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实践的场所。”[4]一个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决定其空间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通过城市空间，我们最易于感知城市的变化。北京，作为连续几百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首都，是帝国力量在空间和物质上的体现。当帝制覆灭时，作为帝室象征地位开放的空间，就会逐渐消失。“从1914年到1926年这12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园和皇家庙宇都向公众开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写到，‘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悠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5]1914年10月10日，由社稷坛改造成的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它是北京的第一个近代公园。公园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产物，是城市近代化与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是由于人员混杂，管理不善，也经常上演“武剧”：“昨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儿，我同着几个朋友正在那儿喝茶哪，就听见一片打架的声儿从西边球房里出来，又听见有人嚷嚷说是打死人了。……就听见这个三十来岁的堂客说，他姓刘号叫燕堂是安徽人，在交通部统计科当差，住在太仆寺街新建胡同。今天是在球儿房打球，碰见这几个野蛮东西。原是他们先打球，打完了应当我们打，他们忽然又不许我们打了。因为这个就闹起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大家打一个儿，就把他给打背过气去了。”[6]中央公园已然变成了市民的乐园，上演着各种普通人的悲喜剧。贵族宽敞、豪华的私人宅第，也被迫部分向公众开放。满人那种殷实体面、秩序井然的生活也走到了末日。庆亲王奕劻的家产被后人变卖殆尽，庆亲王府被人戏称为“拍卖场”[7]，前清中堂那桐把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租给人家办喜事、庆生日，“没想到堂堂的宰相府，到了民国会成了一个大家的会馆了”[8]。

作为现代都市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的电影院也在日益发展：“现在北京的电影儿有点儿发达了。西城绒线儿胡同的中天电影儿买卖很是不错。东安市场被烧的真光电影儿，也在东华门外头。重新建盖新式楼房，将来开张的时候儿一定是大有可观了。……前门外大栅栏儿有个大观楼，他那儿是起首第一演电影儿。”此外还有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等。新兴的电影在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上，与传统的大戏、杂耍等展开了激烈竞争。城市空间的演变，如果没有带来市民生活的相应变化，这个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新的建筑和城市空间，构筑起了现代市民的生活环境。当这种归属于个人的秩序和场所被认为是自然和永久的时候，现代市民就诞生了。

城市空间的变动还体现在整个城市结构的调整上。“北京的房价在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前本不甚贵。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后，房价可就有点儿抬高了。所以抬高的缘故，是因为北京使馆扩充租界，把正阳、崇文两个城门中间儿的房子，拆了有一万多间。到了宣统年间，忽然间房价可就起来了。在那个时候儿，虽然比从前贵了。可是上等房还不过一元五角，中等房不过八毛，下等房不过四五吊钱。这次房价又长的缘故，是因为南省人在北京谋事的慢慢儿多了。到了民国元年，房价又稍微的低落一点儿。到了民国二年，房价可又长起来了……这是因为政府的人物全换了南省人，所以谋事的也全是南省的人。北京城的这个地方儿，忽然加上这么些个南省人，要在这儿住，您想想人多房少，房价怎么会不特别的贵哪！”[9]这种由于城市密度的增加而导致的房价攀升，正是现代城市病之一，提供适当、良好的住房是城市危机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改变和创造公共空间的努力常常遭到来自政府的反对，这也证明了城市公众要打破原有的帝国空间是多么困难，在现代市民与传统封建势力的博弈中，常常以市民的失败告终。如北京的城墙在当时已不起防御的作用，又极大地限制了北京的发展，但是该书作者认为，北京还不到拆墙的程度：一则北京市政公所由于缺乏经费，无力发展北京市政。二则，原先新华街本打算在前门西边重新开个门洞，以连接城内城外的街道，以利交通。由于风水先生说这个城门不能开，开了不利于大总统，因此作罢。开城门尚且这么费劲，拆除城门就更难施行了。[10]城墙是相对永恒的帝国空间秩序的习惯，是皇极稳固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执政者尚难摆脱这种习惯思维。在《北京风俗问答》问世的1924年，中国的新国都也在酝酿之中。孙中山认为北京是停滞的城市，无法满足作为新国都的需要，它充斥着太多陈旧、无用的建筑和处处阻挠的保守人士。[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