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加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沦陷区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还是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青年的影响力。
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展开，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撰著提要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2]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处理正常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前往南京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3]《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4]
稍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开始运作，“北平盛传北平图书馆诸公皆与东方有撰稿之关系，议论纷纷”。袁同礼深以为虑，询问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议“莫妙于分头一谈。以前不必说，以后不再作。”于是二人乃分别一一访谈，“反转陈说，几至零涕，幸承诸位友人不弃，终于意见一致”。问及此事如何发生，则皆谓自王重民始，又多谓自王重民介绍，于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礼函劝王重民早日结束。北平学人参与日本方面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的不过是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学人参与。就大局看，是因为“坐失四省，不能无所感动，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标榜，故或以不作为是。”据说“当时有一位友人询陈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为可以公开，则作之；如不以为，则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个人看，王重民的学问、声闻，后来必有大进于实务学术之进步，“而贻人以此小口实，则万万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关心。[15]
“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后方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需要武力以外的文教协助。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龙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统治。[16]
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7]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国民党通过潜伏在北平的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出面，进行组织联络。1939年8月18日，国民党天津党部王若僖（化名吴世仁）致电中央党部，转达北平市党部高挺秀关于平市党务文教青年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是：“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张重一诸教授前曾以友谊关系密切联络，协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将尊电转告沈先生后，工作关系愈益紧密。顷与沈先生协商，拟罗致辅仁、燕京、中法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学忠实教职员，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务，以推广工作。关于工作方针、工作用费及中央通信办法，祈指示遵行。”为了训练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员，举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商定，由辅仁大学以训练伪教士为名，收纳各中央机关反法团保送学生40名，普通教育功课由该校教授担任，思想指导及技术训练由高挺秀担任，秘密实行，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各地。[18]
