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赵士?

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很重要的，辈分高的会有一种优越感，人们互相谩骂和调侃时也常常要在辈分上讨便宜。刘邦当了皇帝，已是权倾天下、操纵生杀，但开口还喜欢自称“而公”，也就是你老子的意思。他当然并不真的是人家的老子，如果真的是，那人倒也不吃亏，因为一旦攀上了皇室血统，即使日后不能当皇帝，也会成为宗室。宗室就是与皇帝同一祖先的宗族，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的本家，或者说，是人们经常说的皇亲国戚中的“皇亲”。“皇亲”和“国戚”之间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族内之人为亲，族外之人为戚，因此又有“外戚”的说法。只有同姓之人才有可能是“亲”。这个“本家”或“皇亲”的含金量毋庸置疑，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都说宰相家人七品官，更不用说皇帝的本家了，因为有“家天下”作为背景，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即相当于铁杆庄稼，那是足够几代人躺在上面受用的。

但宗室享有的也只是俸禄、官爵和光环而已，并没有多少政治运作的实际权力。戏剧舞台上有不少宋代宗室的形象，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个外圆内方、极富于政治智慧的八贤王，给人的印象似乎在政坛上有相当的话语权，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只要他老人家一出场，立马就能摆平，连皇帝也要买他几分账的。但舞台上的戏说并不能当真，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把“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载诸太庙，以防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构成对君权的威胁。这或许是吸取了李唐王朝的教训。唐代不仅在政权中广泛起用宗室，而且还委以高官，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少见的，其中至少有十三名宗室官至宰相，《新唐书》甚至还专门分立《宗室宰相传》。这些人的是非功过一言难尽，但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差点要了李唐王朝的命，他就是因其为人而产生了“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又因其招致安禄山叛乱而声名狼藉的李林甫。

对宗室的优容与限制，是宋代的一贯政策。优容仅限于生活层面，那就是光鲜的头衔和丰厚的俸禄。根据他们在皇族这棵大树上的枝蔓排序以及父辈的恩荫，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会得到应有的官阶。每年皇帝祭祀祖先时，所有赞襄其事的宗室，无论年龄长幼，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先人和还不能自己穿衣服的小孩，都会获得封赏。至于供养，即使是他们中间级别最低的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也可以享受如下待遇：每月俸禄二十贯、米十石。冬、春两季每季衣料绫二匹、绡五匹。冬季还有用于填充棉衣的丝棉四十两、罗一匹。外加取暖费、办公费及住房补贴。林林总总的，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中级官员。而宗室中官阶最高的节度使，各种名目的供养要在这二十倍以上。他们是一群寄生皇家的富贵闲人，无忧无虑亦无所事事，触犯了刑律也比普通罪犯有着种种优待，即使是远支宗室，生活在远离京师的民间，犯了事地方官也无权过问，只能由专门的宗正司处理。

但如果认为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华丽和嚣张，可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就错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自在而不自由的，即使是婚姻，也不能由着自己的感情来。哲宗年间，宗室赵宗景的妻子死了，他很喜欢自己的一个小妾，想把她扶为正室。但妾和妻之间的鸿沟是不能逾越的，一旦为妾，便终身为妾，主人再怎么宠爱也不能改变“妾身”的底色，就像做了婊子就无复清白那样。赵宗景时任同知大宗正事。大宗正司是管理宗室事务的最高机构，知大宗正事亦是宗室所能荣膺的最高官职，一般都由有相当资格的近支宗室担任。赵宗景的这个“同知”即为大宗正事的副手，也算是很高的职务了。但即便如此，他在原配已死的情况下，想把一个小妾扶正也是不行的。但赵宗景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女人了，就玩了一出瞒天过海、曲线扶正的把戏。在妻子丧服已满之后，他先把那个女人送出府去，以漂白她原先的小妾身份。过了一段时间，又三媒六礼地把她作为“良家女子”娶回来，作为正室。但两口子欢娱不多日，事情还是被朝廷知道了。朝廷当然不能通融，也当然不会照顾当事人的感情，赵宗景因“帷薄不修”——也就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而受到降级处分。那个由小妾变成“良家女子”又变成正室夫人的新娘被遣送回娘家，不仅无缘正室，而且连小妾也做不成了。这样的结局虽不及《孔雀东南飞》那般凄绝，却也令人同情。

