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双赢为永恒之道。利益对人的行为有着最为持续和强烈的激励作用，要想使合作行为持久地维持下去，就必须兼顾好各方的利益，让大家都有利可图。李嘉诚不管对待什么样的朋友，他始终讲究一个“和”字，处处从他人的利益出发，坚持“利益共沾”的原则，主张让利于人和不占他人便宜，“义”字当头，这使他与别人能够长久地合作下去，实现自身事业的长足发展。

让利于人，有福同享

李嘉诚忠告：经商应该讲利，但要对利有一个正确的估算，绝不能把天下所有利全盘皆收，而是要“舍小利取大利”，让大家都有蛋糕可吃。

商人对“利”字的感觉是异常敏锐的，并时常把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与“利”字相连。本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些商人往往钻到钱眼里，贪婪之心越来越膨胀。李嘉诚主张“经商应该讲利，但要对利有一个正确的估算，绝不能把天下所有利全盘皆收，而是要‘舍小利取大利’，让大家都有蛋糕可吃”。这就是李嘉诚坚守的让利与得利的哲学。

李嘉诚主张让利于人，是一种大商人的经商理念。李嘉诚认为，商人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人交往遵循的是自愿、平等原则。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人”的发现和关于“人”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就是要贵族阶级把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牲畜，这在人格上便是人与人的平等，这就是孔子的“仁”的历史社会意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平等自由的新人类观，它为古今商业交往奠定了一条基本的伦理规则。

李嘉诚控有香港最大的综合性财团，多年荣膺香港首富乃至世界华人首富。他同时又是个道德至上者。他说的话，符合道德规范，堪称道德圣典。他既是这般说的，亦是这般去追求的，谨慎小心，唯恐有什么闪失。

在西风氤氲的十里洋场香港，李嘉诚能将致富与守道德较好地结合为一体，实为难得。对这么一个“完人”，有谁会说，一般的商家，不愿意与他做生意呢？由此可见，既守道德，又生财有术者，实在是商家之上乘者。相反，企业富有凝聚力，员工精诚团结，为老板出力，这个企业必定大有前途。

有人说，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唯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一些人目光只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只求自己独吞利益，恰好是一时赚得小利，而失去了长远之大利，可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嘉诚正相反，他舍弃了小利，而赢得了大利。小利不舍，大利不来，这是定则。

李嘉诚曾对他的儿子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做。”

李嘉诚的意思是，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一己之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自己将生意做断做绝。

李嘉诚对儿子的劝诫，实在是商界之道，是经商制胜的法宝。

作为一个理智的商家，就一定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应该把精力首先集中在强化巩固自己内部机制，然后选具有战略眼光的“势”，通过“设点”“连线”“立柱”等隐蔽的有效的手段去围形，最后形成固若金汤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胜。相反，今天与这家公司争小利，眼睛死死盯在眼前的利益上，一方面会因把精力耗于此种竞争上而无精力去“造大势”；另一方面会因争小利而得罪周围的同行，树敌过多，被人联合而攻之。

所以，你千万不要“铁公鸡一毛不拔”，相反，倒要经常让些小利给别人。让小利于别人，眼下好像吃了点亏，但从长远观点看并非吃亏。让小利于别人，别人不仅不会因争利而与你敌对；反而会生出感激之情，信任于你。取得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而取得同行的信任就更为重要。信任你的同行不仅不会暗拆你的墙脚，关键时刻还会帮你一把。即使不能帮你，也不会落井下石。

经商求利，小商人总会在各方面挖利润，但大商人则是舍小利、求大利。这不是简单的互换原则，而是对获利之道的聪明之举。李嘉诚认为，一个只图小利的人，终究成不了大商人。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人相信贪利，才能暴富，是的，这些人叫暴发户，而不叫大商人；真正的大商人都是舍小取大的财富巨子，他们敢舍敢收，心态开阔，打造自己的财富天下。

利益均沾，平等合理

李嘉诚忠告：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在成功学中，有一条“互利法则”，即你给人一分利，别人就会给你一分利。“利益均沾”，是聪明商人遵循的法则。

从1984年起，李嘉诚进行过三次私有化。具体说来就是改变原有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私有公司。

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较市价高出一成，小股东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

李嘉诚放弃了在股市熊市时低价收购以求对小股东公平。对此，李嘉诚解释说：“我们不是没想过，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抵数’。”

李嘉诚在股市中的形象一向极佳，原因是他时刻不忘照顾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得到股东拥戴，李嘉诚在股市中时常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纵横股海，如鱼得水。

李嘉诚第二次私有化，是收购青洲水泥。同收购国际城市一样，这次的收购非常顺利。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宣布将青洲水泥私有化。长江控有其间44．6％的股权，以29港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高出13％，涉及金额11．23亿港元。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股权，可以完成强行收购，完成私有化。全资控有后的青洲水泥成为该系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申请摘牌后就变成了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