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滞留北平，与同人辅仁大学秘书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9]朱家骅指示平津党部协商呈核有关事宜。9月17日，王若僖电告结果，“沈兼士先生为网罗人才，增厚力量，平津应为一体，须密切联系，以利工作”。初步计划为：甲、组织：（一）定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二）干部委员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会设北平，津立分会。（三）内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组。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纯正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预计半年内可发展至300名。（二）平津各办中心小学两处，中学一处，以收容教导各方救国工作同志之子弟为主要任务。（三）救济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机关坚贞不附逆之高级人员，以介绍工作为主，津贴为辅。（四）选派忠实同志参加伪教育机关，从事破坏扰乱工作。（五）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丙、费用：（一）会务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临时救济费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中学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学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中央党部很快于9月23日第61次党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朱家骅批示由沈兼士负责办理。积极进行，但须注意严防共产党与人民阵线分子混入。[20]
华北文教协会立案后，天津方面进展顺利，依照总会规定，于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会，委员6人。为赵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潜（化名吴蒿斋）、刘仁（化名金友仁）、贺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钟灵生），推赵伯陶为主席委员。路秀三为书记，分调查、救济、教育、宣传四组，由委员兼任各组组长，具体为：路兼调查，徐兼救济，伍兼教育，贺兼宣传，均无薪酬。每月经费，与平方商定，各1500元。[21]
北平总会的成立，却一波三折。此事发端，高挺秀等人似乎并未与沈兼士充分协商，甚至事先可能并未得到后者的同意。1940年1月5日，高挺秀（化名乔翔远）电告朱家骅文协经费收到。“当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虽环境日艰，计划尚可逐渐实行。”其时北平日伪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虽因证据不足，牵连太广，缺少补充等因素，旋捕旋释，毕竟造成人心动**。加上北平与会者多系现任教职员，所以文教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平负责人联络问题，拟在保持秘密之下谋取协商，以免泄漏人名，伤害与会学者生命。1月25、26日，高挺秀接连致电朱家骅，告以收到华北文教协会经费，已向沈兼士报告经过，商讨进行。“不意有人闻悉本会名称及负责人姓氏，遂妄加意会，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风声宣泄，甚至自称委员，径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处沦陷区域，现任教职，殊觉不安，乃不愿有所组织，只嘱职每周会谈一次，相机量力，有所贡献。……今津方分会业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组织，而抗日遗族子女、优秀青年学生及文教界不屈不**保持气节之士，亟须救济，事实又不容陷于停止。经职再三向沈先生劝驾，先生以爱国确有热忱，而现实环境不能不顾虑，再与诸关系方面分别研商，一部主张详为斯种工作实迫切需要，中央决不能因人事而牵动功令，应另推委员代理，大胆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张则认为事已被泄，危险莫测，应及早解消组织，停领经费，以息风声，及相继工作另起炉灶。处此情形之下，职对经费既不顾自为支配，工作亦不敢贸然推动，究宜如何办理之处，用特电恳训示祗遵。”高挺秀又提出，为了保证沈兼士的安全。“可否由部长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职密秘供其驱使。一者避免电经津方，被局外人宣传，碍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隐合沈先生另起炉灶之意。至于文协会则再补充一二新人，仍继续工作，为国建树广泛力量，形势变化，自可减少注意矣。”[22]
