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境遇（1937—1945）[1]

袁一丹

引言 遗民之今昔

1938年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上刊发了一篇杂感，题为《遗民之今昔》，作者周黎庵从伯夷、叔齐说起，一直讲到遗民史上最辉煌的明清之际，忽然笔锋一转，指向“今日的学者之流”：“当举国尚在一致抗争中，胜负之数未可预卜，他们早已准备亡国后的事业，先把‘遗民’的招牌挂出了。不信，有‘七七事变’后六十有二天胡适博士致平友书为证。”[2]所谓“胡适博士致平友书”，即1937年9月9日胡适受命赴美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临行前在长江舟中写与北大留平教授的一封信。[3]

“七七事变”发生次日，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四号拜访文学院院长胡适，询问其对时局的意见。胡适当时以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许不至于扩大，所以按原定计划离平南下。[4]待8月初，北平沦陷已成定局，胡适从台静农处得知周作人、罗常培、魏建功等北大教授“决心居留”，以为“此是最可佩服之事”，赴美前去信鼓励北大留平同人“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闲暇”埋头著述，并断言“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5]。胡适信中提倡的闭门著述，却被周黎庵视为今之“遗民”的生存策略。

“不负博士所劝”，1937年8月至10月间，“北平城外是炮火喧天、尸横遍野的恐怖世界，城内的教授们却加倍的埋头著述”。沦陷初期“居者之成绩”，据周黎庵从《宇宙风》杂志上摘录的一篇账单：孟森有《香妃考实》及《记海宁陈家》两篇，罗常培整理《临川音系》，郑天挺作《十六国春秋笺注》，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魏建功校录《十韵汇编》，毛子水重译《几何原本》。北大之外的学术成果，如辅仁大学，还有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史两部。[6]面对留平学者短短两月内取得的不菲成绩，周黎庵讽刺道：“‘闭门著述’，善哉，善哉！在侵略者铁蹄的笼城中，若不是挂了‘遗民’招牌的诸公，恐怕早已束装‘飘萧一杖天南行’[7]，或是荣任‘新民学院’教授了。”[8]

周黎庵对今之“遗民”的嘲讽，说明胡适提倡的“闭门著述”面临着士林内部的道义压力。这种压力渗透到留平学者的著作中，甚至左右其去留。以罗常培的《临川音系》为例，事变后罗常培暂居北平，闭门谢客，发愤著述，除去为维持北大残局四处奔走，和晚间听中央广播报告战况外，每天总要花五个小时以上来整理临川音系。“故都沦陷之后，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的去作这种纯粹学术研究？”罗常培当时的想法是，自己“既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的楚囚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9]。《临川音系跋》中的这段自白，既是回应外界的质疑，亦流露出留平学者自身的道德焦虑。罗常培称《临川音系》算是“胡先生1937年9月9日在九江轮船上所发的那封信的一个共鸣”。然而11月中旬，罗常培与郑天挺、魏建功等原本“决心居留”的北大教授结伴南下，终究辜负了胡适对留平同人的期待。

由“胡适博士致平友书”引出的关于“遗民”的今昔之辨，必须考虑到抗战时期京沪两地生存环境的差异：上海陷落后读书人尚可避入租界，北平则除了辅仁、燕京等教会大学，几乎完全“在侵略者铁蹄的笼城”中。周黎庵宣称，全面抗战爆发后，只有“顺民”和“逆民”之分，而所谓“遗民”，骨子里仍是服服帖帖的“顺民”，“更进一步，接交官府，化为山长；鸿博一开，荣任检讨”，便成为奴才。况且今之“遗民”，即居留北平、闭门著述的文人学者，在周黎庵看来，不同于三代直至明清之际的正牌遗民。因为亡国而后有遗民，哪有国家还在一致抗争中，便抢先挂出“遗民”的招牌的？

否定闭门著述的正当性，进而解构易代之际的遗民传统，无异于取消了抵抗与妥协之间的灰色地带。在非此即彼的舆论空气中，对滞留于沦陷区的知识人而言，不为“逆民”，便为“顺民”，舍此似无第三条路可走。然而，沦陷区扭曲的时空结构，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业已失去制度支撑的士大夫传统，尤其是易代之际的遗民传统。“七七事变”后留在北平的知识人，他们的历史处境当然比改朝换代要复杂得多。所以他们沿袭的遗民姿态、遗民话语，包括“遗民”这个概念本身都有重新界定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