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遗民”这一“背时”的概念，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势力范围以外，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易代之际的思想资源与话语模式，以及业已丧失政治合法性的伦理架构，对沦陷时期知识人的政治选择、道义坚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首先需要对“遗民”的概念作一个基本的分疏。传统意义上与“贰臣”相对的“遗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是改朝换代的产物。遗民的谱系，从被奉为鼻祖的伯夷、叔齐算起，最出彩的时段无疑是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而本文所涉及的清遗民与所谓“民国遗民”，可以说是遗民史的一个尾声，一个不那么光彩的尾声。

遗民不仅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身份，它还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易代之际——或自以为身处易代之际——的士人提供了一整套话语资源及可效法的行为模式。[10]易代之际士人的出处进退，往往关系着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当新旧嬗蜕时，常呈现出纷纭错综的情态，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士林内部善于利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标准的人，虽一生经二世，照样身泰名遂；而仅持一杆秤，不懂得在新旧度量衡之间自由切换、买进卖出者，只能随他所属的时代一起湮灭[11]。

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士的使命，不外乎“导民以知识”“诲民以道德”[12]。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使得士阶层的道义使命被知识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所掩盖。然而正是晚清以降道德革命的未完成性——新道德未能完全取代旧道德——及三四十年代士大夫传统的回光返照，造成了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处境，既不同于近代民族主义，亦不同于“蛮夷猾夏”或易代之际的暧昧性。借用陈寅恪的话说，“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马非牛之国”[13]。作为道德团体的知识阶层在沦陷下面对的，不是单一价值体系内部的抉择，而是多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气之间的缝隙与冲突。

“沦陷”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不仅特指某一具体的历史时空——1937至1945年，处于军事占领状态下的北平，更是士人群体反复遭遇的政治伦理困境。值得关注的是，身陷其间的知识人如何调用固有的思想资源、修辞策略，来表达个人的身世怀抱，或为自己的选择辩护。

抗战时期的诗文史论中反复出现朝代间的类比，用以与当下处境相提并论的朝代，是东晋、南宋、晚明[14]。为什么拿这三个朝代作类比？这种修辞策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渡”这一相似的历史情境。类比的修辞法通常盛行于朝代交叠的时刻（inter-dynastic）。譬如，宋元之际对明清之际的影响，赵园发现在战或和、剿或抚的关键时刻，明朝一再受到来自宋朝的提示，好似被隐喻系统牢牢控制住了一般。既往的历史经验戏剧性地介入现时的政治过程中，干扰着特殊关头的抉择。在明亡的过程中，宋朝好似幽灵，始终徘徊不去，士人随时在已有的剧情中选择、辨识自己的角色，因为关于易代之际的叙述几乎穷尽了特定历史情境中可供选择的诸种可能性。[15]

影响历史进程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人物与事件，不如说是追摹者的“想象与叙述”，或者说一种修辞惯性。从明清之际切换到清末民初，本已被强制遗忘的晚明又复活过来。上至清朝政府，下至市井百姓，从朝廷议案到报章杂志，从建祠立庙到戏剧演出，无不裹挟入一场“制造晚明”的运动中。[16]在改朝换代的危急时刻，无论“新朝派”还是“故国派”都战战兢兢地召唤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前辈的名字、衣冠乃至台词来编排时事剧。

除了客观情境的相似性，朝代间的类比还诉诸一种“易代同时”的主观感受。所谓“易代同时”，指不同时代人同处于易代之际，或自以为是易代之际而产生的同时代感。这种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背后是一种往劫重现的历史观。[17]

陈寅恪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困居香港时，购得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之人事利害、国论是非，极尽世态之诡变，“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18]。这种援古证今、以今释古的阅读体验，未尝不是基于“易代同时”的感受。陈寅恪之所以能从宋室南渡后的历史中读出如此“亲切有味之快感”，正是在国土沦陷的阴影下，这一段往事已不再是纸上的历史，而幻化为身历目睹的现实。

又如沦陷末期史家陈垣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为“易代同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

昔宋亡，谢皋羽撰《西台恸哭记》及《冬青树引》，语多不可解。明初张孟兼为之注，明亡黄梨洲重注之，曰：“余与孟兼所遇之时不同，孟兼去皋羽远，余去皋羽近，皋羽之言，余固易知也。”[19]

黄宗羲所谓之远近，以常理度之，似不可解。张孟兼生在元末明初，黄宗羲乃明末清初人，距谢翱所处的宋元之际，自然是前者近，后者远。然若以时势论，张孟兼“所遇之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缅怀皋羽，犹清末革命家之于晚明的感情。而黄梨洲正值易代之际，有亡国之恸，皋羽之言亦即明遗民伤心痛切之言。

所谓“通鉴胡注”，是指宋元之际史家胡三省作的《通鉴》注。陈垣的《表微》事实上是对注释的注释，他将《通鉴胡注》拆散后，抽取条目分类作注。《表微》探究的不是《通鉴》本文如何，而是由“胡注”窥探宋元之际遗民史家胡三省的处境与心境。陈垣以为《通鉴》注为胡三省“居忧患时所作，故惟同居忧患之人读之，乃觉其言之有味。居安乐之人读之，有时不知其言之谓何也”[20]。整部《通鉴胡注表微》与其说是陈垣为胡三省作注，不如说是胡三省为陈垣代言。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的角色颠倒，即建立在“易代同时”的基础上。计算古今之间距离的远近，依据的不是线性的机械时间，而是往复的伦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