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郝懿行的释义是：“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如如然也。”

这个“如如然”很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

二月十五日是花朝节，相传这一天是百花的生日，“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今年的花朝节正值春分，节气中的春天一般是从立春开始的，但人们视觉中的春天却要等到春分才姗姗而来。再过几天，桃花水一下，那就不光是满园春色关不住，而是漫山遍野的浩大春景了。

赏花是这个月里理所当然的娱乐，“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杏花性子急，比桃花李花都要开得早，春分一过，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而且据说杏花还很风流，遇上花不浓或不结果的树，只要挂上少女的裙子，就会花繁果满，这当然很有意思。陆游笔下的杏花说的是临安的市井风情，皇宫里自然要更富丽也更讲究些的。修内司的太监们早就开始排办花市了，他们最擅长的是锦上添花，例如把园子里的花木一株株用绸缎装点起来，即使还没到开花的时候，也是姹紫嫣红的妖娆。花开了，又把花盆搬弄到大厅里，摆出什么吉祥的图案和福禄寿喜之类的字，那就真是花团锦簇了；或者选花形好的连着枝条剪下来，插在各种器物里，作为案前清供。那些花瓶自然都不是寻常器物，最普通的也是官窑定制的雨过天青瓷瓶，还有从泉州上岸的大食玻璃以及名贵的碾玉水晶金壶，连挂在上面标着花名的小牌牌也是象牙的玩意。有时候还要效仿西湖的花市，让小太监在花间摆摊交易，甚至“列肆关扑”——做一种用赌博的方式进行买卖物品的游戏，那交易的都是些与花有关的小物什，虽值不了几个钱，但若能赚得嫔妃们的展颜一笑，也就够了。

西湖是行都最大的盆景，也是官家最神往的地方。自元宵收灯以后，临安府就着手整治西湖，包括南山和北山的规划修葺，亭馆桥廊的油饰妆画，湖滨园林的花木栽培，总共的费用为二十万贯。这笔钱不用从府库里支出，而是依照惯例，由负责管理酿酒行业的“检点酒所”赞助。对于偌大的西湖来说，二十万贯实在算不上大数目，相比于宫内的消费，甚至只能算是一点毛毛雨。宫内的那些消费，这里只说一样。早在二月上旬，福建漕司进贡的第一纲蜡茶就入宫了。福建瓯县的“北苑茶”驰名已久，五代时期，南唐北苑使善制茶，其原料即取自瓯县，故名“北苑茶”。这个季节的新茶是什么价钱呢？一个相当于腰带上那块椭圆形饰物那么大、被称之为“銙”的小盒子，装上几撮茶叶，价值竟为四百贯。而实际上，“仅可供数瓯之啜耳”。福建漕司进贡的这第一纲茶叶，总共为一百銙，你算算这笔账。整治西湖，说到底是为了讨官家一个喜欢，每年开春以后，官家都要带着嫔妃们来湖上游赏的，到时候满眼绿树繁花，龙心大悦，区区二十万贯铜钱就连毛毛雨也算不上了。

寻常百姓若要赏花，走出城门也有几个好去处，例如钱塘门外的玉壶和古柳林、钱湖门外的庆乐园和小湖园。嘉会门外的包家山以桃花最为著名，满山的桃花开了，云蒸霞蔚一般。张太尉张俊家的花园也是很有名的，但那是私家花园，人们只能站在高处看上几眼。最好的去处自然还是余杭门外的东西马塍。塍的本意是指田埂，马塍就是养马的荒地。五代和北宋时期这里都是朝廷的军马场，到南宋初年的苗刘兵变前，仍是神勇步军和神锐马军的教练场所。也许正是长期的马军操练，马蹄将土壤踏成粉尘，又留下大量马粪等优质肥料，使得这里成了临安著名的“花都”，所谓“马塍东西花百里，锦云绣雾参差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作为行都最具盛名的鲜花种植栽培基地和营销批发中心，这里的花卉都是贴上了商品标签的，如果有人还想寻一点淳朴自然的野趣，那就不妨到乡村去看菜花。

那乡村里满田满垄的菜花也是一道风景哩。

油菜从食用蔬菜被栽培成以菜籽榨油为主的作物，转型期恰在南宋，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出现了“菜花”一词。虽然最早以菜花入诗的是晚唐时期的刘禹锡，他在著名的《玄都观》中写出了“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的诗句，但这里的菜花显然是作为食用蔬菜栽培的。但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油菜从菜畦进入了大田，文人诗词中的“菜花”也大量出现。历经高孝光宁四朝的项安世有一首诗，题目很长：《自过汉水菜花弥望不绝土人以其子为油》，几乎就是一篇内容提要，其中开始两句为：“汉南汉北满平田，三月黄花也可怜。”这里传递了两个极具农业史价值的重要信息，一是当时油菜的种植面积之广，所谓“弥望不绝”就是极好的写照。其二是油菜的功用说得很明确：“以其子为油。”汉水流域如此，江浙一带当然更甚，这在陆游、陈造、范成大、舒岳祥等人的诗中都有呈现。“菜花随麦长，田水入池平”写的是浙东宁海风光，而“芜菁满地花，柳絮漫天白”则是诗人在任嘉兴县尉时所作。“芜菁”即为油菜，从诗中的“满地花”我们可以想见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油菜的壮观景象。

