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就考一篇策论，策论源于汉代察举中的策问，“策”就是竹简，那时候没有纸，主考官把问题写在竹简上，让应试者口头回答，这就叫“对策”。在科举中，这种考试从口头回答变成了书面论文，称之为“策论”。

今年的策论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是官家的一番自诉衷肠，洋洋洒洒，将近有两百个字，从“朕以凉薄之资，抚艰难之运”开始，然后历数自己这些年如何宵衣旰食，殚精竭虑，以及遭遇的种种困难和误解。最后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帮助他“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他将亲自审阅，云云。

这种论文的写作要诀，首先是要找准论点。官家的那一番自诉，涉及了当今的道德、文化、财政、军事、外交以及官风民习等诸多问题，你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泛泛而论，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肯定得不了高分。找准论点就是要摸准官家的心事，投其所好。那么官家的心事究竟是什么呢？这些年来，朝廷内外最大的争论无非是与金国的和议。及至上一年宋金和议正式签署，朝廷又顺势收了武将的兵权，杀了岳飞，并从组织上清洗了主战派，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官家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和议的势力仍然在潜滋暗长，同情岳飞者也大有人在，这些都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的自诉中，聪明的考生应该对这样的两句表述格外留意：

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

用不着翻译，那意思也能一目了然：“我要结束战争，让人民休养生息，却有人认为这是怯懦偷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怯懦偷安”这样的评价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也成了这些年来官家最大的心病。因此，让这些汲汲于功名的学子们就此策论，既可以见出他们的文学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又可以考量他们“紧跟”的觉悟和政治素质。也就是说，通过科举让入仕者“皆知趋向之正”，这是官家的初衷。在考生这方面，你只要吃准这种导向，然后就可以旁征博引，纵横捭阖，高屋建瓴，雄论滔滔。而行文套路又无非阐述对金和议之完全必要非常及时，批驳反对和议的各种奇谈怪论，颂扬决策者的英明伟大。如果再加上不错的意匠和华美的文笔，这篇策论大致就离“及第”不远了。

但是这中间还有很多讲究。例如颂扬决策者的英明伟大，英明伟大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颂扬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严格地说，“决策者”只有官家一个人，他是皇上，而且是总揽权纲的皇上，不是那种任人摆弄的傀儡。对金和议，他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考生们在策论中一定要把这个马屁拍好，因为殿试最终的名次是由官家来钦点的，对他怎样颂扬都不为过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忽略秦桧的“元勋伟绩”。秦桧是对金和议的具体运作者，又是殿试初选名次的具体操控者。殿试名义上官家是座主，实际上他不可能每篇文章都看，看卷子的还是下面的考官。考官看了卷子拿出一个名次的排序方案，经秦桧首肯后再送官家定夺。这些考官大多是秦桧的党羽，即使不是党羽也只能看他的脸色行事。因此，初选的名次排序理所当然地体现了秦桧的意志。名次到了官家那里，他一般都是认可的，即使调整也只是装模作样地把前三名稍作搬弄，以显示自己的权威。这样看来，秦桧的好恶就相当重要，如果他不高兴，把你的名次排在后面，你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可能进入官家的视线。如何在拍好官家马屁的同时恰到好处地兼顾秦桧，这不光是一种文字技巧，更是一种政治智慧。对秦桧的颂扬，不到位不行；但过分了、越位了，也不行，那样不光官家不舒服，秦桧自己也会觉得不妥当。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最恰当的表述应当是明君贤相。对金和议这样的旷世功业，他们一个是总策划，一个是总导演。事实证明，考生们的政治素质是不用担心的，分寸感也都拿捏得很得体。据后来统计，他们在策论中加给秦桧的头衔大致有“真儒”“真贤”“圣相”“命世大贤”“兴邦元佐”等等不下十种，虽别出心裁，却并不越矩。考虑到这些称号的原创性以及考试时间之紧迫，不能不让人们对绍兴十二年策论的总体水平肃然起敬。

