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之年

行都的生机其实不在朝会上那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套话里，而在街巷里长年不息的叫卖声中，百货杂陈，市声喧阗，那是一座城市朴素敦厚的底蕴，也是真正有情有义有着肌肤之亲的。因此，随着节令的变化，那叫卖声一个阶段自有一个阶段的主旋律。当你看到满街的米食、灯彩、玩具、桃符、果品、香烛时，不用看皇历，便知道要过年了。开春后，各式各样的花卉从余杭门外的马塍一带涌入城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借助这样的诗句，我们至今仍然可以怀想千百年前的临安风情。在大街小巷的卖花声中，寒食省墓和踏青的相关物品又悄然上市了：青团、枣饼、稠饧、风筝，每一种商品都伴随着相应的歌叫。而清明一过就该春试放榜了，“千门走马将看榜，广市吹箫尚卖饧。”其实又岂止是卖饴糖的箫声，那是一年一度的科场经济大开利市了。俗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正是从这“吟叫百端”的市声中，人们体味着行都的时序和生活节律。

当然也有四时不变的老调子：叫果子的，喝故衣的，还有兜售零头碎脑小物什的货郎。一般来说，那是给市声作衬底的，犹如乐队中的低音。但在市声消停的某个时段或地段，它又是作填充的，阒然空寂中冷不丁来两声，虽没头没脑，却有一种老熟人似的牵系和温暖。例如那种被叫作“惊闺”的声音。“惊闺”其实就是货郎鼓，或者是两块敲击出声的铁片。从这名字看，他们做的大抵都是跟妇女儿童有关的生意：打磨铜镜、针头线脑、小玩具小首饰或小零食。道具一响，唤起闺中少女或少妇的注意，用以代替吆喝。因此，在有的地方，“惊闺”甚至有一种更**的名称，叫作“唤娇娘”。至于那些靠吆喝叫卖的，就不光要有一副好嗓子，还要出奇制胜，这种出奇甚至会惹出莫名其妙的麻烦来。当年在东京，有个卖馓子的，叫卖时既不吆喝所卖何物，也不夸耀自己的东西如何好，只是一味长吁短叹：“亏便亏我啊！”这是一种打悲情牌的推销方式，就如同现在有些商家标榜的所谓“跳楼价”“大放血”一样。当时哲宗孟皇后被无故废黜瑶华宫，此人在宫前放下担子，一边叹息一边大叫：“亏便亏我啊！”这种悲情牌打的实在不是地方，人家正蒙冤受屈，你这不是含沙射影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当下就被开封府捉将进去，扒下裤子打了一百杖。以后再吆喝时，只得改成了“待我放下歇则个”。但有了这一番遭遇，生意却无形中放被炒得很热，就像瑶华宫里的那位孟太后一样，后来反倒因祸得福了。

科场经济的升温其实从年初就开始了。今年是大比之年，开春以后，各路州府就开始向临安解送两样东西——贡品和举人。两样东西都是朝廷不可须臾或缺的，一个是维持宫廷生活的一应供养，一个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各类人才。两样东西一并解送，这次行动称之为“发解”。“发解”到行都的举人是去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因此，礼部试又称为“解试”。当这些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混杂在各式洋货土宜山珍海味中向行都进发时，他们内心的荣耀感不知会不会稍许打一点折扣。解试合格就取得了进士资格，也取得了参加四月初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的资格。殿试是科举的最高等级，真正一考定终身一跃登龙门的。在宋代以前，科举的最高等级只有礼部试，由朝廷指定有名望的文人官僚主持，录取的进士理所当然地尊主考官为座主，自己是门生。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座主和门生之间亦很容易形成势力集团。科举本是朝廷的事，可人情却成了主考官的私人资本，这是稍微有点头脑的帝王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宋太祖这个人当然不仅仅是“稍微有点头脑”，他靠武夫取天下，却把优容文士作为一条基本国策，以文治坐天下。他要自己当座主，直接操控人才选拔，于是殿试便应运而生。既然皇帝是座主，那么所有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知识精英就成了天子门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殿试说到底是一次排位赛，没有及格不及格，只是把礼部试录取的进士重新分拣赐名。一甲总共只有三名，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即所谓的状元。二甲人数多一些，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大有意味，表面上看是“相当于”，也算是取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其实是“落脚货”的意思，很不光彩。晚清名臣曾国藩当年中的也是三甲，对此他一直引以为耻，耿耿于怀。据说他在做两江总督时，与江苏按察使李鸿裔过从甚密。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裔近水楼台先得月，把洪秀全后宫一个姓谢的妃子纳为侧室，且宠爱有加。有一天曾国藩来串门，无意间撞见李鸿裔在给那个女人洗脚，便随口调侃了一句：“代如夫人洗脚。”李鸿裔原先在曾国藩手下当过幕僚，互相以诗文逗趣是常有的事，加之他才思敏捷，亦随口接了一句：“赐同进士出身。”对得很工整，也很有谐趣。但用“同进士”对“如夫人”（小老婆）恰好触到了曾的心病，一向度量很大的曾国藩这次却久久不能释怀。后来，有人抓住李鸿裔“私纳逆妃”的把柄大做文章，作为上司和好友的曾国藩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致使那个姓谢的女人只能投水自尽，李鸿裔亦心灰意冷，辞官而去。一句“同进士”戏言得祸，可见科场荣辱是何等刻骨铭心。李鸿裔的这个玩笑开大了。