在所有农作物的花中，大约只有两种可以称得上华丽，一种是向日葵，另一种是油菜花。向日葵传入中国较晚，这里就单说油菜花，那是一种华丽的高贵，又是一种华丽的朴实，好大一片烂漫的金黄色，汪洋恣肆，云霞一般铺展开来，你只能用华丽来形容。虽然菜花是乡土气的，人们一般也不会把它和华丽联系在一起，但华丽有时是一种气势，本来并不华丽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有了华丽的视觉冲击力。菜花开了，乡村里到处浮动着若有若无的香气，那香气不妖娆，不媚俗，是平民品格的质朴，又有着乡野风情的浪漫，足以让人陶醉的。蜜蜂和蝴蝶飞来了，追逐着香气也追逐着明媚的春光。女人们从田间走过，衣衫上沾满了金色的花瓣，于是走到哪里，蜜蜂和蝴蝶就跟到哪里，真可以用“招蜂惹蝶”来形容。有时候，菜花也被女人们插在发髻上，就那么极随意的几枝，却使女人整个地鲜亮起来、生动起来，一颦一笑都流溢出不着铅华的自信，这是乡村妇女特有的“艳福”。

过了年，天气渐渐转暖，江南的春耕就开始了。二月初一是中和节，也是春耕的启动仪式，这一天官家要亲行躬耕，并象征性地赐给百姓五谷种子，以示奖励农桑。民间也在这一天用新酿的宜春酒祭祀勾芒神——那是专门掌管植物生长的神祇——祈求丰收。但今年遇上了春旱，立春后有一个节气叫雨水，这说明春雨的重要。有经验的老农早在上一年冬天就预见今年少雨，因为每年立冬后的逢壬日谓之入液，至小雪出液，这期间得雨谓之液雨，无雨则主来年干旱，故有农谚云：“液雨不流箨。高田不要作。”上一年不仅没有下液雨，而且整个冬季一直雨雪偏少，进入正月以后，索性一滴雨也不曾下。老天就像一个不识时务的浪**子，不管你怎样忧心如焚，他都是喜笑颜开的好脸色。迎神求雨的社戏到处锣动鼓响，可东风吹，战鼓擂，老天就是不肯换一副面孔。广袤的江南大地有如嗷嗷待哺的弃婴，被干旱折磨得奄奄一息。各地由于干旱引起火灾的奏报不断送到朝廷，二月，镇江大火、芜湖大火、池州大火、太平州大火。三月初三，清明节的后一天，行都临安又发生了火灾，还差一点延及太庙。清明前的桃花水历来是农家的**，有“一寸桃花一寸金”的说法，这时候麦子正圆身拔节，遇上卡脖子旱，夏熟的收成就很难指望了。而冬闲的土地要翻耕播种，也苦巴巴地等着雨水的滋润哩。

百姓急，官家也急。百姓急是因为自己的肚皮，每年的春荒是最难熬的日脚，贫下小户为了度荒，连坛坛罐罐里的种粮都倒出来吃光了，原指望新麦登场以后能吃上几顿饱饭，再用麦子兑换秋熟的种子。如果夏熟的收成打了折扣，再缴去租税，不仅吃不上饱饭，秋熟的种子还要东挪西借，一年的日子就没有巴成了。官家急是因为国脉所系，在乎农桑。宋室南渡以后，朝廷困于立国之需，一直奉行战时财政体制，对百姓的征敛相当苛猛，以至朱熹认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这个“刻剥”当然是动词，也当然比我们后来所用的“剥削”要更形象。在一个农耕社会里，朝廷的“刻剥”主要来自农业。羊毛出在羊身上，土地上的收成不好，税赋就成了无源之水。若征收不足，则政府无法运转，再加上给金国的“岁贡”，财政势必陷入危机。若催逼太急，又容易激起民变，一旦出了大事，动用军队，花的银子就更像流水似的了。这是就国计民生的大局而言。即使从小处看，春旱也并不遥远，例如朝廷诸军的五万多匹军马，每天都要喂大麦和豌豆，喂了这两样东西才能强筋骨、长耐力。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就是给它吃山珍海味也是白搭。因此官赋中的“马料”一色，就是夏熟的大麦和豌豆。这就是说，如果春旱加剧，夏粮歉收，大麦豌豆征不上来，连军马都会跑不动的。