考官阅卷后很快拿出了初选的名次，一甲、二甲、三甲，洋洋大观；状元、榜眼、探花，排序如仪。秦熺不出意外地被排在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的位置上。当主考官把这个名单送给秦桧审查时，在诚惶诚恐的背后其实是很有几分得意的，这种得意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人才，而是因为得到了一次拍马屁的天赐良机。拍马屁也是个技术活儿，寻找和把握机会尤为重要。虽然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但平时想找个机会巴结宰相大人并不容易。现在机会来了。而同样是机会，其中的含金量又是不同的。如果仅仅是担任一次主考官，并在安排名次时顺着秦桧的心思操作，还不能算是多么好的机会，因为那样做只是中规中矩，听话而已，并不会给秦桧留下特别的好感。幸运的是，本届考生中恰好有一帮秦氏子弟，这就为巴结讨好秦桧提供了极好的运作题材。如此机缘不仅要抓住不放，而且要尽可能地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甲第一名固然非秦熺莫属，连同秦桧的侄子秦昌时和秦昌龄，甚至秦府的馆客何溥，一个个都要照应好。不要说什么公道不公道，换了别的人当主考官，他们也会这样安排的。在一个不公道的大环境下，个别人的公道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要赔上自己的前程，成为官场笑柄。相反，抓住了这次机会，就打通了个人的晋身之阶。由于考卷采用了糊名及誊录等技术手段，作弊需要做很多手脚。秦熺的作弊手段是在策论中以“赋无天地，诗有龙蛇”八个字作为暗号，让考官凭暗号录取。在这一过程中，主考官不仅有了对秦桧的揣摩与迎合，而且实际上也有了与秦桧的勾结与共谋，有了这一层关系，自己的荣华富贵还用得着期待吗？

秦桧似乎并没有把考官们处心积虑的巴结当回事，他大笔一挥，把秦熺由状元降为榜眼，理由并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按故事”。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状元应优先考虑那些从州府考上来的学子，像秦熺这种在职官员的名次要稍逊一点的。但这只是一种惯例，并没有明文规定，执行时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大。秦桧这样做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官家的一种试探，因为官家最后钦点名次时，照例要把前几名的次序做些调整的。如果官家成心要把状元给秦熺，自己现在先把他拿下来，到时官家再一调整，秦熺正好到位。这叫欲擒故纵，或者叫歪打正着。如果官家不想把状元给秦熺，自己现在把他放上去也没有意思，反倒显出了自己徇私舞弊的小伎俩。宰相和帝王从来都是互斗心术的对手，而自己面对的这位官家又是最擅长算计人的，他生性阴鸷，喜欢盯着人性的下端看，看到的总是人性最底层的欲望和阴私。他既是懦弱的，又是强悍的；既是思考者，又是行动者；既有周内的深切，又有局外的清醒。有时候他也会装糊涂，例如对秦桧的某些做法睁只眼闭只眼的，但如果认为他这是犯糊涂，那你就糊涂得一塌糊涂了。和这样的对手斗心术，秦桧并不轻松。

名单报上去了，等待钦定。

官家这次不按常规出牌了，他没有装模作样地调整名次，而是顺水推舟，对报上来的方案照单全收。这样，一甲前三名的次序就是：状元陈诚之，榜眼秦熺，探花杨邦弼。

秦党上下机关算尽，秦熺还是没能当上状元，反倒让那个来自福建长乐年届五旬的陈诚之捡了个便宜。

但平心而论，单就策论的水平而言，秦熺确实不如陈诚之，甚至也不如第三名的杨邦弼。

我们先看陈诚之的状元文章。

五十岁的陈诚之这些年经历了多少次的科场磨练，我们可以想见，因此，写策论的那一套技术层面的东西——如何破题，如何用典，如何铺陈，以至如何没话找话强词夺理——他操练得不算少，再加上吃透了“屈己求和”的基本国策，写这样一篇策论应该是熟门熟路的。他这篇东西也确实写得不错，全文以所谓帝王的“大度”为统领，然后花开两朵，一表和议，一表任贤（也就是任用秦桧）。说的虽是歪理，却排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万夫不当的样子，文气很足。用典则洋洋洒洒，看似信手拈来，却又严丝合缝，平正妥帖。且看：

成汤不爱牺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爱皮币犬马，以事昆夷。汉高祖解平城而归，饰女子以配单于，终其身无报复之心，故韩安国称之曰：“圣人以天下为家。”光武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故马援称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盖帝王之度量，兼爱中外之民，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

