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后，只用了短短十几年，就在隋朝的废墟和初唐的动乱状态下，带领国家不断发展，使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不仅是因为唐太宗重视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也不仅是因为唐太宗崇儒尊礼，还因为唐太宗建立、健全了法律法规，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在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唐太宗始终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即便这种公平是相对的，也能让国家实现大治，让民众实现安居乐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与他坚持施行法治建设密切相关。

隋文帝在位时期，为了让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后得到机会休养生息，坚决主张轻徭薄赋，宽刑省法。正是因为如此，隋朝之初才能繁荣昌盛，形成“开皇之治”。但是，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滥用刑法，暴虐成性，不讲信义，最终失去民心，使得民怨沸腾。最终，隋朝灭亡。作为大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曾经亲身经历了隋朝灭亡之前的动**不安，并且深刻意识到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既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深切地知道严刑酷法会严重地危害社会。为此，李渊早在晋阳起兵时就施行宽大政策。唐太宗登上皇位后，也曾说过，“对于国家大事，必须赏罚分明”。他不以个人的喜好和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而是把法律置于治理国家的最高位置。不得不说，唐太宗赏罚分明的思想远超历代帝王。

为了坚持法治，唐太宗主张大力完善《武德律》。他经常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各种原则。对此，大臣们观点各异，立场不同。有人主张要采取严刑产生震慑作用，有人认为应该坚持仁政，才能国泰民安。魏徵就是仁政的支持者。魏徵说：“刑罚是治国之末，仁义是治国之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必须慎用刑典，而主张仁义。”和魏徵一样，谏议大夫王珪也主张仁政。他们齐心协力劝谏唐太宗，唐太宗最终决定施行仁政，以慎刑宽法作为立法的根本。

唐太宗在确定立法原则后，当即开始安排官员修订律令。从贞观元年（627年）开始，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就奉唐太宗之命，坚持宽平的原则，开始完善法律。他们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修订完成了《贞观律》，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贞观律》面面俱到、严谨周全，成为唐朝后五代、宋、元、明、清制定律典的绝佳依据。与此同时，唐太宗还修订了其他法令，与《贞观律》相辅相成，使得唐朝时期法律完备，社会风气良好。

贞观时期，司法制度很严格。唐太宗的本意不是严惩臣民，而是为了促使臣民一起遵纪守法。每当老百姓触犯了法律，唐太宗都会感到很心痛，因为他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帮助老百姓明确行为边界，知道哪些事情能做，而哪些事情不能做。正是因为唐太宗有这样的法制思想，也能坚决地贯彻执行法律，所以贞观时期的法制才能发展成熟。

唐太宗加大力度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他自己也起到了以身示范、遵纪守法的良好作用。他虽然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却从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也是肉体凡胎，也会有做得不好或者不对的地方。不仅如此，他还具有勇敢承认错误、积极改正错误的优秀品质。每当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后，他总是能够积极地改正。每当听到大臣对他直言进谏，他也能够做到虚心接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试问，如果贵为天子都严格地遵守法律，那么大臣和百姓又如何会藐视法律呢？可以说，唐太宗的以身示范为推行法律起到了绝佳的带头作用。

除了积极地反省自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之外，唐太宗之所以成为一代明君，建立了司法森严的法律体系，还因为他有魏徵这个谏臣。魏徵肩负着提醒唐太宗遵守法律的重要职责。有一次，他向唐太宗进谏：“眼下，我朝的奖罚措施并不完善。例如，有些官员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如何量刑，也有些官员会在量刑时加入个人的情感因素。因此，必须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换作其他君主，听到大臣如此直白地指出自己在某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一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听了魏徵的建议，唐太宗特别高兴，当场表示认同。

如果只有完善的法律，却不能做到严格执法，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作为立法者不能起到带头作用，严格遵守法律，作为法官徇私枉法，借用执行法律的机会卖人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律制度就会变成一张废纸，毫无效力可言。唐太宗要求所有臣子都必须严格执行法律，这使得法律制度真正得以执行，起到了最佳的效力。

唐太宗在位期间，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治理好国家，既采取儒家的治国思想，统一了道德和法律，实现了清明之治，也开创了以法律法规为先行的治世方式，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榜样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