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632年），对于士族卖婚的社会弊病，唐太宗非常忧虑，特意与宰相房玄龄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深刻的探讨。唐太宗说：“很多名门望族尽管家道中落，却依然借助女儿出嫁的机会，索要大量财礼。这种行为败坏了社会风俗，扰乱了礼法，必须马上进行大力改革。”正是以此为契机，唐太宗下令修订《氏族志》。那么，什么是氏族呢？所谓氏族，和士族是同样的意思。在唐朝，以地域为区分，有四个氏族集团：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陇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在这四大士族中，其他士族或者没落，或者势力衰弱，唯有山东士族根基深厚，势力强大。山东士族以崔、卢、郑、李、王为首，很多朝廷重臣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都争相和山东士族联姻，例如房玄龄、魏徵等。这样一来，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始终很高，难以撼动。唐太宗深知士族的力量过于强大，会严重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所以他早就想找机会削弱山东士族的势力了。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当即下令让人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隋末唐初，朝廷里官员的变动很大。很多官员被革职、贬职或者调任，也有一些新任的官员势头很强劲。为了稳定局面，针对《氏族志》的修订工作，唐太宗进行了明示：“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为了真正做到“遍责天下谱牒”，唐太宗特意选了熟悉全国各地士族姓氏的官员负责编撰《氏族志》。例如，在《氏族志》的编撰人员中，令狐德棻是代北左姓；韦挺是关中首姓甲门；高士廉是山东渤海著姓；岑文本是江南土族。有了这来自四大士族的四个人分工合作，《氏族志》的修订工作就会更加顺利。

修订《氏族志》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地方士族专立门户，所以必须彻底剔除那些假冒的庶族，因而在修订过程中，去伪存真的考订工作是重中之重。编撰《氏族志》的官员不但要依据“质诸史籍”识别士庶，还要以全国各地的士族呈上朝廷的谱牒作为重要依据。此外，唐太宗还制定了一条重要的政治标准：“褒进忠贤，贬退奸逆”，以维护皇家权力。

除了修订《氏族志》，唐太宗还开展了修订史书的浩大工程。俗话说，盛世修史。如果处于动**不安的年代，国家连年征战，百姓朝不保夕，是无人修订史书的。相反，在和平盛世，国家富裕，百姓安稳，整个国家才能充分调动人力和物力修史。其实，李渊登上皇位后，曾于武德四年（621年）下诏修订史书，但是当时大唐王朝才刚刚建立，各方势力都对大唐王朝虎视眈眈，因而唐高祖李渊为了镇压那些反抗势力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订史书的工作就被搁置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想起唐高祖的史书还没有修订完成，因而于贞观三年（629年），任命房玄龄担任总监，带领手下的官员继续修订史书。

因为修订史书工程浩大，所以不同的官员负责修订不同的史书，例如，李百药负责修订《北齐书》，姚思廉负责修订《梁书》《陈书》，令狐德棻负责修订《周书》，魏徵负责修订《隋书》等。这些官员各自完成了各自的史书修订工作后，又齐心协力地完成了《晋书》的修订工作。后来，因为房玄龄在朝廷里担任着重要职务，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事情，实在无暇继续担任史书修订的总监职务，因而唐太宗命令魏徵担任总监，最终完成了史书的修订工作。

很多人都知道魏徵是有名的谏臣，常常对唐太宗直言进谏，甚至因此而惹恼了唐太宗。但少有人知，魏徵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重修的诸多史书中，魏徵负责修订的《隋书》堪称良史，最为令人赞叹。为了编纂《隋书》，魏徵深入地研究《隋史》十八卷等历史书籍，对所有的历史材料开展了去伪存真的工作，最终使得很多历史材料得以相互佐证。正是因为如此，魏徵负责编撰的《隋书》，才能令唐太宗特别满意。

在一系列的史书修订工作都完成之后，唐太宗看到《周书》《北齐书》《梁书》《隋书》等纪传体例不全，没有志，又安排了官员继续修订。不过，这项工作耗时很长，没有赶在贞观年间完成。等到唐高宗即位后，又经过数次修订，才终于完成。这一系列的史书，总计有三十卷。

从晋朝到隋朝，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有二十余种史料。唐太宗很重视《晋书》。在所有官员齐心协力完成《晋书》后，唐太宗亲笔书写史论，也就是御馔。唐太宗亲自为晋宣帝、晋武帝、王羲之等人的纪传写史论，这也使得《晋书》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一部由皇帝参与御馔的史书。

唐太宗不仅对修撰前史非常重视，对当代历史也极其重视。他明确要求，当代历史修撰必须记录当朝历史的国史，这样的记录要非常详尽，既包括当朝实录，也包括帝王的起居注。

此外，唐太宗也很积极地阅读前朝历史。他在阅读前朝历史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历代帝王从来不读国史。对于历代帝王的这种做法，他感到特别不满。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和大臣房玄龄商议，要号召读国史。房玄龄说：“当朝国史会不加矫饰地记录包括当朝国君在内所有人和事的善恶，正是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君王才不读当朝国史。”唐太宗对此不以为然：“朕和前朝国君不同。朕是为了明得失，才要看国史。做得对，继续保持；做得不对的，或者存在重大失误的，朕会像照镜子一样，看到就努力改正。所以，你们无须担心，完全可以呈给朕看。”从这段话，恰恰可以看出唐太宗以史为镜的思想。

唐太宗不仅重视国史，重视实录，也很重视起居注。什么是起居注？起居注是专门记载帝王言行的史记。在朝廷里，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叫作起居郎。顾名思义，起居郎是负责记录君主起居的。负责记录唐太宗起居注的是史官杜正伦。杜正伦为人正直，秉笔直书，更是深知帝王的言行关系到千秋圣德。后来，唐太宗设立了起居郎的职务，由褚遂良担任。有一次，唐太宗问褚遂良：“你既然知道起居注记录的内容，朕是不是也可以知道呢？”褚遂良回禀唐太宗：“起居注对君王的言行善恶都进行了如实记录，目的是匡正后代的君王。皇上是当代的国君，不能看。”听了褚遂良的话，唐太宗感到更好奇了，追问道：“也记录了朕的失误吗？”褚遂良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是的，不敢不记。”这时，大臣刘泊虽然平日里与褚遂良不和，却也严肃地回禀唐太宗：“对于陛下的失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也记得。”从此之后，唐太宗再也不要求看起居注了。

唐太宗知道借鉴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才会如此大规模地修史。在唐太宗之前，从未有任何君主如此大规模地修史。在前朝的历史中，唐太宗尤其看重《隋书》，这是因为他想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为了真实地记录隋朝的历史，他特意让敢于直言进谏的重臣魏徵修订《隋书》，从而起到以史为鉴的积极作用。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每一个朝代或长或短，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君主必须积极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才能保持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态势。做人如是，治国也如是。唐太宗作为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开明国君，重视历史，主动地从王朝的更迭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这是非常明智的。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这句话流传至今，为后人所学习。

当然，唐太宗并非只是痴迷于读历史书籍，他还有着非常先进的历史观。他尽管借古鉴今，但是绝不厚古薄今。他始终肯定现世的成就，坚持认为时代是在向前发展的，今定胜于昔。因而他才能吸取历史的养分，供给今世的发展，他也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反观自身，正确运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创了贞观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