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宗室受到的限制更为苛刻。他们得到的那些官爵都是徒有其名的虚衔，而且几乎全为武官。武官却又不能带兵打仗，只能在宫城里狐假虎威。一般来说，皇帝近支宗室的起步官阶为卫将军、右侍禁或右班殿直。仅看这些名字，就可以大体知道他们只是皇宫里的仪卫而已，每当朝会或典礼时，他们挺胸突肚地排列在那里，充当一尊华贵的摆设。朝会和典礼并不是天天有的，平时他们干什么呢？玩，酒令词牌，琴棋书画，舞低杨柳，歌尽桃花。但玩也只能在家里玩，要走出京城，即使不过夜，也要禀报大宗正司。外出时还不得过分招摇，只有年老体病的宗室成员外出可以乘轿，但是又规定夜间使用灯笼不得超过两对。而且，除去朝会和典礼时他们可以和大臣搭几句话，平日里绝对禁止私下交往。相比于这条禁令，反倒是他们和皇帝之间的走动要容易些，那些近支宗室可以偶尔进宫陪皇上下棋、射箭，或在宫廷宴会上诗词唱和。因为从名义上讲，这是家族内部的亲情来往，而“交通”大臣就是政治问题了。

时间长了，这些笼子里的金丝鸟也练就了几手讨好皇上的独门绝技。例如真宗年间，一个叫赵承庆的宗室陪皇帝射箭时，每次都恰到好处地射中在皇帝的箭下面一点点，以此来谕示君臣关系。这肯定不能仅仅归结于吃屎碰个豆瓣——运气好，而是要有相当过硬的射术作为基础的。真宗非常开心，不仅称赞他是“神箭手”，而且赐给他金带、马匹和诗。我们可以想象赵承庆射箭时那种如履薄冰的心态，既然箭的着靶点被提到了君臣关系的高度，那么，要是万一自己射不准，射在皇帝的箭上面或者平行，那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因此不管皇上的赏赐如何丰厚，受赐者总不免有些后怕。赵承庆是幸运的，他并没有碰上“万一”，但即便如此，“神箭手”却也只能在宫廷里博得君王一笑，并不能到战场上去施展身手。仁宗年间，西夏元昊率二十二州宣告独立，宋王朝的西北边境成了一块战事频仍的软腹部，赵世永等七名青年宗室联名上书，踌躇满志地要求远征平叛。仁宗冠冕堂皇地褒奖了他们的远征计划和进取心，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带兵请求。赵世永等人是有些冒失了，他们本来就是一群被豢养在高墙内的礼仪角色，决胜疆场的功名是想也不用想的。要出风头，他们只能在翰墨词章中标新立异，给自己自在而不自由的生活寻求一份寄托。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宗室成员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但是很遗憾，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在宋代的文化史上留下名字。有的宗室出于明火执仗的功利目的，干脆以裸奔谋求上位，把精力用于编录和出版皇帝的诗词。但同样遗憾的是，这些书没有一本能在更广阔的文人世界中博得声誉。总之，他们的生活中缺少稍稍让人眼睛发亮的精神记录，这是一种空洞的繁缛，一种体制化的平庸，一种没有理想支撑的自在优雅。

这里有一个问题，前面说到的几个宗室，名字都不算冷僻，甚至可以说相当平易，和我在本节一开始的结论明显相悖。其中原委，就在于他们都生活在宋初的几代，那时候天水赵氏刚刚坐了天下，宗室的队伍还不很庞杂，取名字的余地也很大。越到后来，枝枝蔓蔓的越发繁茂，龙的传人渐成浩**之势，常用字也都用过了，就只能搜肠刮肚地标新立异。例如下面接着要说的赵士?，我在前面断言，这个“”字，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人没有几个。现在我还是这样说，坚信不疑。