朱家骅接电，觉得事有蹊跷，指示查明详情并电示高挺秀：“文教协会前据吴电，由韩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务，此间会议时，将原电传观。因中央同志多稔韩先生，闻其愿出来主持，均极钦佩，此项经费始获通过。此次又何以遽尔移交？查该会既归韩先生主持，则平津两地委员人选及经费支配诸大端，均应由渠决定，为顾虑环境计，可请其稍敛形迹，总持大纲，而责成其他忠实有为之同志分头执行。所陈派员代理及解消组织，均非办法。盖一易人则与中央诸同志原意相违，恐有异议。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须得学术上极有声望之人领导之方能推动。”并要求用款须按原定方针，不能挪移；对青年学生应以正义感召，多做人格熏陶。若专恃金钞张罗，不但无以持久，反为青年所鄙视。又专电沈兼士：“平津为旧日文化中心，敌伪诱胁方急，青年学子，万不可无人领导。会事务请积极进行，此间诸同志企仰正殷。”[23]
沈兼士托人带给朱家骅的两封信，说明了出现周折的原因，一封写于1月10日，函谓：“一、开学后曾送一批毕业生南下服务。在校内创刊两种杂志，以资联络。一、暑假内中外神父及学生均有被捕者，校中被监视侦探极严。近两月来外闻被破获之机关者多。故计划颇难运行。一、乔君前曾嘱组织一具体机关，一时甚不易办到。理由已告乔君，请其转达。一、鄙意仍与去年所上之书相同。尽国民之本分同，尽可能之范围，为国家效力，不预受任何名义及任何报酬，保持独立自动的活动。一、此间风传天津有人组织一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由弟领衔，承受中央经费每月三千元。此事弟绝未与闻。近来竟有人（不止一次）到校及舍下询问此事者，燕大同人亦有传说此事者。两月前曾托乔君赴津调查，并声明不顾参加之意见。惟近来风传更甚，颇觉不妥，极盼尊处能为一查。一、乔君已两月余未晤，不知目下是否仍在平？弟意直接通讯最好，否则须由一固定而且慎密之人转达亦可，但决不愿与团体发生关系。此种不得已之苦衷，乞谅之。”
是函待发之际，高挺秀从石家庄回平，沈兼士和张怀等即约与晤谈，了解情况后，沈兼士再附一函：“一、闻乔君之报告，始知华文会之经过，极佩盛意。惟本弟前信之原则，及现在北平之环境，与乔君及英、张二君仔细商酌，均认为华文会现在平已有满城风雨之势，决不能利用之以资活动。一、弟等仍本前议，进行一切，而不参与津局。因顾虑环境，瞻望前途，苟不如此，将来恐一事无成，而有绝大之危险。一、弟等不须有组织，只拟相机量力，随时有所贡献。至相当时期，自当报告（或由乔君，或直接）。一、经费一层，现在无此须要。将来如有事业需费时，自当直接请款。一、如有赐件，请勿由津转此（直接来函亦极不妥），由于主教设法交西友代递最妥。”[24]
在高挺秀的劝说协商和朱家骅的慰藉之下，沈兼士终于同意出山，北平方面重新部署，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用则毓指沈，章指张怀，庵指英千里），高挺秀新改化名葛方（分用则葛指高挺秀，方指施天牟）。要求朱家骅介绍平方电台关系，或建立专用电台；在平方不能直接通电之前，请朱家骅直接赐下专用密码交沈兼士。[25]3月，沈兼士致电朱家骅，表示华北文教工作若准备计划得当，自能生效，“然一切工作总以各方严守机密为不可缺之条件，前老文协事已由津方泄漏，传播平方，以至外人竟有以文协与弟名作为谈资新闻。于此险象环生之下，弟等自无法担任。此后因葛君之尽力与弟等熟商，弟为工作便利及安全起见，须改变方法。兹将鄙见列下：（一）文协名称已公开，弟等处此环境，不有此名义，实际亦能便于工作。（二）平津两方精神虽属一致者，工作则宜分行。故此后平方之事不须令津方与闻，且中央必须备有与平方直接秘密通信办法，方敢负责进行工作。（三）在中央未能直接与平方通信而须借用津方转达消息之前，请勿明提弟等之事。（四）为防止耳目补救善后起见，中央似可对津方声言弟等已不就文协事。”[26]朱家骅同意遵照办理，电告天津方面沈兼士不愿主持，会务另简委员接办。[27]并再度致电沈兼士：“近岁文教界思想庞杂，久不闻名节之重，幽燕一隅为旧日文化中心，士风隆替，所关非细，领导□流。策动抗战，先生是赖。”[28]