李嘉诚对旗下公司私有化后，避免了业务重叠（如嘉宏与长实、和黄就存在这个问题），使机构更为精简。私有化之后，李嘉诚不必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和实绩都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样可以使他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李嘉诚的第三次私有化，可谓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水泥那么风顺。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于1987年将港灯集团非电力业务分拆另组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上市时，嘉宏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元。和黄控有嘉宏约54％的股权，嘉宏则控有港灯23％的股权。到1992年6月底全面完成收购时，市值达到155．09亿元。

1991年2月4日，控股母公司和黄宣布将嘉宏私有化建议，以每股4．1港元价格将嘉宏收归私有，涉及资金118亿港元，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私有化计划。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和黄当时拥有嘉宏65．28％的股权，实际动用资金41亿便可完成收购。

李嘉诚解释，这次收购主要原因是嘉宏赢利能力有限及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并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每股的价格收购，他会考虑出售。

嘉宏资产估值在每股5～6港元的水平，和黄开价4．1港元，这种做法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害了小股东。

李嘉诚解释嘉宏赢利前景有限，应该是事实。但在1991年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有股东质询：嘉宏1990年财政年度业绩在（1991年）3月8日公布时，赢利状况甚佳，13．16亿港元的年赢利比上一年增幅达29％。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造成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有益于嘉宏的发展。

小股东纷纷质疑，并表示反对，嘉宏私有化建议最终以不足1／4的支持宣布流产。

当时证券界普遍认为，流产的原因是收购价偏低，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的差异。和黄出价太低，远不及1987年上市供股价4．63元的水平。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的利益，而和黄的收购建议对小股东照顾不够，有失长实系的一贯作风，从而失去了小股东的支持，导致功亏一篑。

另外，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则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嘉宏未来的走向吸引着世人的眼球。

1992年5月27日，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收购价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收盘价高出32％，涉及金额58．38亿元。

李嘉诚表示，私有化的目的在于简化机构。对和黄是否供股集资来筹措资金，李嘉诚不作表态。

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大会上，私有化建议以96．7％的赞成票权通过。

这次的收购价，比上一次的出价4．1港元提高了36．62％。但相比较于净值每股6．4～6．5港元的水平仍有折让。

这次收购能够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大股东在保全自身利益的同时又顾及了小股东的利益，在利己的同时兼顾利人，利益均沾，大家受益。

李嘉诚深知“利益均沾”的法则，他始终坚持：不独利己，更要利人，不能总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别人的之上，而是要学会利人法则。生活中也是如此。顾及对方的利益非常重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利益上。自己舍得让利，让对方得利，最终还是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李嘉诚忠告：对自己要节俭，不可以乱花钱，但对朋友则一定不可以吝啬，一定要多花钱于朋友身上。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连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生活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反之，别人也影响到我们。懂得生活，懂得为别人着想，人与人之间才会融洽相处，快乐地生活。理解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胸怀。为别人着想的人，处处受尊敬，而一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瞧不起。

李嘉诚先生的立身处世哲学，其中一点就是为他人着想，顾及他人的利益。眼光短浅的人只会见到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其他人的立场。眼光远大的人才知道互惠互利才是在社会上共存之道。不单是互惠互利，如果每一个人能够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这个社会一定会是一个更加融和、温暖、理想的社会。

在李嘉诚先生所统领的大小企业内，员工的流失率极低，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工潮，员工们都以在李嘉诚先生属下的机构工作为荣。为什么呢？就是李嘉诚先生关心他属下企业员工们的利益。他所统领的企业，员工都肯与公司共同进退，大家有一致的利益。公司好，即是员工好。员工们都了解到这一点。李嘉诚先生领导的企业如此成功，并非无因的。公司的负责人对员工们的利益照顾周到。

在对朋友方面，李嘉诚先生认为，对自己要节俭，不可以乱花钱，但对朋友则一定不可以吝啬，一定要多花钱于朋友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商场之内，我们应该多交朋友，所以花钱于朋友身上，建立交情是应当的。但除此之外，李嘉诚先生所谓应该花钱于朋友身上，不单为建立交情，还包括有机会就应该帮助朋友，而且不要和朋友过于计较，应当以他们的利益作为大家交往的出发点，不可以处处以自利为先。在商场里面，或是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处处为朋友着想，我们一定会找到真正的朋友。找到真正的朋友，我们就有机会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有困难之时，也有朋友为我们分忧。遇到生意上的问题需要决策时，也可以多一个智囊。只要你肯为他人着想，其他人是会感受到的。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出李嘉诚的品质：

李嘉诚难得清闲，正在家里煮咖啡，准备喝完后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就在这个时候，三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三个不错的朋友向他推销保险，名目不同，内容却差不多。李嘉诚同意约见，但每个人只给5分钟时间。

