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述调整，华北文教协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平津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的关系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则仍然未得到适当处理。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改组，英千里等人因为要改就党部书记，退出文协，北平文协总会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为此，高挺秀潜赴重庆汇报，沈兼士则致函朱家骅，并提出会务报告，函谓：“平市改组，耿、英两君之新任务，因津方传播，此间局外人已有所闻，而各同人探询消息。褚君顷与弟等商酌再四，觉处此艰危环境，原来之行医计划，非变更不可。现正设法另立社会基础，俟成功后，即当进行一切。……再英君前请尊处电津，宣布彼已辞职，藉获掩护，乞速饬办。董洗凡君经弟邀请，已允加入本会工作，化名丁伯强，拟请予以文委名义，俾便合作。”[41]朱家骅同意沈兼士所请各项，并批示复电：“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务请设法大规模扩充”。[42]

4月7日，朱家骅再度致电沈兼士和褚成猷：“平市为昔日文化中心，沦陷以还，学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间，敌伪注意诱胁，不遗余力，浸渐移变，不无可虑。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现任或曾任各级学校教员及毕业肄业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系及如何发挥其力量，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正有待于诸君子之继续筹划进行，北望燕云，神与俱驰。”

朱家骅连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励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于短期内有大动作。由于未见北平文协回复，4月25日，朱家骅再发一电，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协会在沈兼士领导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兹为加强工作起见，拟在平出版文史杂志或文艺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华北文坛，隐约之间，灌输民族意识，暗示本党主义，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与优秀学生之稿件。拟请兄负责筹备，拟就预算，即行开办。”

以创办刊物的方式影响战时文教界学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开始。一年前，在上海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视导学校党务，“网罗人才，补助生活于学术商榷”[43]的指示，“日夕考虑推进工作问题，深觉在此间推进党务，既不能公开活动，而文教界中人又非仅口舌讨论或酒食酬应所能摇动，或改变其立场。加以此间文教专家亦不尽均在各校任事，联络更难普遍。故愚以为谋党务之发展，莫先于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联系。而精神之联系方法固多，然莫要于学术问题之讨论。而以创刊一种标准较高，内容较富之月刊为其主要之重心。在专家方面，既得有发表研究心得之机会，又复可借优厚之稿费，以补助其艰困之生活。而在主办人方面，亦可收联络感情、网罗各科专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标准甚高，亦大足贡献于吾国学术之进步，间接并可转移全国学者及青年学子之趋向。吾党如欲在文教界谋长足之进步，似以印行有价值之刊物为目前要图之一。近代《财政评论》之印行在学术界颇占地位，隐然成为吾国财政学界之重镇，即其明验。以往吾党亦常化巨大之经费印行各种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盖主持者过重于宣传，与研究学术异趣，故不为时贤所重。且因初无永久计画，往往虎头蛇尾，所谓乘兴而来，兴尽即返也。此外，并因内容文字多属空洞无物之作品，无法引起青年之兴趣，更无望获得国人之高重。吾人若果发行刊物，必尽力矫正以往之缺点，为吾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以往主办销量达五万份的《教育杂志》的经验，何炳松提议创办《中国学报》月刊。取其范围较广，“且暗示党国主办之意”；以社会科学为主；每期20万字；编辑7～9人，以住在上海者为限，特约编辑100～120人，延聘国内各科专家担任，每期版权页上全体列名，以示负责而资号召。如此，“将来学校党务之推进，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4]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骅，告以“伪方近已出有一种专门研究学术之月刊，表面上不谈政治，想藉以引诱各科专家代为撰稿，稿费闻极优厚。”有鉴于此，他认为办刊一事更有考虑价值，并拟请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三人为名誉编辑。[45]

朱家骅接函，于6月3日转告何炳松来函的大意于叶楚伧，认为“此项建议如能推行卓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罗人力之本旨，且于研究学术之中推行党务，可使国内优秀分子悉心内向，无异充实本党之力量，兼能为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叶楚伧对办刊一事深表赞同，但鉴于国民党中央财务状况无法拨款，宣传部方面亦有困难，希望与教育部陈立夫协商解决。[46]朱家骅认为：“该刊之发行，事关主义之阐扬，以与异党斗争，在今日之上海，实属特别需要。得柏丞兄主持，当必有成绩可期。最好能在战地经费节余项下指拨一款，较为妥善，且得以从速进行。”[47]由于1940年度战区经费预算分配无余，不能按月拨款，遂在1939年度该项经费节余项下一次性拨款4万元。[48]