与考试有关的生意可谓五花八门，首先是《决科机要》一类的参考书，按照考试的科目，分门别类，从历年中选的卷子中选择佳作警句编次成集，方便考生模仿套用。此外，还有各种版本的《时文选萃》。所谓“时文”，就是被官方和文艺界都认可的德艺双馨的好文章。一段时间以来，苏轼的文章风靡天下，他那种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思想是帝王所欣赏的，当今的官家也特别青睐；而苏文中的那种评骘古今的纵横气势和指陈利害的雄健笔力也几乎成为一代文风而影响科举，以至谚语中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因此，在林林总总的时文选编中，苏轼的文章自然不在少数。依靠这些参考资料恶补虽是临时抱佛脚，但毕竟还是在尽人事。也有些考生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求魁星、拜文昌。更有意思的是到二相庙去祈求好运。这个“二相”是什么来头呢？说出来有点寒碜，就是孔子的两个学生子游和子夏。子游负责过武城的治理，子夏曾受聘于诸侯，都是芝麻绿豆大的职务。但是孔子的学生中就算这两位的官运好一点，所以被后世的儒生奉为神明，称之为“相”。这个二相庙估计平时也没有多少香火，可一到科考就门庭若市，连功德箱里的香火钱也是大把大把的。这恰好见证了一句成语：利令智昏。在这些被香火熏得黝黑暗淡的泥胎神偶面前，往往是越有地位的越迷信，越有文化的越愚蠢。而那些满街游走，吆喝着“时来运转，买庄田，娶老婆”的卜筮星相之流也趁机大行其道，成为不少考生的精神寄托。在这种骗局中，交易的双方实际上是互相勾结互为同谋的，一方高深莫测，模棱两可；一方过度演绎，专想好事，最后的结局总是皆大欢喜。当然，生意最好的还是临安的酒楼妓馆，瓦舍勾栏，刚刚在礼部试中点了进士的考生固然春风得意，要在这里纵情声色；那些名落孙山的下第者，也只能在这里借酒浇愁。在行都的大街小巷里，身着麻布衣衫的举子们有如蝗虫一般，这是一群为消费市场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一座城市的繁荣是以餐饮娱乐为表情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这是升平年代的灿烂表情。三年一度的礼部试和殿试让行都容光焕发，到处洋溢着酒香脂艳和荷尔蒙的亢奋气息。

有资格参加今年殿试的考生一共二百五十四名。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只知道“读读读”的书呆子，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是相当级别的官员，例如秦桧的养子秦熺、侄子秦昌时和秦昌龄。“三秦”同时通过礼部试，一时人言籍籍，连大瓦的优伶也在戏台上调侃说，今年“主文柄”的考官是汉朝的韩信：“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在参加礼部试之前，秦熺已荫补为正八品的右通直郎，而在上一次绍兴八年的殿试中高中榜眼的陈俊卿，起步官阶也只是从八品的左文林郎。可以想见，背靠着秦桧这棵大树，秦熺在官场上的前程应该不用操心。既然如此，他有什么必要挤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凑热闹呢？应该说很有必要，因为荫补不算出身，只是一种对“官二代”的特殊照顾。但宋太祖知道这些纨绔子弟大多不成器，所以立下规矩，不准荫补入仕者任亲民官。他是这样说的：“资荫子弟但能在家弹琵琶、弄丝竹，岂能治民？”语气中很有点不以为然。在官场上，荫补者一般只能坐在黑旮旯里，不仅不如科举出身者荣耀，升迁也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有点志向的仕宦子弟皆“以进士为胜，以资荫为慊”，要到科场上去博一张硬派司，从“无出身”变为“有出身”。秦熺的志向当然不同一般，他起码也是要当“秦二世”的，岂能甘心于一个“无出身”的八品芝麻官？