赵士?是太宗的五世孙，其曾祖父濮王赵允让即英宗的父亲。也就是说，他的祖父和英宗是嫡亲兄弟，他自己和当今皇上是叔侄关系。靖康之难时，太宗一系的近支宗室大都被虏北去。金兵抓人是照着皇家的谱牒，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对号入座的。昔日寄生于皇族大树的种种荣耀，转瞬间成了灾难的根源，而且荣耀和灾难的程度恰好成正比，以往越是处于食物链高端的金枝玉叶，现在越是首当其冲地倒霉。赵士?的皇家血统已经快出五服了，算不上“近支”，反倒逃过一劫。靖康二年春天，金兵押解着北宋的君臣嫔妃宗室贵戚及歌伎工匠一万余人，浩浩****地回老家去了，留下了一个傀儡皇帝张邦昌。这个窝窝囊囊的小老头其实是不想当皇帝的，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哭。我们还记得，当初他和赵构一起被派去充当人质，在金营的二十五天中他就哭了二十四天半，还有半天是眼睛哭烂了怕生破伤风。现在听说金人要让他当皇帝，便又捶胸顿足地哭得比娘儿们还要娘儿们。但游牧民族天性浪**，他们喜欢搞恶作剧，你越是不想做的事，他们偏是要你做。在金人的册封仪式上，他又是哭哭啼啼地没个消停，把登基典礼搞得像个丧仪似的。登基以后，张邦昌坚定不移地奉行“三不主义”：不立年号，不用天子礼仪，不接受群臣的山呼万岁。百官朝拜时，他连屁股也不敢挨在御座上，只是规规矩矩地拱着手，站在御案的边上，像个值班的老太监。其实他基本上是不上朝的，整天躲在家里，陪着自己的黄脸婆唉声叹气。他叫人把大内的宫门都上了锁，且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任用官员时，都要加一个“权”字，表明他只是替别人看守这副摊子的，暂时先这么着。

张邦昌不想当皇帝，是由于他没有资格，因为他不姓赵，不具备皇亲贵胄的号召力。封建专制政治奉行严格的血统传承，DNA高于一切。即便是天下大乱、黄钟毁弃，也只有赵家子孙才有资格出头收拾，其他人做了就是“僭越”。当时，有资格也有想法的赵家子孙至少有这么几个：

赵构：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钦宗的弟弟，既有近属之尊，又有兵马大元帅之位，马前鞍后还有一批追随他的文武臣僚。客观地讲，当皇帝的账面条件是最好的。

赵榛：徽宗的另一个儿子，赵构的弟弟，封信王。他在被金人俘虏北上的途中逃了出来，隐于民间，被北方的抗金武装接入军中，作为号召，于是“两河遗民闻风响应，愿受旗榜者众”。

赵子崧：宋太祖赵匡胤一系的宗室，时任淮宁知府。靖康之难后，他招募兵勇，传檄天下，檄文中甚至用了“眇躬”这样古代帝王专用的自谦之词，显见得有问鼎之志。

赵仲琮：宋太宗的四世孙，论辈分应是赵构的皇叔祖。在讨论赵构登基事宜时，他坚持认为这个侄孙辈的年轻人“不当即大位”，只宜“用晋武陵王故事，称制行事，不改元”。也就是要赵构在钦宗的旗号下行靖难之职。他的辈分很高，说话可以倚老卖老；而在倚老卖老的背后，那弦外之音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赵叔向：宋太宗的弟弟赵廷美一系的宗室，东京被围时，他聚兵七千直抵东京城郊的青城，其目的当然不光是勤王，也有觊觎神器，因时成事的意思。

当此山河破碎之际，这些赵家子孙，有的拥兵自重，有的静观待变，有的琵琶半遮，有的暗藏玄机。但毫无疑问，他们都盯着皇帝的宝座。毕竟当皇帝的**力太大了，面临着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谁也不会发扬风格轻言放弃的。这中间，赵构虽然血统最近，但也不能说就稳操胜券。当年刘秀中兴汉室，他算是哪一支的宗室？他的皇家血统要仔细上溯到六世之前的汉景帝刘启。到了他这一代，早已沦为乡野一隅的布衣草民。他在南阳起兵时，甚至连一匹马也没有，只能骑在牛背上出征。而在他那个时候，“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这十余万刘氏后裔中，比他血统更权威的何止万千？在一个天崩地解的乱世，成王败寇，最重要的当然是胆识。我们一点也不怀疑赵构的胆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一个看似怯懦但内心极其强大的男人，他那种隐忍负重的坚韧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决，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其中亦包括秦桧和岳飞。但在靖康二年的春夏之交，他的成功有相当大的运气成分。运气说到底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一个恰当的人做了一件恰当的事。它是神秘的上帝之手，既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的。在赵构与一干宗室的皇权博弈中，使局势峰回路转的关键因素，就是赵士?“恰当”的拥戴。

