说在战场上金国常常打得南宋一点脾气也没有,可是在贸易战争中,金国也有左支右绌、无从招架的时候。这无疑是一条很让南人扬眉吐气的史料,录以备忘可也。
北方的榷场开始热闹的时候,东南沿海的外贸其实早就风生水起了。这个王朝是面向东南的,他们已不愿回望自己背后的衣胞之地和祖宗陵寝了,这不仅因为那里有着屈辱而不堪回首的过去,也不仅因为他们是一路从北方逃过来的,在每个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东南总是他们的生机所在;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南方浩瀚而丰饶的海洋为他们提供了滋养生息的滚滚财源。到了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格局出现了从传统的“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时势使然,也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强大的内趋力。而航海罗盘和水密舱恰逢其时的发明,则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保障。我们还记得,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时,官家曾亡命海上达五个月之久。为什么金兵总是追不上南宋君臣的几艘海船,只能望洋兴叹呢?就因为这边的海船上使用了罗盘。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海洋时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泉州、明州、广州等沿海港口为依托,南宋的商船在北至高丽日本,南达南洋诸岛,西到波斯湾以至地中海的广阔洋面上纵横捭阖,那种风樯万里的壮观不仅给十二世纪寂寞的海洋带来了几分生气,也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一抹亮色。这条后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的航道,让东西方文明伴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开始了温婉惊艳的对接。
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让富商大贾们趋之若鹜,中小商人和做着发财梦的无业游民也纷纷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其中。尽管当时的市舶法严格禁止政府官员染指海外贸易,但权贵们觊觎的目光总要越过禁令的高墙,由心动变为行动。我们熟悉的那个打仗不行、敛财有方的张大帅张俊就是此中高手。他曾一甩五十万贯本金,命一老兵海外经商。第二年老兵回来交差,获利几近十倍。泉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外贸港口,也是当时皇家宗室最重要的聚居地,并设有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之所以选中泉州,就因为维护宗室开支的经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由地方支付,泉州倚仗对舶来商品的“抽解”,财政上足以承担。在整个南宋时期,宗室强买海舟或强行入股,是朝廷纪检部门经常遇到的难题。在一个封建专制社会里,权力意志对民间商业的凌轹,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南风大渐,紫气东来,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各外贸港口亦形成了规模可观的蕃货市场,以及蕃商聚居的“蕃坊”。泉州、广州的蕃坊位于城南,临安的蕃坊则位于城东。朝廷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罚决》条律,例如蕃商犯法处以杖罪的,宋朝的惯例是打屁股,对他们是按海外国家的规矩打脊背。就在这种打屁股与打脊背的甄别中,商船进港出港,巨大的白帆排空而来又接天而去,那景观成就了宋词中的一阕《望海潮》。而朝廷则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是一笔无须横征暴敛的财源,轻松得有如探囊取物。
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其盛世的出现大致都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手里,这几代领导一般都比较谨慎务实。在历代帝王中,官家比较欣赏汉文帝,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倒不以为然。汉文帝说起来是刘邦的儿子,但中间隔了惠帝和吕后两朝,实际上是第四代领导。这个人很不简单,他垂衣而治。为什么垂下衣裳安坐着就能天下大治呢?就因为他“取诸乾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不乱折腾。汉代经过文景之治,国库里的铜钱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北宋的经济起飞在真宗和仁宗年间,也是第三代第四代,距离开国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后。由于朝廷实行“通商惠工”政策,商业与商人阶层迅速崛起。商业经济的大规模介入,不仅使经济走向多元,也使政治权力开始分化,官僚政治的傲慢开始受到冲击。以下的这则小故事很有意味,文人官僚石曼卿酒量很大,有一次对朋友秘演发牢骚,说自己俸禄清薄,不能尽兴痛饮。秘演就让一个姓牛的商人在繁台寺安排酒席。石曼卿喝得很痛快,酒毕,兴犹未了,又在寺壁上题词:“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不料那个姓牛的商人竟提出也要在下面挂个名,石曼卿想了一会,只得加上“牛某捧砚”。
这样的小故事很有象征意义,官僚为了向商人蹭酒喝可以不惜低眉,而商人弄了个“牛某捧砚”人格上虽矮了半截,但毕竟堂而皇之地把名字挂上去了。在士大夫们倨傲的目光下,商人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还是北宋仁宗年间的事,那时候的商人就已经有了几分底气。南宋的商品经济更是气象万千,这些在《武林旧事》和《梦粱录》中有很多记载,而在社会生活中,商人阶层恐怕已不仅仅是个“捧砚”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