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合围，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城内军民人心惶惶。

湘军因开挖地道多道屡次被摧，也积极对城内展开政治诱降攻势。据曾国荃幕僚赵烈文日记，围城之初就有神策门中队将许连芳和钟某等诱降几起内应事件。李秀成亲信列王傅振纲也与湘军通款，“欲献城出降，微探其旨，似忠贼亦有异志”（《能静居士日记二十》）。

此处“列王”是天王陛下晚期广封玉爵，对围城与基层官员甚至贩夫走卒的一种恩赐。好在太平天国王爵，从无爵禄。晚期天王封王如洒胡椒粉。李秀成对此大有意见，供词称：

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尘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

列王傅振纲不过是李秀成的一个亲随，竟亦封王。列王多如牛毛，他们也尊称为“千岁”（一千岁）。以后列王又改封为“尘”，但“尘”又无“千岁”可称。它们成为天京城里的烂货。据洪天贵福说，他出天京时有一千多个列王未出京。黄文英说，天王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估计也多是列王和“尘”（小王）。当天京城陷时，全城只有一万多个军民，如说有一千多个此类王爷，则就占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一，真可谓：

王爷王爷满地跑，大街小巷到处见。

洪秀全封赏如此之烂，果然是人心不服。当时清王朝再次公布赦两广之人，湘军借此即向城内多次发射招降书，更引起了人心动**，洪秀全亲自过问，予以严责。李秀成供词称：

凡是城外有文通者，何人拾到，不报到天王处，……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桩砂、剥皮法治，而何人不畏死乎！

不久，广西桂平人鬆王陈得风通款东门外湘军提督萧孚泗，并与慰王、吏部天官领袖朱兆英两人与曾国荃联系。后来通款事泄露，王长兄洪仁发捉拿了陈得风。陈得风有七十多岁老母前来找李秀成解救，李秀成拿出私财一千八百两行贿说情，保出了陈得风。

李秀成此说是表示对陈得风的怜悯、同情。他对同僚温情脉脉，是受到旧小说义气渲染的影响，但李秀成的所为，客观上却助长了天国内部投降背叛的风气。

陈得风投降、充当内奸之心不死。此事过了不久，陈得风在与敌潜通的李秀成妻舅宋永祺处，得悉李秀成也有降敌理念，竟然胆大妄为，写信来问。李秀成供词作了详述：

此事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其有兄弟，我不知其何姓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云不过与九帅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得风及谈，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得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来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睽、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鬆王陈得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乎！莫仕睽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睽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

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睽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睽将其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牵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银用与莫仕睽，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

在这里李秀成编写得煞有介事，其实曾国藩读了，就发觉供词所写有作假处。李秀成似乎要向曾国藩表明心迹，自己在当时围城之中就有投降行为。学界不少人即以此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就有投降念头。

后期天京主要王府分布图

此实为李秀成的自污，不可信。

如果从供词看，白纸黑字。但稍作解析，就可以看出李秀成是在编制故事。它是个无头无尾案。

这位宋舅爷不过是忠王大棋盘上的一只小棋子。所谓妻舅，不过是李秀成编号王娘中的一个小舅子，算不得什么，他岂能代表李秀成？李秀成能有多少信任度与他？所谓司爷的兄弟“蓝顶子”，谁都没见过，却凭宋永祺游说，久经沧桑的李秀成就会草率就范，岂非咄咄怪事？所谓曾中堂处有个“蓝顶子”能保奏李秀成，有此大力，连曾国藩也不相信。当年韦志俊在池州叛变，通款湘军水师提督杨载福，杨可不敢擅自作主，请示曾国藩。时为兵部侍郎的曾国藩，也不敢一人作主，就会同湖北巡抚胡林翼一起拍板，方才接纳韦志俊纳款投诚。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地位和影响远高于韦志俊。今非昔比，举足轻重，一个中堂麾下的“蓝顶子”能保，岂不是天大笑话，于理不合。于是曾国藩始读供词时把它修改为“红顶子”。“蓝顶子”是三四品大员，“红顶子”是一二品大员。但曾国藩又考量到像李秀成这样连大清皇帝都有诏要捉拿到案的长毛大头子，作为“红顶子”的总督巡抚等高官也没有如此大权可以保奏，且还有为言官弹劾的嫌疑，于是干脆再改为为五六品官级的“水晶顶子”，意思是说那乃是小官员的胡闹，他当然是更不知晓，也免得日后朝廷因他越权而问责的麻烦。

李秀成有个人思想活动，但在此时说他就有降意，不见得，至少他还未有任何投降行为。他是一心一意忠于主持天京防务的职守，坚决抵抗围城的湘军。

李秀成是聪明人，当年李鸿章苏州杀降犹记忆在心。苏州杀降目的一是为抢夺财物，二是为邀功，对于降人不须说信义，那是从来不须保护其生命的。他是太平天国举足轻重的军国领袖，湘军是不会放过他的，其他各家清军也是不会放过他的。

李秀成编写陈得风、宋永祺事，其目的还是要让曾国藩相信，“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变心”。

其实他在围城中威望最高，众心所向，是全城军民的主心骨，中流砥柱。他以自己对太平天国的耿耿忠心，取得了众人的拥戴，哪里有人敢冒大不韪前来做策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