北平党部电台遭到破坏后，与重庆方面的联络须申天津代行，不利于保密，沈兼士坚持与中央直接联系，主要是为了保障安全，便于开展工作。在文协领导下，重新组织了原来青建社中对于学术意趣浓厚及实地从事教育工作者。[29]经此一番折腾，北平文协总会实际上并未正式成立，因此再度引起纠纷。此事背后，可以看出平津国民党各方机构争权夺利的影子。5月15日，文协天津分会以“平津两会积极推动，需款甚殷”为名，催拨三、四月经费，并报告该分会成立以来工作概况，据称成果有如下几项，一、救济：津贴各级学校中抗日遗族子弟及思想纯正学行优良的贫寒学生。分别为工商学院8名，每人月给5元，中学生29名，每人月给5元，小学生38名，每人月给2元；酌送文教界坚苦贞守贫居不与敌伪合作之士奖慰金，“以示中央顾念之意，并激励其节操”，被资助者有前天津教育局长邓庆澜，津市立师范校长李审侯，北洋工学院教授张毓恂、弓[？]广奎，河北省立女师学院训育主任赵子丰，河北省立商职学校训育主任李柳范。二、输送青年（共3人）及教授（北京师大杨宗翰）到后方读书工作，补助其旅费。三、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接办匡时小学一处，天津分会每月补助1000元，作为中心小学。四、派员赴河北省内地之县份，在教育界发展优秀分子，以乡村小学为枢纽，宣传中央意旨，增强民族抗战意识，已有基点20处。五、敌特务机关唆使伪新民会在天津租界内组织和平兴亚救国会，文协天津分会分别联络有力量之学校，务使消极的不合作，颇有效果。[30]
朱家骅接电，颇感疑惑，既然已向天津方面声明沈兼士不参与此事，北平总会既未成立，天津分会则无从谈起，何谓平津两会积极推动？恰好此时中央秘书处接到4月28日北平市党部来电，指文协会一事为“借名义以便私图”，并提出该党部“原设有文教委员会，除派执委一员为中心委员外，请教育界名流之爱国分子担任委员，共策进行，以往工作尚著成绩，如再增加相当之经费，其发展可以预期。”要求停发文教协会之款补助文教委员会。据说教育部所派之平市教育督导员亦赞同此举，愿加入该会担任委员，共同负责。[31]而教育部方面也接到派驻华北战区督导教育人员报告，希望文教协会与之密切联系，统一步调，推进战区教育事业。教育部遂行文中央秘书处，要求指定机要人员常川与该部会商此事。[32]中央秘书处鉴于文教协会的成立及经费独立“已引起党部本身之分化与攻讦，似应设法调整，以免酝酿更大之危机。按教育部既有推进战区教育文化之整个方案，且派有专人在彼主持。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之工作推进，似可划交教育部督导，以免机关林立，统属不明，事倍功半，而款归虚糜。至中央核定之经费，拟即停止，由教育部所派督导人员依据实际情形及需要数目，另拟预算。呈请教育部拨发。”此事在朱家骅任内核准，秘书长叶楚伧遂请其设法查明文教协会工作状况以及沈兼士是否实际主持其事，并征询关于教育部华北督导员与该会联络的意见。[33]
后来中央秘书处、组织部与教育部协商结果，教育部表示有统一指导的必要，唯战区情形与平时不同，指导方式需按实际情况而定，最好每半月或一月由主持方面派专人会谈一次，交换情报，再确定以后动向。此法实行一段时间，因会谈者对华北情形及文教协会渊源不甚了解，效果不佳。组织部秘书沙孟海鉴于北平总会迄未建立，天津分会便成似是而非，建议若有适当人选，可将分会划出独立办理或改归联处负责；另外平津两市党部教育会与文教协会职权冲突，应有所指示。[34]
其时，天津方面再度报告平津文协会工作实情，据称“北平文协工作，对外扬言停动，实际经沈公决定，津方只与职（按即赵伯陶）发生联系，并守秘密。津方同志咸认沈公已不负责矣。每月经费由职密转乔同志，所有中央汇款办法，曾经职与王任远同志商妥，由青年团关系方面汇转，并请秘书处与沈公定有密码，一切不经津市党部转也。此皆为便利沈公，以免稍有泄露。顷乔同志又来津，沈公嘱征询津方工作情形，以期一致。此平津文协会工作之实情。”[35]朱家骅接到各方面的不同信息，对文教协会的实情进一步怀疑，于是密电该会发起人王若僖，询问详情，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拨款，并考虑改换天津分会负责人。王若僖在该会发起之际一度失去自由。接电后报告：“查文协成立后，复生即无法照管，致有纠纷，其主持人或有不善处置之处。惟文协工作自属重要，今后似可令平津市党部负监督之责。……查文协各委均系一时之选。惜因由乔、郭所招致。实际上各委均不甚负责。此后拟请由公直接委派津分会人选。”并对天津分会人事提出具体意见。[36]中央组织部随即按照这些意见对天津分会进行改组，由贺翊新为主任委员，赵伯陶为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督导员郝任夫增补为委员兼秘书。
北平方面，9月初沈兼士、高挺秀、张怀、英千里等人联名提交工作报告、预决算以及计划，据称：“同志原有之组织，其工作因1、去夏某校中外教职员被捕，2、南下学生被捕，3、平津中央机关迭被破坏，不得不取奠定基础相机复进政策。今春葛君转达尊意，当时因津方举措失慎，消息致被泄露，弟等力不从心，未能遵命办理，至为歉仄。后由葛君与弟等再四会商，并电得公同意，脱离津方，另组进行。……半年以来，渐告成熟。暑前三青突被破获多人，又不得不暂行停顿。现在风声仍甚紧急，开学后当再徐图进展，此经过之大略也。”交通线问题，“凡通讯及汇款仍非经由津方不可，实感不便，且有危险性。”日前英千里赴沪成立联络处，将来寄款便利，随时直接通讯则尚无办法。北平总会暂以委员会为首脑机关，下设干事及工作员，委员四人：沈兼士、张怀、英千里、高挺秀，沈兼士为主席，高挺秀为常务，负责计划主持及推进一切工作。干事承委员之命，执行各项工作，由四名干事分任联络消息及文书、事务及会计、组织青年团体、驻沪联络等。担任干事的有郝德元、常惠和葛信益。