三个人同时来了，李嘉诚看看咖啡还没有开，就坐下来让三个人分别介绍。第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说他的保险如何如何好，说上过险的人都获得了什么好处，说了七八分钟还没有停的意思。李嘉诚坐在那里听，一直微笑，他是很讲礼貌的人，不论对方说的他爱不爱听，都会耐心地听完。

第二个人说的时候，离李嘉诚规定的结束谈话时间只有6分钟了，他简明扼要，说介绍他来的人和李嘉诚关系如何密切，他又和那个人关系如何好，希望李嘉诚能考虑和他签约。李嘉诚仍然微笑，没有表态。

这个时候，咖啡沸腾了，气泡顶得壶盖“当当”直响，第一个人看了一眼，又转过头来看李嘉诚，并把保险合同向前推了推。第二个人也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和李嘉诚拉关系，说他的保险。第三个人却站起来，赶紧跑过去关了火，小心翼翼地把咖啡壶端了下来。

约定谈话的时间到了，李嘉诚看看表，对第一个和第二个人说：“你们先回去吧，你们的保险我会慎重考虑，然后让我的朋友给你们答复。”两个人起身走了。

第三个人也要离开，李嘉诚把他叫住了：“你不是来推销保险吗？为什么要走？”那个人淡淡一笑：“我不走运，您的谈话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再打扰您。”李嘉诚倒了一杯咖啡，说：“我还有10分钟，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你说吧。”那个人喜出望外，开始有重点地说他的保险内容。李嘉诚的咖啡喝完了，他也把保险介绍完了。李嘉诚看看表，站起来，说：“好了，我没有时间了，你明天去找公司财务总监，我要买一份你的保险，不，我要给公司高层每人买一份你的保险。”

那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为什么？”李嘉诚一笑：“因为你帮我端下了咖啡壶，没让沸腾的咖啡浇灭炉火，杜绝了可能发生的危险，这说明，你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为别人着想的保险才保险，不为别人着想的保险不保险。”那个人说声谢谢，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去为别人着想，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换句话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李嘉诚先生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生处世哲学，可以从他说过的一番话中领略得到：“一生中做很多事，的确是付出金钱、时间和心血。对别人作出贡献令我引以为荣和自傲。”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社会的治安一定会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更融洽，朋友亲人之间的感情一定会更深厚，商场上的相互信任一定会增加，遭遇不幸的人一定会得到更多温暖，这个世界一定会有更多的温情。

顾及他人利益是一种处世哲学，但未必人人都做得到。从李嘉诚先生成功的经历中我们知道，为他人着想，我们也会因此而得益。我们为何一定要执著于自己的利益呢？推己及人，岂不是更好？

以和为贵，化敌为友

李嘉诚忠告：以诚待人，不怕吃亏，事事为他人考虑，为他人着想，就是赢得真正友谊的最佳方法。

有人说，在商场内，大家为了利益争夺，根本没有一个朋友，极端一点的甚至说，商场内个个都是敌人，其他人都是为了和你竞争而存在的。但是从李嘉诚先生的商场经历看，我们发觉李嘉诚先生处处是朋友。商场内人人都是你的敌人的说法不攻自破。

李嘉诚先生的处世哲学就是为他人、为朋友、为员工、为股东、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以这样广阔的胸襟，交上真朋友自然是应该的。当然，你可能说，以李嘉诚先生的地位，想和他结交的人数不胜数，他肯定有无数的朋友。但我所指的并不是想和李嘉诚先生结交的那一类，而是和他身份相似的人。

李嘉诚的商业王国在建立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其一是九龙仓争夺战，其二则是蛇吞象，吃掉和黄。

在九龙仓争夺战中，最能体现李嘉诚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对于“度”的掌控，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使得他和“船王”包玉刚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1975年登上世界船王宝座的宁波人包玉刚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已经拥有轮船210艘，2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而就在这一时期，考虑到船运的限制以及出于对香港前景的看好，包玉刚打算正式“登陆”。登陆的跳板就是九龙仓。

当时香港经济的发展促使华资势力日渐抬头，“四行”之首的怡和公司（另外三行是和记、会德丰和太古）已无一方独大之势。主要原因是怡和对香港的前途信心不足，在20世纪70年代全力分散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给予华资做大的机会。凯瑟克家族的“九龙仓”本属怡和一系，于1886年由渣打爵士成立，起初业务只限于货仓经营。尖沙咀海运大厦一带即是一百多年前由渣打爵士和政府投资作为货仓码头之用。经过百年的发展，九龙仓的业务亦走向多元化，除收购了海港企业51％的股权外，亦收购了天星小轮和电车，全力发展尖沙咀的地皮作为商业大厦，而此等位于尖沙咀的优质地皮是九龙仓未来发展的王牌，亦是惹来包玉刚收购的主要原因。