秦熺等人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殿试，而一个叫陆游的山阴士子却没有取得殿试资格。早在两年前，十六岁的陆游第一次发解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借住于涌金门外的灵芝寺。意外的是，朝廷突然“展省试期一年”，实际上却推迟到绍兴十二年。这是陆游第一次应举，结果在礼部试中落第，未能进入二百五十四人的大名单。要说才华，这二百五十四个进士加在一起，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一个人。我们当然不必为他感到不平，因为科举这玩意玩的并不是才华，而是一种组合技能——死记硬背的知识，迎合主流的立意，规范端丽的文本，再加上恰到好处的临场发挥——此外还要有一点运气。当年杜甫在长安踯躅十载，希望能通过科举敲开仕进之门，但尽管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最后却两手空空。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折戟科场，陆游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是科举的游戏规则决定的。我们当然也不必为他感到惋惜，陆游此后又多次应举，始终颗粒无收，直到二十多年后，孝宗皇帝因为欣赏他的诗写得好，不用考试赐了他一个进士出身，这样的“出身”在官场上其实用处不大。但正是再三再四的科场失意和伴其终身的仕途落拓，成就了一位气象万千的伟大诗人，这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绍兴十二年四月初的一天清晨，二百五十四名考生散散落落地通过东华门，走向他们魂牵梦萦的那座人生圣殿。之所以不说“鱼贯而入”，是因为他们在通过宫门时，每人都要开怀解衣，接受严格的检查，防止夹带用于作弊的书籍或范文之类，甚至连身上有没有刺青（文身）也要看个仔细。宋代刺青者多为军士、皂隶或市井泼皮，例如《水浒传》中的史进、杨雄、鲁智深、阮小五一类人物，他们当然要被摒绝于考场之外。繁复的检查无疑会让队伍很不连贯，甚至有点混乱，却并不会影响考生们心头的神圣感，即使偶尔遭遇了禁军的粗暴，通过后也仍旧器宇轩昂。在他们看来，检查越是严格，倒越是能显出自己身份的高贵，因为能到这里来接受检查——哪怕偶尔遭遇警卫的粗暴——本身就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格和待遇。

考场设在新落成的大庆殿，不过根据“随事揭名”的原则，今天它的名字叫集英殿。官家显然很重视这次殿试，一切都要显出继往开来的气象。本来，殿试应该是三年一次，逢狗、牛、龙、羊年举行。靖康之难前的最后一次殿试是在宣和六年，那一年的干支是龙。南渡以后，由于时局动乱，殿试的年份就不上规矩了，有时三年，有时四年，上一次是绍兴八年。根据三年一次的规矩，这一次本该在绍兴十一年举行。但官家觉得宋金和议已成，王朝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绍兴”的“绍”字本来就是继承的意思，一切都要按照既有的规范来操作，所以才推迟到今年——因为今年适逢狗年。这样，殿试就又回到了逢狗、牛、龙、羊年轮回的轨道上。

集英殿的廊庑特地挂上了帷幕，又用帘子分隔开，依次摆放案桌。监考的官员正襟危坐，宫里的侍从则在一旁为考生端茶送水。殿试是天子亲试，亲试的含义除去亲自命题和亲自决定名次，还有考试时亲临现场。开考前，考生们先到正殿向官家行礼，然后再到廊庑下按事先的划分找到自己的座位。当他们在考桌前坐定，开始研墨濡笔时，太阳已经升上来了。时令已是小满，虽有帷幕挡住了阳光，却也挡住了四面来风，考场内的闷热可以想见。再加上紧张，不少人的衣衫已经湿透了。但是这不要紧，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一旦传胪及第，高中龙门，这麻布衣衫立马就会换成绿襕锦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