[37]工作员辅佐下事，分任各项事务，共二人，一任收支，一任交通。该会“以联络操守忠贞之士，网罗有志青年为主旨”，从事下列活动：1.组织学术团体，已成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沈兼士主持，联络国学家及优秀学生，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借以引起国家民族思想，并坚定其自信力）、中小教育研究会（由张怀及外围同志余君主持，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教员，研究建国教育方法，逐步实验，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艺社（由英千里主持，为使青年得有正当读物，在辅仁大学名义掩护下发行刊物二种，一为纯文艺刊物，即《辅仁文苑》，已出四期，一为综合刊物，即《辅仁生活月刊》，已出八期）。2.利用临时集会，进行宣传，已举办美术展览会、摄影展览会和辅仁大学校友返校节。3.组织青年团体，以操控各大学中学及破坏敌伪各团体，已成立清俭学社（即青年建国学社）、亭林学社，前者由高挺秀负责，就原有团体改组，高任书记。下设社务、事务、助理，成立集体单位五，树立个人中轴七，具体活动为破坏敌伪青年党，调查自学会，输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导中学生升学，调查敌国内情形及协力外围之学术团体等。后者由华奇负责，自去年开始活动，主要工作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体，介绍人才南下服务，利用实验室制造特种药品。
该会于本年寒假接办北京学校。“一、因奴化教育于血气未定之小学生最有危险，思有以救济之。二、利用之以为工作之总机关，即以本会委员加入该校校董会，为推动工作之主干”，由干事担任总务和教员，“造成便利工作之环境。三、借以联络各中小学，扩张抵制奴化教育之工作效能。”已联络9所中小学，其中乡村小学尤为直接有关。此外，该会还随时调查操守忠贞思想纯正的教员学生公务员等，予以介绍职业，补助前往西南、西北大后方服务就学的旅费生活费等救助。至于今后计划，该会除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外，为加强效能，拟开展如下工作：1、调查登记在平各项专门人才，报请中央征用，一面密切联络，促使自动南去服务国家，一面代筹南行路线或资助旅费。2、扩大青年救济及组织训练，养成抗战建国之有用人才，免被敌伪收买利用。3、建立学术报国阵线，于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资望隆重之学者，聘为委员，建立中轴，分头联络同志，加以组织，鼓吹学术报国，造成普遍风气。4、搜集沦陷区之新闻，调制有关本会工作的各项统计表，以备研究运用。5、宣传敌人阴谋及酷虐行为，唤起一般民众之敌忾意识。[38]
10月，国民党北平党部电台恢复，负责的苏麟阁（化名赵志诚）受托了解文教协会详情，向朱家骅报告：“自职到平后，即与沈兼士见面入手，所有经费，均已收到。惟因为慎秘计而免去横的关系，对外竭力否认，并曾托司徒雷登、德领事及在沪托人共三次报告，近又托德领诺尔曼带去之工作报告，想造诣垂察。嗣后凡关华北文教协会之电，均由职台代发，取得相当联系，请释念。并将调查平津文协情形陈述如下：（一）华北文教协会，平为总会，津系分会，平津以沈为主任委员，高挺秀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张怀为委员，以青建学社及亭林学社作该会之外围组织，每社约纯洁之会员五六十人，青建学社由高负责，亭林学社由祝福祥负责，更办有小学二处，工作颇活跃。津会先由赵伯陶任主委，因赵与王臾青及沈同志均有相当交谊，工作联系颇佳。自由贺翊新负责后，沈同志为自身安全计，在技术方面不愿与津文协再生联系，同时津会及教部工作人员均思把持华北文协会，而要求加入，并流言钧座只认私人而不认组织之蜚语。恳钧座分别指示，责以事有专责，不得干涉攫夺。华北文协之事，令其自行向外发展，免去内部摩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进行工作。（二）沈同志决免去横的关系，愿直接受钧座之领导，以免自身发生危险，有碍工作。（三）华北文协之经费原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现为秘密计，请各别分寄。（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协之预决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为三千元，俾便贴补平市之贫苦学生，而求工作进展。（五）现国币在华北跌价尤甚，贴水事亦想钧座担负此项损失。”[39]朱家骅接报，认为“华北文协工作，北平较天津为重要”，将天津分会预算减为每月一千元，北平则加到2500元。[40]并且不顾天津方面的不满和中央财政的困难，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可见其对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