该刊实际创办时，定名为《学林》。“出版以来，顿得国内专家之合作，与青年读者之欢迎。”坚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请求继续拨款两万，否则结束。因为据说“内地同志中对此事颇有微词”，“为避免误会计，似以早日告一段落为佳也。他日交通较便，时局较定时再行续办，确足谋联络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学术研究之兴趣也。唯自《学林》印行以来，国内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庆诸地均有授稿人），确获得不少生活上之补助。如予停刊，似宜别求简便救济之办法。”何炳松的提议是：每月筹一二万元的款，收购国内专家之专著，俟时局大定后为之印行，似亦网罗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还通过朱家骅获得特别讲座津贴两万余元，设立学术讲座，延聘滞留上海的学者，新的学年将至，也希望继续获得资助，即使款项减半，“亦勉可补助一部分值得优礼之贤士”。[49]

此时内地文教界人士对羁留孤岛的国立大学不及早内迁啧有烦言，以为在此任事者为苟且偷安之辈。实则何炳松等人每学期都呈文要求内迁，教育部鉴于在孤岛的其他国立机关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只有国立院校尚在埋头挣扎，要求其坚守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对内地同行的误解，尽管对于办刊物和学术讲座何炳松都做了结束的准备。他还是强调：“自《学林》与讲座两事实行以来，本党在此间文教界之信誉似颇有所增进，将来公开整理学校党务时，必可较能顺利进行。盖精神上既获得联络，则形式上将不成问题也。唯以往本党行事，每每举棋不定，随作随辍。不特旁观者为之失望，即身负工作之责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见有应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为如《学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势不变，并宜扩大积极进行。”[50]

这样的方式在大后方也予以采用。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在重庆创办一份文史半月刊，发表学术论文。“以左右一时风气”。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再次想起顾颉刚，商得叶楚伧同意，拟聘顾到重庆主持其事，每月经费五千元。[51]开始顾颉刚以夫妇二人身体欠佳、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法脱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为由，要求延迟半年再说。[52]后因朱家骅一再坚持，顾颉刚又与萧一山商议，“中国各种学术俱有学会，惟史学会尚付阙如，拟即着手组织，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后援。”请朱家骅协助。并希望能在成都进行编辑事务，以利用当地人才集中、图书丰富之便。[53]朱家骅对于组织史学会以作文史半月刊后援一事深表赞同，力助其成；而编辑地点，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党部主办，则坚持要颇颉刚“常驻川渝，襄助一切”。[54]

后来顾颉刚果然到重庆主办《文史》，先任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伧），再接任主编。社中职员先后有杨效曾、吴锡泽、顾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上类似的麻烦，1942年2月，有党务人员指控“奸党吴锡泽等，竟利用《文史》杂志社为掩护机关，建立组织。该吴虽身为《文史》社编辑，近乘该社社长顾颉刚先生离渝期间，大肆活动，往返于沙磁路上（该社现在柏溪），匆忙异常，所作何事，自不难明了。请再派人彻查，速作断然处置，以免患生肘腋。闻《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党利用，殊觉痛心。”[55]后来证明，吴系“被人诬告为跨党分子。经先生（案即朱家骅）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职，以资洗刷。当于四月中到部。”[56]后来国民党以该杂志无关于主义宣传，加上战时财政困难，物价飞涨，一直不能足额支持，靠顾颉刚个人苦撑，根本起不到预期的作用。1944年4月，国民党党政考核会即拟停发经费，1945年1月，中央党部终于停止财政支持。[57]

上海、重庆的成效，令朱家骅等人对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对于中央的提议和再三催促，迟迟没有反应。6月3日，朱家骅复电北平：“至文化工作，应积极进行，全力以赴。请办刊物二种，已详前电，希即照办。提倡民族思想，暗示党义，转移文风，创造新精神，至要。”6月7日，朱家骅请秘书室沙孟海发电北平方面催问，并于6月9日致电天津转沈兼士，“盼将筹办详情电示为荷”。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新的工作概况报告，“（甲）人事，曾聘委员二人，丁伯强主持内线及交通工作，景鲁生主持乡镇教育救济及培植抗敌师资等工作；更换工作员一人，应灵另就他业，改派庄友霖补充，活动学术团体均有进展。（一）中国语整会会员增加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刊有讲演集。（二）中小教员会联络同志多人，作种种调查及准备，并拟办夏令师资讲习会。（三）文艺社原办刊物，继续发行，文艺刊物已出七期，约八百份，编辑人七名，综合刊物已出十五期，千余份，编辑人十一名。青年团体：（一）清俭学社年来损失甚重，现拟暂维现状，徐谋开展，详情请葛同志面陈。（二）亭林学社，除联络三大学同志外，现更联络中学教员，组织团体，资助计划外围同志赴渝服务。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后陆续释放。（乙）机关：（一）北京高校仍为掩护办公及集合同志机关。（二）乡村小学为乡教中轴及同志避难机关。（三）驻沪联络处仍由王佩齐主持。（四）天津新设交通站。（五）小学中轴现已树立。中学中轴正进行中。（丙）辅助救济：（一）资助同志及外围同志数人赴渝。（二）馈贻在渝同志及外围忠贞同志家属子女。”[58]但仍然未对创办文史杂志一事作出答复。