四十四岁的赵士?在宗室中向有贤名，他本来是有资格也有实力参与皇位竞争的，但他选择了支持赵构。而且不光是自己支持，还替赵构动员了在礼法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票：孟太后。

孟太后是哲宗的皇后，也就是赵构的伯母。在此之前，这个命途多舛而又随遇而安的女人，一直是作为后宫倾轧和政治争斗的牺牲品而活着的。她容貌平平，又没有什么心计，而且还比丈夫大三岁。但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偏偏看中了她有福相，硬塞给孙子做皇后。可以想见，孟氏的福相大抵就是一张肉嘟嘟的包子脸吧？这样的长相在祖母眼里或许端庄富态，但在孙子眼里却缺少审美价值，一个比自己大三岁而且又没有什么心计的包子脸女人，很难得到他的宠爱，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风情万种很会来事的刘婕妤呢？高太后死后，孟氏就在刘婕妤的进逼下一败涂地，她的皇后被废黜，独自居住在冷清清的瑶华宫里。后来瑶华宫失火，她索性住到娘家去了。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在整个徽宗朝，孟氏都过着黯淡无光的日子，像一件压在箱底的旧衣服似的很少被人们记起。金兵在东京照着皇家谱牒抓人时，她由于已被废黜而得以幸免。这时候，她的身份只是“孟氏”而非“太后”。张邦昌不想当皇帝，就把她从大相国寺附近的民宅中接出来，尊为元祐太后，让她垂帘听政。在赵士?的动员下，孟太后命内侍“奉乘舆、服御、仪仗”前去南京应天府，支持赵构登基。一个连当俘虏也不够资格的女人，一个整整二十六年无人问津的怨妇，一个被别人废立了多次、像煎烙饼似的历经颠覆的老妪，突然一下子站上了礼法的制高点，有了凌驾一切的话语权。作为唯一没有被金人俘获的太后，她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巨大的象征性权力。从草芥不如到口含天宪，仅仅因为她从“孟氏”变成了“太后”，封建专制社会中的身份符号，何其了得！

赵构在应天府顺利登基，改元建炎。这个“建炎”很有气魄，当年东汉光武帝开基，用建武年号；宋太祖立国，用建隆年号。宋为火德，“建炎”就是中兴宋室的意思。孟氏被尊为隆祐太后，赵士?封南外宗正事，后来又晋封大宗正事——这是宗室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

大宗正事本来是闲散的勾当，宗室事务，家长里短，婚丧嫁娶，一地鸡毛。但在从建炎到绍兴初期的几年里，由于北方的宗室大批南迁，对这些人的安置让赵士?不仅无法闲散，甚至焦头烂额。南渡之初，万方多难，迫于时势，又只能实行先军政治，有限的条件都得先满足军方的需要，那些拖家带口的宗室们起初只能安置在寺庙等公共建筑中，天潢贵胄们的怨愤不平可以想见。又加上南宋政权是一路逃出来的，政府档案都丢在东京，其中亦包括宗室的族谱。这样一来，宗族成员的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官衔和领取津贴的权利——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无服宗室冒充有服宗室，或平头百姓冒充宗室成员以骗取待遇的现象屡有发生，对这些人的身份甄别也相当麻烦。一段时期，甚至还出台了告发伪冒宗室可以得到五十贯赏金的政策。但是，告讦之门一开，难免泥沙俱下，谁又能甄别那些告发不是无中生有挟嫌报复呢？这样的乱相直到局势大体安定以后才逐渐厘清。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说，宋室南迁时，是带着历祖历宗的牌位逃跑的，可逃到瓜洲时，由于金兵追得太紧，亲事官竟把太祖皇帝的牌位丢失了，朝廷只得下诏寻访，最后花了重金才把那块牌位找了回来。祭祀祖先是大宗正事的职责之一，赵士?应该也是参与此事的，其中的情节虽不甚了了，但为了一块死人的牌位而搅动天下苍生，且要公开悬赏，这样的事情倒也少见。