1977年秋，香港股市突然传出在港上市的九龙仓利好的消息，香港部分主流媒体的经济评论家甚至放出该股股价有可能连续10年保持20％增长速度的消息。九龙仓被收购之说早在1978年便在市场上流传，当时市场盛传某华资大户打算收购九龙仓，媒体纷纷影射该人就是李嘉诚，但李嘉诚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对此说法断然否认。而事实上到9月份，李嘉诚已掌握了九龙仓18％的股票，与怡和手中的股票数额旗鼓相当。

依旧控制着九龙仓的怡和终于洞察到李嘉诚的野心。在经济状况十分不佳的情况下，怡和财团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求助于英资财团的大靠山——汇丰银行。1978年8月，汇丰银行介入九龙仓的争夺战。

李嘉诚真正的关注点却非九龙仓而是当时英资控制的另外一家公司——和黄。在汇丰介入后，李嘉诚决定不冒很大风险公开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怡和较量，也无意于拿下九龙仓而得罪汇丰银行。于是，1978年7月，在中环文化阁一间幽密的客厅里，李嘉诚悄然约见与英资争夺九龙仓的另一个资金雄厚的华资财团主席，“船王”包玉刚。纵横四海的包玉刚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在此之前他已经揣摩到李嘉诚的这一步棋，而且这也是包玉刚所渴望的，李嘉诚主动出让九龙仓股票正好与他不谋而合。

这一次会面，两个华人资本世界的绝顶高手，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对包玉刚而言是20％左右的九龙仓股份，作为交换，李嘉诚则除了获利5000多万港元外，还得到了包玉刚手中全部和记黄埔的股权。

关于自己的收购，李嘉诚在事后通过媒体宣布，他本人没有大笔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九龙仓的计划，也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曾经考虑吸纳九龙仓的股份达到30％～50％，但在收购到1000万股的时候，九龙仓的股价已经超出他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长江实业放弃了该计划，并将部分股权出让给他人。

本来李嘉诚也是有意入主当时仍然是英资的九龙仓集团的。但他知道包玉刚爵士已经买入了不少九龙仓股份，如果自己加入战圈，和包玉刚爵士一起争夺九龙仓的控制权，正所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李嘉诚先生处世的态度是处处以他人利益为先。于是他就放弃了争夺九龙仓的机会，还将手中的九龙仓股份转让给包玉刚爵士，成人之美，使包爵士能够顺利夺得九龙仓的控制权。包玉刚爵士之后就和李嘉诚先生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们两个集团的影响力和实力不相伯仲。两位集团的领导人就因为这一次机会而结识，成了好朋友。之后，他们合作发展了不少项目。

还有一个例子。李嘉诚先生和香港汇丰银行集团的关系极为密切。李嘉诚先生曾经当过汇丰银行的副主席多年。这是继包玉刚爵士之后，香港第二位登上汇丰银行副主席之位的华人。其实，李嘉诚先生在业务发展期间就已经和汇丰银行的关系发展得极为良好。李嘉诚先生的信誉，得到汇丰银行的欣赏，于是早年就在业务上支持李嘉诚先生。李嘉诚先生于业务不断扩张之后，仍然很珍惜和汇丰银行的关系，所以，到今日，汇丰银行仍然是长江实业及其属下机构众多往来银行中重要的一家银行。

从这一点，我们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商场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在商场内，一样有朋友，甚至有深交。但在商场内，生意人是否能够找到朋友，甚至是真挚的朋友，主要视乎你怎样对人。对人真诚，你找到真朋友的机会就一定会比对人虚伪的人大得多。从李嘉诚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们看到他是处处以他人利益为先，考虑他人利益之后，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恰如李嘉诚先生所说的，以诚待人，不怕吃亏，事事为他人考虑，为他人着想，就是赢得真正友谊的最佳方法。

中国人讲究“和为贵”。这不单是在商场上存在的哲学，更加应该是人生处世的哲学。李嘉诚先生在商场内能够处处是朋友，相识满天下，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要能够找到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李嘉诚先生以诚待人的人生处世哲学。

义字先行，而后图利

李嘉诚忠告：世情才是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大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是最重要的。

当今商海，风云变幻。每一个商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商场法则，不管是对外人还是对朋友。

而李嘉诚则不然，他可以用他独有的魅力征服自己的朋友。这一点，在他成功收购和黄集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60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家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足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由韦理主政。后来，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也未能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着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多万的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港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有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实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相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李嘉诚此举等于用2400万美元做订金，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赢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成大事者善于义利结合，义、利是成大事的两个支点，义支撑着做人的公平，利为做大事业提供驱动。谋利取义失去哪一点，都成不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