平渝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持续到6月30日，北平方面才正面回复，沈兼士等人的来电称：“文史杂志及普通刊物均须经敌伪注册，始克发行。刻正觅取路线，一候获得认许，即行拟具预算及计划电请核夺。兹为充实人才，促进会务，拟增李霁野君，化名朱耀祖，为本会委员。李君专攻文学，曾充津女师院英文系主任，现为辅大教授，此次参加本会，拟出任以出版之计划及推进工作。”朱家骅立即批示：“请从速筹办。现上海有何柏丞兄主办之《学林》，此间则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顾颉刚兄接办。渝沪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联系，提倡民族复兴，阐扬本党主义，转移文风，纠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国之基础，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殊巨。”[59]并于7月2日复电，希望能于最短期内使之实现。

稍后，北平文教协会拟就《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办法》。[60]按照这一办法，沦陷区忠贞之文教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既富有国家民族意识，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参加本党或同情本党者，一类是虽富有国家民族意识，而对于本党与异党持骑墙态度，或对本党持怀疑观念者。前项学者已由华北文协取得联系，参加工作，或正在设法联系，后项学者则因须保持文协机密，拟不请其参加文协工作，而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之由，增加其与中央之关系逐渐劝变其思想态度。”文史杂志社由纯正学者主持，国民党“应派一与学术界接近之忠实同志参加社中，巧妙运用学术思想之探讨研究，逐渐使与文史有关之学者信仰本党主义，成为本党忠实同志。”聘请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为该社特约编辑，以北平文协总会为介引联转机构，文史杂志社对所聘特约编辑可由北平文协转达意示，所有应聘特约编辑，如对文史有所贡献，可由北平文协设法转来。特约编辑为无给职，如对学术或抗建工作确有贡献，而生活确极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济金，由北平文协转送。文史杂志托商务印书馆每期寄往平津分馆代售，并电令平津文协于书到时购买若干份，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以广传布而暗系人心”。拟聘为特约编辑的有原俄文法专校校长王之相，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王桐龄等。不过，从目前资料看，该杂志并未实际刊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北平形势日见险恶。先是英千里被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个月，后来据说又有人在敌伪报纸上发表消息，说闻沈兼士将办一国学刊物，李霁野将办一新文学刊物，收登社会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丰，经费据云系有固定来源。等于是变相向敌伪告密。[61]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突然来电告急：“此间环境日恶，敌方传将不利于弟，马君被逮后，已虞牵累，加之辅大经费告竭，敌伪乘虚侵入，将成事实。弟唯有先机出走，现拟协同文协总干事苏民赴渝，面陈一切，并报告各项工作及将来计划。”[62]朱家骅对此有些意外，复电表示：“北方电讯阻绝已有数月，日内甫通。兄来渝甚好。辅大经费中央决可补助，在美捐款亦当设法使转渝寄平。敌伪借此企图侵入，仍希设法力拒为盼。”实际上很不情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沦陷区组织联络系统，“兄来渝甚好”一句，底稿是“自无不可”。难以割舍之情溢于言表。[63]4月11日，朱家骅再电沈兼士：“辅大款事已电宋、胡两兄代收汇渝转平，中央补助款可即汇发。北方工作因电台及其他关系窒碍丛生，又来电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实况，使各同志增加困难。顷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相已明，决彻底整顿，由部另设电台，布置交通网，妥觅汇兑路线，务实工作得以加强，诸同志亦可安心服务。过去工作技术不够，危险至多，此后必须避免横的联系，化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兄全权办理，密作党部外围。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已嘱徐敬仁兄切实遵照。渠即将启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64]

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沈兼士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单，敌宪即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兼士才微服离平潜往后方。是月30日，日军宪兵果然实施逮捕，沈兼士幸免于难。此后，华北文教协会其他成员继续坚持活动。据说最盛时会员达数百人，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1944年3月11日、21日，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负责人及成员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入狱。[65]遭此重创，华北文教协会遂告瓦解。