那些尘封在历史深处的旧事，在一个五十岁的考生笔下联翩而来，整齐而且雄辩，似乎过往的那些有作为的君王，都必须具备“屈己求和”这一美德，如果脊梁不弯，膝盖不软，便不能体现帝王的“恢廓大度”，更不可能名垂青史。

以上阐述的是和议之正确。在阐述任贤之重要时，陈文又以历史上的唐太宗为例。这本来只能算是老生常谈，因为唐太宗是有口皆碑的明君，贞观之治亦是旷古公认的盛世，用于佐证任贤这样的命题，可称恰当，却难说出彩，仅中规中矩而已。陈文的出彩之处在于，他为这一典故作了必要的延伸，取得了旧瓶装新酒的效果。他不光赞扬了唐太宗早期求贤若渴、人尽其才的英明，还批评了他后期的猜忌多疑和朝三暮四，从而得出了在任贤问题上不能“始勤而终怠”的结论，也就是要官家始终如一地信任秦桧，重用秦桧，把“屈己求和”进行到底。这样的演绎让官家和秦桧都很舒服。

陈诚之无愧状元手笔。再看杨邦弼的策论，却发现两篇文章的构思竟如出一辙，都是花开两朵，先说和议，再说任贤，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他们有过某种串通或作弊，而只能归结于政治主旋律的强势灌输对考生思维的规范，以至出现了构思的同质化。就像在一些场合，人们往往会用差不多的微笑和奉承来讨好权势者，却无须事先商量一样。而且这两篇东西虽然构思相同，用典却各有选择，文笔亦各有千秋。在阐述“屈己求和”时，杨文用的是吴越春秋中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认为勾践和他的臣子们当初如果“不量力度时，轻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贤君相所宜为也”。最后的结论则是：“顾以为今日休兵息民之计，诚为得策。”在阐述任贤时，杨文说得更加直白：“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这样的表述，虽然多少有点失之空乏，却很符合主旋律的要求，让他名列第三，可谓实至名归。

秦熺的策论就不大像话了——既不像官话套话，又不像奉承话马屁话，而是通篇空洞无物，简直不知所云：

天子建国，右社稷、左宗庙，是故宗社不可无所依。今神州未归职方氏，则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谓宜申饬有司，早立宗社，权为定都之制。

官家要他阐述治国方略，他却说了一通礼仪制度方面的废话，这样的狗屁文章，不仅官家看了不满意，估计秦桧看了也会脸红的。这个平日里颐指气使的“秦二世”，用一篇空洞的策论暴露了他的草包本色——除去权欲而外，他的内心其实是多么的贫瘠和荒芜。就这等水平，赏他一个榜眼已是看了老秦的面子，大大抬举了。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秦熺的策论写得好，他就一定能当状元吗？也未必。可以这样说，秦熺的策论很狗屁却仍然能够名列第二，这是因为秦桧的面子；秦熺的策论写得再出彩也不能荣膺第一，这也是因为秦桧的面子。秦桧的地位太显赫了，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官家对他不能不有所戒备。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在宋金和议的背后，还有几条不便公开的密约，其中就包括“不得辄更易大臣”的条款。这就是说，秦桧是终身宰相，而且是有条约作保证的，这就有问题了。宋太祖开国以后，一直把裁抑相权作为王朝的长治久安之策，宰相见皇帝时从坐着改为站着的规矩，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宰相站起来了，相权却俯伏在地上，这就是赵家先人的心机所在。现在让秦桧独相专权，无疑是对基本国策的暌违。但为了对金和议的大局，官家也只能隐忍，就像隐忍危机四伏的婚姻，那几乎是一场华丽的冒险。当然，官家的隐忍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让秦桧的终身宰相日后演变成秦家的世袭宰相。终身宰相，又是独相，如果再加上世袭宰相，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到那时，姓赵的恐怕只能跟着打酱油了。因此，不管秦熺的策论写得如何，官家都不会给他加上一道状元的光环。也因此，十二年后，当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殿试，并且在初选名单中名列第一时，又被官家义无反顾地否决了。官家把他从第一降到第三，换上去的状元叫张孝祥，他是南宋有名的词人，而且还称得上是一位爱国词人。他那首澎湃着爱国**的《六州歌头》想必不少人都读过。但在殿试的策论中，他也不得不用有如丝绸般柔滑细腻的颂词来取悦秦桧。科举的指挥棒如何软化了一代士人的脊梁，于斯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