前些日子，官家去天竺山敬香。天气仍然一如往常的晴好，沿途的风景也很养眼，这无疑是一年中最适宜出行的季节。途中经过一处叫九里松的地方，官家又顺便看了自己写的“九里松”匾牌。这里原来的牌子出自大书法家吴说的墨迹，去年官家经过这里时，应地方官员之请，御笔亲书“九里松”三字，替换了吴说的牌子。上路以后，官家仍丢不下对吴说的欣赏，认为吴的字绢秀大雅，如春风著纸，运笔之间有虞世南、黄庭坚的神貌。又说自己反复写了三遍，现在看来，终究不如吴说的那块。銮驾不紧不慢地迤逦而行，路转溪桥，竹外桃花，官家的心情也很不错。但这样的好心情却被一幅人力拉犁的画面破坏了，那是怎样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图景啊！一张原始的木犁，把一家三代拴在一起，他们的形体姿态组合成一尊力的雕塑。老者在后面扶犁，青年夫妇和几个孩子在前面背着套绳，那样子就像拴在绳子上的一串蚂蚱。仲春天气还带着寒意，可男人却打着赤膊，阳光软软地照下来，映着他那斜斜地朝向天空的脊梁。拉犁的人一律弯着腰，身子向前倾过去、倾过去，和地面成一个危险的锐角。江南多硬质黏土，天一干，更是硬得像石板似的。犁铧艰难地且进且停，划出浅浅的一道痕迹——却仍然是白的。夹在男人和孩子之间的是一个女人，有一绺黑发从额前垂下来，几乎垂到地面了。她捋起头发抿上耳根的当儿，稍稍扬起头来，于是官家看到了一张在宫中从来不曾看到过的那种女人的脸，虽然看不清眉眼和肤色，但那张脸就叫农妇。

这样的画面以后又一再出现，以至成为春日乡野上的一道风景，尽管拉犁人的组合不尽相同，但那些身姿却书写着同样的艰难生计。官家的心情黯淡了，他不是一个昏聩之主，从各级的奏报和官员陛见的述职中，他对民生疾苦也是有所了解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例如江南地区的地租一般来说都是五五中分，但是这中间还要看佃户是不是用主家的耕牛和农具，如佃户用田主的耕牛，则田主取六成，“谓之牛米”。这个“牛米”厉害啊，光是这一项，就占去了一成。还有些贫穷的佃户，连农具和种粮也要田主提供，则又要减去二成。佃户辛苦一年，最后只能得到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农户为什么要用人力拉犁了。因为农具和种粮这两项你没有就是没有，是无法替代也无法简省的，只有耕牛一项，可以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来置换。为了那一成的“牛米”，他们只得背上套绳，低头弯腰，在春日的田野上演示一幅力的雕像。人的力气毕竟和牲畜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当牛做马”一词才被用来形容极度的劳役。但对于那些贫苦农民来说，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力气和汗水。俗话说：“力气不是财，用掉有得来。”如果他们也能用力气和汗水来替代农具、替代种子，从而能够挣到收获的五成，那该多好！诗人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早在禾苗出土之前，那土地已经被汗水浸泡过多少遍了。那些农夫和农妇们肩上背负的，不仅仅是一张原始的木犁，而是整个宫廷的靡费和满朝文武的俸禄，是艰难前行的大宋王朝啊。

乡村田间人力拉犁的镜头，显然深深地触动了官家，贫瘠的土地和更贫瘠的脊梁，那不是风景，而是王朝的病灶。对于农耕民族来说，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牛耕田曰“犁”，牛拉车曰“牵”，这从篆文的原始字形中都可以看出来，因此，尊重牛，爱护牛，轻易不杀牛，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他也认为喂养鸡、猪和狗，用来杀了吃肉是很正常的事，但他没有说到杀牛。杀牛往往是重大祭祀活动，即所谓的“太牢”。耕牛金贵啊！绍兴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官家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令福建漕司买牛发来临安，借与没有牛的贫困户耕作。第二件是叫人画了一幅人力拉犁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左右，“庶不忘耕穑之艰难”。两件事做好了，又上纲上线地做了一番总结：