综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动的成败，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主观立意与具体做法不无可议之处。面对外来强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仍然以中央统一和本党主义为基准，至少难辞狭隘之责。在这样的眼光之下，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离轨道。对外如此，内部亦然。国民党内派系众多，尽管当事人公开否认，实际上不仅存在，而且盘根错节，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与执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骅与二陈，轮流执掌组织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脉，互相拆台，北平尤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暗地的角力持续到战后（关于双方在文教界的矛盾与斗争，另文详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设有不少机构，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两地的党部，即一直无法协调，加上敌后工作者缺乏必要训练，组织、联络等方面屡屡不守严格的保密规则，使得华北文教协会窒碍丛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败，令沈兼士等人的长期努力付诸东流。滞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于生活和时势，不免动摇依附。战后国民政府在处分北平伪文教机构及其人员时采取强硬政策，固然义正词严，追根溯源，当也难辞其咎。

[1] 本文选自《中国文化》，2007（24）。

[2] 参见邵铭：《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封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李云漠：《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见徐后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387～415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2），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韩]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

[3] 参见王睛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载《历史研究》，2005（4），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6（4），125～147页。本文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4] “‘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滨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5] 《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6]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52～15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2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 胡颂平著：《朱家群年谱》，37～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9] 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10] 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时到京……我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实还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临时高兴，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侦探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5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1] 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12] 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關係の研究——對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15～16页，东京，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

[13] 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抄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14] 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103～1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5] 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16] [日]法本义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见《支那文化杂考》，229～237页，东京，国民社，1943。

[17] [日]法本义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见《支那文化杂考》，247～255页。

[18] 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19] 葛信益：《沈兼士传略》，见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11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0] 抄1939年9月17日吴世仁□电。朱家骅档案文教协会卷。另参见《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概况》。

[21] 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叶楚伧朱家骅养电。

[22] 1940年1月25、26日乔翔速致朱家骅有电、宥电。

[23] 1940年1月31日朱家骅致乔翔远电。韩季通即沈兼士。

[24] 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骅。秉禾为沈兼士化名，于主教为于斌（野声）。

[25] 1940年2月11日乔翔远致朱家骅电。

[26] 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骅江电。

[27] 1940年3月11日朱家骅致元正之、章毓庵电。

[28] 1940年5月8日朱家骅复沈兼士电。

[29] 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骅虞电。

[30] 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骅叶楚伧删电。

[31] 中央秘书处抄北平市党部卯俭电（1940-4-28）。

[32] 中央秘书处抄教育部函（1940-5-11）。

[33] 抄中央秘书会计、机要处签呈（1940-5-14）；1940年5月22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34] 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骅函。

[35] 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骅真电。

[36] 1940年9月5日于复生致朱家骅歌电。于复生即王若僖新的化名。

[37]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40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8] 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骅函。

[39] 1940年10月23日赵志诚致朱家骅梗电。

[40] 1940年11月18日朱家骅致中央秘书处。

[41] 1994年3月31日沈兼士致朱家骅。工作报告原拟托比利时使馆书记官带去，因其有难色，另寄。褚君，褚成猷，重庆派赴北平工作者，化名徐敬仁。董洗凡，辅仁大学经济学教授。

[42] 1994年4月2日朱家骅复沈兼士。

[43] 1940年6月3日朱家骅致叶楚伧函。

[44] 1940年4月26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45] 1940年4月27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46] 1940年6月5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47] 1940年6月11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48] 1940年6月18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会计处致朱家骅函。

[49] 关于学术讲座一事，参见王睛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载《历史研究》，2005（4），25～48页。款项来源本来是教育部，实际由朱家骅垫付。

[50] 1941年4月25日何炳松（化名何如茂）致朱家骅函。

[51] 1941月7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2] 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3] 1941年2月25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4] 1941年3月1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5] 张效之致朱家骅函。

[56] 1943年3月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7] 颜潮编著：《顾颉刚年谱》，318、3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8] 1941年6月10日章毓庵致朱家骅辰电。

[59] 1941年6月30日致朱家骅电。

[60] 高挺秀致沙秘书函。

[61] 沈萃、沈泰、沈节、沈兑：《记先父兼士先生抗战期间二三事》，见《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2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62] 1942年4月6日章毓庵致朱家骅寅电。

[63] 1942年4月7日朱家骅复章毓庵电。

[64] 电稿文字有所出入。

[65] 葛信益：《沈兼士传略》，马英林：《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均见《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6、10页；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740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