南渡的宗室都安置妥当了，太祖皇帝的牌位也找回来了，赵士?就没有多少事可做了，因为他不能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除非在皇权发生危机的时候。

危机果然就来了。

赵构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最为艰难凶险的时刻，第一次是作为人质羁困金营，第二次是在苗刘兵变中被废黜。因缘凑巧，这两次都是二十五天，而留给他的心理阴影却是终身性的。两个二十五天加起来是五十天，这五十天实际上决定了他此后的六十年（从建炎元年登基到淳熙十四年以太上皇的身份去世，赵构实际操纵权柄整整六十年），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南宋王朝的质地。此后，对金人的畏避苟且和对武人的猜忌防范，一直贯穿于这个王朝的始终。在平息苗刘兵变的过程中，人们一般只注视活跃在前台的吕颐浩、张俊和韩世忠（甚至还有他的老婆梁氏），其实在后台密谋策划的却是宗室赵士?。作为处于事变中心的亲历者和地位尊贵的皇叔，他的两封密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封密信，一封写给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知江宁府的吕颐浩，一封写给督军于平江府的张俊。赵士?在信中分析了行都的局势，激励他们尽忠勤王，发兵纾难。这中间的一个带点血腥味的情节是，为了躲避叛军的搜身，赵士?给张俊的信，是让他儿子赵不凡用刀子划开大腿，把书信藏在伤口里的。仅这一点，这对父子在事变中的表现就堪称“不凡”。

赵士?又一次拯救了赵构，他名字中的这个“”本来是柔弱的意思，但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他的姿态却相当坚挺。

赵士?对赵构的支持，并不是出于对君王的个人崇拜或政治上的投资分红心理，而是源自一种家国情怀。他对赵构的人格并不欣赏，但为了抗金大局，他觉得需要一个稳定而权威的中央政府。长期的养尊处优让宗室子弟沉溺其中，只知锦瑟银筝，不知金戈铁马，渐成软体动物，而赵士?却在这种体制化的庸俗中保持着士大夫应有的风骨。作为一个有血性的宗室成员，他热切地盼望着收复中原的壮剧早日上演。绍兴九年，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南宋曾短期接管河南一带的失地，官家派赵士?和兵部侍郎张焘任祗陵寝使，前往河南永安朝拜祖陵。在途经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时，赵士?得以和岳飞有过一次会晤。以前，由于宗室不得“交通”大臣的禁令，赵士?和岳飞只有神交，并无接触。这次会晤，彼此都有一见如故的知己感。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意识，对苟且偷安的抵触和忧虑，对文恬武嬉的痛心疾首，使得他们在会晤中呈现出同一种血质。这种私密交谈中的爱国不是为了哗众和出彩，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建立在对时势和国运的理性审视之上的。岳飞是个有人格魅力的男人，他既是壮怀激烈的，又是清醒务实的；既是铁血骁勇的，又是有情有义的；既有《满江红》那样的雄迈情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有《小重山》那样的孤独和苦闷：“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对赵士?来说，鄂州军营中的匆匆一晤，无疑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茫茫九派，江天万里，这是鄂州的大气魄，岳飞的雄才大略和耿耿忠心让他相见恨晚，岳家军盘马弯弓的求战氛围更让他振奋不已。这里和临安真是两个世界，两番天地。临安山温水软，歌舞升平，朝廷上下，到处是挤眉弄眼的兜搭和言不及义的废话，那种浅薄的中兴气象有如瘟疫一般恣意蔓延，让人无聊亦令人窒息，何曾见过这样指点江山的雄论和心底无私的朗笑？

