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失陷使李秀成设在马塘桥与苏州互为犄角的大本营也失去了作用。他置将被围攻的无锡城于不顾，率部赶到丹阳屯扎。

丹阳守将、英王叔格王陈时永接待了他。当时李世贤屯扎在丹阳南溧阳，劝他不要再返天京，另行寻找出路。

李世贤虽是天王一手提拔，但通过解救天京之围等战的失利，对天王的一味说天、刚愎自用，大有抵触。天王以巧列种种名目、巧取豪夺诸王兵权的行为，他更是公开违抗。李世贤因此也被革爵削权，其中的一次就是发生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李秀成供词称：

去年天王改政，要阖朝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印内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此也。然后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即而革职，现今李世贤之职尚未复回。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将此来情，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任其称也。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者，皆算其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其责之云：“尔有奸心之意，天军、天官、天兵、天国，那有尔兵！”不称天兵、天国、天官者，恐人霸占其国，此之实言也。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又改各王之号，此是天王失算。

李世贤对天王夺臣子兵权是很有意见的。

李世贤要另找出路还有一个因素是从战争实践里得来的，即是在东南之地要能打开胜利局面，是难中之难。他和他的部将，就因为清将勾结洋鬼子攻陷宁波，深受洋鬼炮火利害所苦，他曾就此事与李秀成谈起，李秀成联系左宗棠老湘军在洋鬼子用炮攻破绍兴、富阳等情事，很有同感。李秀成后来在供词里还作了记述：

浙省金华、龙游等处，俱被中堂派左京堂全军制战李世贤之军。宁波郡前是鬼子诱引而得宁城，然后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洋鬼炮火利害，百发百中，攻倒城墙，我官军不能立脚，是以退守，余姚、嵊县陆续亦退。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所攻此两处，鬼子得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银多，是清瞒饷银，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兴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起，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京堂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亦攻未下，然后仍请鬼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鬼败，然后再调鬼兵多来，复再与战。……然后洋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俱被李抚台请鬼子打破。

李秀成在供词里，痛定思痛陈述了洋鬼子助清军为虐。此间也流露出要“让城别走”理念。面对洋鬼子在天京附近的猖獗，兄弟俩对“让城别走”乃有共识。

李世贤要与李秀成联手，另找出路。他对天王不甚拥戴，没有幻想，更不愿为天京做殉葬品。

李秀成虽有认同感，但他毕竟是全军统帅，看得广、想得也多，方方面面比之老弟要来得周密，不愿同行。

李世贤要带兵前来丹阳，逼李秀成同行，再也不让他返京。

李秀成借口有六十余岁老母在京，不愿离开，他将部队交与陆顺得，留在李世贤处，自与林得英、李容发等随身之将十余员由丹阳赶回天京。

12月20日，李秀成风尘仆仆，回到天京。

第二天，李秀成就到天王府上金龙殿向天王陛下提出建议：“让城别走”，他在供词中说：

到京次日，上殿启奏。将大势情由启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义怒，严责难当，不得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帅兵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尔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为用出入。得尔七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壕。下关严屯重兵，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也！”

李秀成凭几年在苏南等地作战经验，作出如此分析，这连外国人也看得相当清楚，呤唰就认定：“忠王认清英国坚持向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无力进行抵抗之后，就马上决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放弃所有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退往内地，因为英军无法到内地去和他们作战，清军也无法在内地阻遏他们的军事行动，制止他们增添兵力，阻碍他们未来的发展。”（呤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李秀成为这项“让城别走”方案，还提出了具体措施：“不如舍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他为妖兵水师所不能至，洋鬼努力所不能及。”（王韬《瓮牖余谈》卷四）

盖在东南作战，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有两项硬伤处：一武器不如洋鬼子；二水师不如湘淮军。李秀成审度时势，不墨守成规，对于此时天京为湘军之围，视为不同寻常，与当年向荣、和春张国棵时期的围困大不相同。当时形势，已如洪仁玕所称：“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矣。”

“让城别走”，避实击虚，寻找能与己有利能开拓的地域。可是天王坚决不答应，严加痛斥。

洪秀全入居天京十年，生活骄奢，好逸恶劳，从未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在天京内讧后也未出过天王府；如说有，也只是在天王府门外高台上曾为封洪仁玕为干王时发表演说出过府门。

据李秀成供词说，当时他把话说了，洪秀全大怒，大发天话：

天王又再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为主臣子，未闲半刻，今将国之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如此奏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阖朝众臣前来善劝。次日，天王其知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

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他把李秀成留在天京，如李秀成供词所称：“那时专作守城之事，某处要紧，即命我行。”天王陛下对李秀成主要是用，用他的军事才能和威望，因李在朝内外无人能替代，也是洪氏诸亲贵不能取而代之的。大概在此时前后，洪秀全即以李秀成总率全军，给他的全衔是“殿前又副天僚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但用李秀成，毕竟是非亲非故。

所以李秀成深有体会地说：

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长，长者，重用者，我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正将英王之事交与我为。

李秀成此处所说，概括地说了天王陛下的亲疏远近。洪秀全晚年自我陶醉于家天下，借上帝天国设计了一幅《朝天朝主图》，即以己为核心，洪氏家族为内圈，李秀成等新兴权贵为外圈的宗教、政治定位图。

以洪秀全为首的洪氏家族是太平天国第一家族，他们是不会容忍其他家族侵犯所执持的既得利益的。“让城别走”，对他们将会损失更多更大的权益和财产，包括安定的奢骄生活。洪秀全不可能越过家族亲贵倾听外臣、包括李秀成的话。

当时那个年代，洪秀全和他的家族统治，以及由此体制殃成的诸多亲贵家族，包括李秀成、李世贤等家族，必然是排斥、倾轧众多人才。太平天国后期真个是人才缺乏，后继乏人。当政者本也非才，以至朝中军中青黄不接，朝中无相，军中无帅。

李秀成建议的“让城别走”，在天京朝无人响应、接口，就哑然无声了。

证之当时实况，李秀成“让城别走”也并非高明，他并没有考量此时的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天京庞大人员，已非昔比，早已没有了早年如永安州突围、两湖行进时的朝气。现在这支养尊处优惯了的文职人员多、家属女人多的队伍，千里奔走于疏生地区，要有多少兵力卫护呢。在此之后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和湖州军出走江西，也是“让城别走”在外线运行，前无接应，后缺军需，又缺乏民众基础，十几万大军不就是轻易溃散了嘛。

曾有学者称赞李秀成“让城别走”，说它“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方针”（苏双碧《李秀成评传》第222页），并列有四条理由：一是突围是能获得成功的；二是清军和外国侵略者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只要选择有利方向突围，是不会遭受清军的合力防堵的；三是从全国形势看，清王朝已十分腐败，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向这些地区发展，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四在江西、安徽、湖北还有几十万太平军在活动，特别是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联合捻军，在河南、陕西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之多。此也是一家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