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一帆风顺的话，很可能会碌碌无为，相反，如果一个人遭遇苦难，往往会激发出他的斗志，然后选择勇往直前。

李嘉诚年少时痛离失所，寄人篱下，生活的苦难磨砺了他的思想，更磨练出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1939年6月，潮汕沦陷，日寇横行，宁静而美丽的潮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县教育科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李云经失业，教育救国的愿望遭到沉重打击。

太阳旗在潮洲城头四处飘扬，四散逃难的人络绎不绝。

素有爱国之心的李云经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在一起，密谋抗日大计，其间也有不少青年志士前往抗战前线或加入了敌后游击队。

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终于未能迈出这一步。他常常在心中自责，感到万分愧疚。

1940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逃靠在后沟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家。兄弟见面，抱头痛哭。李云经痛心的说：“我逃荒失业，一家人生活无着落，加上染疟疾，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

这一年，李嘉诚的祖母因受惊吓贫病而离开了人世。李嘉诚的伯父们都在他乡执教，潮汕沦陷，日寇横行，他们没有能赶回来奔丧。只有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全力草草为母亲办了葬礼。

李云经失业一年后，仍未找到教职。他不会体力劳动，也不会做生意，除了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外，毫无办法。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心长期受其接济，不禁心焦如焚。李云经与妻子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静庵。庄静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时，内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为战时内地人所向往的避难所。

李奕赞同胞兄的计划，临行的前一天，兄弟俩带家小到山岗祭奠老母。当晚，兄弟俩伴着昏黄的油灯小酌。谈到目前时局的艰难和未来前途的不测，兄弟俩长吁短叹，怆然涕下。

小小年纪的李嘉诚，虽然常从书中读到有关国破家亡的描述，但没想到此种凄惨景象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

美好的童年生活彻底结束了。他默默地看着父母愁苦哀伤的面容，心中充满了困惑与茫然。

这一刻，永远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艰难的旅程。

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李云经的妻弟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州人一样离家外出闯**。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布质、皮质表带做起，步步做大。他的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后来开始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李嘉诚一家到来时，庄静庵已被潮人视为成功人士。他腾出房间让李氏一家住下，设家宴为他们洗尘。席间，他仔细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为姐夫介绍了香港现状，劝李云经不要着急，先安心休息，逛逛港街，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始料不及的。这也许是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的缘故吧。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虽然明白这是有头脑的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容易接受。庄碧琴想去质问弟弟，但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而且，他毕竟是读书人，有着传统儒士惯有的清高，不愿轻易“为五斗米折腰”。

庄静庵并不满足于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经营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仅属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

他在事业上更是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初时，他还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后来，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都不见他的人影。

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也是如此，他没时间也没有闲情逸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乃时势必然，并非本性如此。是商场竞争冲淡了家庭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稍大时，庄静庵深有感触道：“香港市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得一贫如洗。”庄静庵如果讲情，对李家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话，日后李嘉诚必然产生依赖思想，从而缺乏奋斗精神，因为人是一种好逸恶劳的动物，在很多情况下，奋斗是因为环境所迫，只有很少情况下是因对事业真心热爱所致。所以，从结果来看，庄静庵的“冷漠”，反倒成全了李嘉诚的一生。

讲人情并非坏事，但人情也有副作用，用得地方不当，不但对受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滥施人情肯定是一种缺点，就像医生滥开补药一样，不值得提倡。

好在除庄静庵这门至亲，李云经夫妇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也曾来看望李家一两次，此后便杏无音信。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著称，但这主要是在商场合作上。纯粹的人情方面的“帮衬”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其实，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舅父不像他的先父和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地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爱清谈的搏命猛人。

舅父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也给李嘉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觉得这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极有挑战性，值得学习。于是坚定了李嘉诚日后创业的志向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