这是绍兴九年二月的事，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宋金双方打打停停，互有胜负，就如同一个痴情女子和浪**男人之间的婚恋，女方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只求一个“妾身”的名分；男方朝三暮四、得寸进尺，胃口被越吊越高。双方吵吵闹闹却又卿卿我我，始终纠缠不休。对于官家来说，议和是最高目标，为了这个最高目标，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对于金方来说，议和只是最后的退路，在这之前，要尽可能地多占便宜。这样，到了绍兴十一年的夏秋之际，由于刘锜和岳飞打了几个大胜仗，宋方的最高目标和金方的最后退路终于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统一，双方都不想打下去了。这时候，最能打仗的岳飞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为了给和议的锦匣打上最后一颗钉子，官家把岳飞逮捕入狱，并准备狠下杀手。一时间朝野震惊，不少人上书为岳飞辩冤，但这些人多属布衣下僚，分量不够。韩世忠也是主战派的名将，几个月前，官家本来是要拿他开刀的，幸亏岳飞通风报信，韩急忙求见官家，“号泣，以诉于上”。官家才改变了主意。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在官家面前“号泣”时是一种什么腔调，我们也无须探究这位浑身是胆的韩泼五此刻为什么竟像断了脊梁似的瘫成一堆，但封建专制政治的厉害，于此可见。现在岳飞蒙冤，已成惊弓之鸟的韩世忠自然不敢去找官家说情，只敢去诘问秦桧。秦桧是个无赖，且有恃无恐，他用那句后来有幸遗臭万年的“莫须有”，轻飘飘地就把老韩头打发了。

衮衮诸公中，敢于挺身而出、面见官家为岳飞力辩的，只有皇叔赵士?。他对官家说：

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

什么叫犯颜直谏？这就是。一、别人来为岳飞求情，也许会拐弯抹角地这样说：岳飞有罪，但罪不当诛，请官家从轻发落，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赵士?却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一口咬定岳飞“忠义”。既然岳飞忠义，那为什么要被“祸及”呢？这是一个让官家很难回答的问题。二、祸及岳飞的实质，“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这又是一个官家最怕接招的话题。“忘二圣”就是不孝，“不欲复中原”就是卖国。这些年，二圣和中原这两个敏感词简直成了套在官家头上的紧箍咒，既躲不开又头疼不已。三、甘愿把自己和岳飞捆绑在一起，“臣以百口保飞无他”。你如果一定要说岳飞有罪，那么我也有罪；你如果一定要杀岳飞，那么就把我一家百口也杀掉。

官家当然不可能杀皇叔的一家百口，但心头的恼恨可以想见。以官家的肚肠，赵士?的这种担保本身就犯了大忌。官家有理由认为，他和岳飞之间不仅有“交通”，而且有勾结。一个宗室，本来就长袖善舞，很有政治头脑，如果再与手握重兵的大将抱成一团，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赵士?的担保不仅于事无补，说不定反倒助长了官家的杀心。而赵士?的失误在于，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官家的觉悟，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官家的德性，以为他还会把“孝悌”“二圣”“中原”这些神圣堂皇的指向当回事，还会把皇叔一家百口的“人权”当回事。一旦抬出这些，就能迫使他改弦更张的。对于这样的高估，官家宠辱不惊，他是个**裸的实利主义者，在他看来，和维护自己的皇权相比，那些往日喊在嘴上写在文件里的神圣和堂皇，全他妈的一钱不值，只有权力才是硬道理。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岳飞被杀，支持和同情岳飞的官员遭到清洗。在组织处理阶段，官家旁敲侧击地点了赵士?的名，虽然暂时未作处理，但埋下了一个伏笔。

到了绍兴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埋了两个月的伏笔终于兑现，赵士?罢判大宗正事，逐出临安，“令建州居住”。罪名是“贪狡险忍，朋比奸邪”。区区八个字，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丑恶都囊括无遗，让你不能不佩服这种地毯式轰炸的杀伤力。其中虽没有具体说到为岳飞担保一事，但“朋比奸邪”中应该包括了这个意思。

“居住”实际上就是拘管，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的。从天潢贵胄变成了社会底层的贱民，这样的落差不啻霄壤。建州地处福建中部的荒僻之地，赵士?当时五十九岁，后来也就别无选择地死在那里。

从四十四岁到五十九岁，这是一个男人政治上最成熟的年龄，赵士?曾把自己成熟的心智和能量用于建立和维护官家的个人权威，最后自己又恰恰死于这种权威。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