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次军事领袖会议

1862年6月19日，李秀成由松江等地回军，并于6月22日，急忙召开军事领袖会议，商议援京的对策。

这次会议李秀成仅是召集了所部主要将领，即驻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相王陈潘武，以及随他东征上海返回的听王陈炳文、航王唐正才、孝王胡鼎文、凛王刘肇均、主将蔡元隆、汪安钧、吉庆元。规模不大。

在李秀成居住苏州，攻打上海期间，天王又大面积地广封军事领袖的部属和部属的部属为王爵，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已多达九十余人（不包括洪氏子侄、家族）。其中如宿将刘官芳、黄文金、赖文鸿，李秀成部将谭绍光、陆顺得、黄子隆，李世贤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练业坤。虽然所新增王爵都没有带“军师”职，但一为王爵，别树一帜，在统辖人员编制、领地以至宫殿、服饰，多带有独立或半独立性了。这使李秀成很不自在，认定这是天王和洪氏家族玩的权术，是分解他的军权的一种低级措施。

李秀成谈了天京危急，与会诸王、主将也多和李秀成同感。

当时，湘军攻陷安庆后，经过半年休整、扩充，按照曾国藩制定的总体战略，由曾国荃统率的陆师、彭玉麟统领的水师，延长江东下，连战连捷。1862年5月，湘军仅以三万人马，攻陷芜湖、金柱关、三汊口、三关，逼近江东桥和九状洲，本月22日，曾国荃陆师至秣陵关，守军献关降。30日，曾国荃扎大营于雨花台，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的水师占长江蒲包洲，停舶天京护城河口；绿营水师吴全美也由天京下游溯江而上攻陷观音门、燕子矶；江南提督李世忠占天京东郊的石埠桥、龙潭。

天京又被合围。它很像两年前江南大营重兵压境，但更严重。因为此时天京上游和安庆尽失，太平天国已失去强大的后援。原先的后援基地安庆、芜湖等地却变为湘军的大后方。湘军水陆师可以一往直前，无后顾之忧。

两年后，洪仁玕回忆此事，在供词里写道：

天京之围始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妖军在安庆及Pillers东西两妖之胜利，早令我等猜疑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我军毫无准备，彼军若急进当早得大胜。然而彼等竟不乘势急攻，只是占了两座炮台，便自满足而停军不进；由是令我等得乘时修理炮台，分配各守卫军而准备攻击。彼等战胜之后即不事急攻，乃予吾等化所欲之机会以图准备对敌者。起初一见有危险，我等非常焦急，但危险转瞬过去，我之又放心矣。自此吾等又得稍为安静而得有自信力。每当战船停止活动之时，吾等即从事重建七里洲及中关对面之炮台，此外又屯战船二艘于小河内，及另置一艘于外。我们又安置几尊极好的大炮于要害之地，又为加意防卫天京和更在狮子山上筑双重的防御线，而在山顶安置一尊重炮。如此布置，我们觉得十分妥当，足以防御一切攻击，天京此面之安全绝无可虑。唯是最大的恐慌之源，乃在南城外久驻围攻之妖军，兵力常常加增。统领为曾国荃，深沟高垒，树有不败之地位，至今我们无法可驱逐之。

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呤咧画）

洪仁玕当时在天京，虽然已不总理国事，但仍参加领导班子。在他笔下写出的天京相当淡然，没有多大惊惶失措，军民因为多年遭受围困，此时情绪也是常态化了。天王下诏苏州李秀成，也并非是十万火急，主要还是蠡测李秀成是否忠心捍卫太平天国江山。

李秀成也明白天王一日三道的严诏，乃是要看看他主动受诏后是否遵从、执行。李秀成在供词中谈了这次会议中自己的设想：

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何人敢违，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未攻此郡，因严诏之逼。然后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万难周全，知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心惰，而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等议真情。知曾帅之兵，初来之势，锐精之雄，这鼓气壮，我不肯来争。

此处因为触及湘军和曾国荃，把他写作是常胜之军、英雄之军，当是在囚禁时的心计，但李秀成不想立即援京，不愿打硬仗，消耗实力，企图以敌方围城日久，产生心惰厌战，然后乘机再击败他。

与会诸人都是李秀成部属，当然唯主帅马首是瞻。

李秀成心挂天京，也为表示对天王和太平天国的忠心耿耿，会后，他还是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由天京接到苏州的母亲和家属，再送回至天京。让天王领会他的用心；

二是派老弟李明成带领一支人马，先行回援天京。李明成初战小捷，击毙湘军总兵张胜禄。张胜禄被曾国藩誉为名将、勇将，一旦被斩杀，颇震全军士气。不久，对王洪春元自浙江率军来援，会同李明成军合攻湘军；洪仁玕、杨辅清等也由皖南宁国府率军前来。天京城外援军已增至五六万人众。

此时曾国荃部湘军因孤军深入，兵力不足，只能散布在南面板桥至方山一线，只是故作姿态，威吓天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回手之力，不可能杀进城来。天王陛下饱食终日，他所宠信的幼西王萧有和以及代理辅政的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等，多是庸碌之辈，对于眼前突发事变，不知所云。天王更多的是对李秀成放心不下。他是有了李秀成，颇有猜疑，没有李秀成，又大觉不安。眼见李秀成迟迟未动声色，又气又惊，于是又下诏书，正如李秀成在供词中接着写道：

正当议楚，应欲举行，天王又差官捧诏来摧，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仕睽专催起马，启奏朕知。”诏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计议调抽兵马起队前来。

洪秀全惶惶不可终日，此次还特地派刑部主官、补王莫仕睽持诏旨前来，显然还带有严责之意。莫仕睽转达了天王迫切心情，李秀成不得不遵诏旨奉行。

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在皖南战场大为失利。7月11日辅王杨辅清丢失了宁国，主力被歼二万人；7月16日，有雄厚实力的保王童容海率部六万降敌。

8月6日，李秀成在继首次军事会议基础上，又扩大了与会成员，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来王陆顺得以及来自天京的莫仕睽和侍王李世贤代表首王范汝增，会议还邀请护王陈坤书、侍王李世贤一起出兵，加上李秀成大军，共十三王，号称六十万（实际为三十万），并于10月19日至11月26日陆续进入天京战场。

此时各路军事领袖多暮气沉沉，把自己的军队视为私有财产，生怕在激烈的战斗中，损伤实力。以邻为壑。彼此都有戒心，企图在战斗中保存自己而他人受损。李秀成将心比心，深得其髓，因而在将两次会议记录编成《会议辑录》印刷出版时，他亲为之作序，序中作有指示：

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