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诚坚决不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他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居上。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回答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算成熟。”

从李嘉诚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在投资方面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或许就是他成为华人首富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而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他虽然也参与了内地一些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在李嘉诚看来，那个时候内地的投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在内地，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持续了10年余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到内地投资，还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间嘘声四起，光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而是在等待内地的投资环境更加成熟。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做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事业，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也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臆断。事实上，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的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这一点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之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一时间，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但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李嘉诚虽然富于爱国心，但是投资毕竟不是行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成熟的投资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92年前后对内地投资炯然不同的态度了。

[投资金律]

在李嘉诚看来，真正的投资高手都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看一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才能不输给盲目的自己。在趁势挺起者的眼神里，随处都是财富，都可加以充分发挥，从中挖掘资源。李嘉诚的眼中到处是财富，因为他把趁势挺起的过程看作是积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