汉文帝每下诏，必曰农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谓知民事之本矣。

这中间有没有作秀的成分呢？当然有，因为作秀从来就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但也不全是作秀。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是当家人，本朝税赋之重他是知道的，但也没有办法。包养知识分子，要花钱；包养武人，要花钱；通过“岁贡”买太平，也要花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只能向民间征收。小民的艰难和贫困，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一种宿命。所以要发展生产，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发展不光是让权贵和富人发财，富人和权贵当然应该吃肉，但也要让穷人喝一口汤。如果他们连汤也喝不上，那就是竭泽而渔，弄到最后谁也没有肉吃没有汤喝。汉文帝务本舍末，奖励农桑，开创了西汉初期“文景之治”的全新局面。他这个人比较讲究实际，甚至在临死前还下了一道遗诏，要天下臣民祭祀他只在三天之内，过了三天，就要脱去丧服，该干活的干活，该婚嫁的婚嫁，该喝酒吃肉的照常喝酒吃肉。都说他是无为而治，其实他是大有作为的，文景两朝凡四十年，历来被史家誉为盛世。盛世不是王婆卖瓜自己喊出来的，而是要后世公认的，几千年来被后世公认的盛世能有几个？

官家喜欢读史，也喜欢拿历史说事，这次是拿汉文帝说经济政策，而就在几天之前，他还说过另外一番话：

征战之事，各有地利，北敌骑兵，虽中国所不能及，若要驰骋于江淮，恐未易得志。

接下去便列举了孙吴之对抗曹魏、东晋之对抗苻坚、拓跋氏虽雄踞中原而历六朝衰乱，却终不能奄有江表。真可谓纵横捭阖，雄论古今，侃侃而滔滔，但中心思想无非是说江南可踞，偏安有理，我们不用去招惹人家，也不用唱什么收复中原的高调，就守住江南这一亩三分地，图个长治久安。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汉文帝也好，吴大帝也好，东晋六朝也好，这些符号加在一起其实就是官家的执政理念：对外苟且偷安，不生事端，当好小媳妇；对内发展经济，休养生息，过好小日子。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恰好可以作为这种执政理念的一条注脚。

宋金和约签订以后，接下来就是具体落实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从二月十五日起，两国代表开始划分边界。从纸上虚拟的指向到地面上山川原野的勘定，这中间自然有不少纠纷，也自然都以宋方的退让来了结，这些都不是问题。为了讨好金国，宋方还主动做出了一些亲善示软的举动，例如改四川岷州为西和州，这是为了避早已死去的金太祖完颜旻的名讳，以表示承认大金是宗主国，自己是臣子。那么就西和州吧，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不就是一个“和”吗？再一个问题就是遣返北人，这中间包括南宋初年所遣使臣的家属。那时候南宋方面急于求和，始终以各种名义死皮赖脸地遣使北往。而金人又不给面子，连起码的外交礼仪也不讲，这些使臣都被扣押，有的还被迫接受了金廷的官职。建炎二年，官家寻求出使金国的使臣，既然有去无还，大臣们一个个都像缩头乌龟似的，只有宇文虚中慨然应诏，以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充大金祈请使。只要看看“祈请使”这样的名字，就知道这种差事有多屈辱。宇文虚中当然也被扣押。次年，由于宋金关系略有松动，金方放宋使南归，宇文虚中说：“二圣未归，我不能回去。”独留虎狼之地。由于他仪表堂堂，才华出众，金人很看重他，给他加以官爵。但宇文虚中始终心系故国，每每派人持密信告以金国动向，还想方设法干扰金人的南侵计划，实际上充当了宋方的卧底。

绍兴十一年年底，金方移文南宋，索宇文虚中家属北迁。宇文密奏官家：“若金人索我家属，就说我的家属早已在靖康之乱中失散。”这本来是一个很好打的马虎眼，但官家担心得罪金人，于碍和议，不仅不保护这位赤胆忠心的功臣，反而亲自下诏派中使前往闽中执行。或许他的想法是，让宇文一家在北国团聚，也好无牵无挂地为金人效劳，省得他人在曹营心在汉，惹是生非。希望自己的忠臣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这样大度的君王真是少见。宇文虚中有两个儿子，长子师瑗，次子师琮，都居于闽中。宇文氏一家想把小儿子师琮留下来延续宗嗣，可守臣程迈不允。师瑗便叫姐夫赵恬用海船带着师琮逃往温陵，自己去临安应命。程迈得知，派人从海上把师琮截回。师瑗到临安上疏请留其弟，朝廷亦不允，强行把宇文虚中的妻子黎氏与全家老小送往金国。而就在宇文一家从闽中扶老携幼地北上时，福建漕司的耕牛也按期发送临安，两拨人“牛”，走的应该是同一条路线。

宇文虚中的家属走了，福建漕司的耕牛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都是值得官家高兴的事。

三年后，宇文虚中暗中联络义勇之士及内外官员七十余人，密谋在祭天大典时劫杀金主完颜亶，挟钦宗夺兵杖南奔。事败，全家百余口被活活烧死，悲惨之状，据说连苍天都为之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