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外和外省的大量人口聚居北京，迫使北京在城市结构上所做的变动，对市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祖祖辈辈居住在老北京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当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了破坏。家庭结构虽然保持着传统旧式的大家庭的模式，但已难以维系。在古代中国，城市里的大家庭与农村的大家庭并没有太大分别。城市里的大家庭也往往建立在拥有大量农田的基础上，以维持家庭开支。而当北京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时，维系大家庭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维持一个大家庭牵涉的问题非常多，家庭成员之间也矛盾重重。即使在较小的大家庭里，也潜伏着父子、婆媳、兄弟和妯娌之间的冲突。结果是这种大家庭制度危机四伏，摇摇欲坠。[12]作者认为应该打破大家庭制度，改为小家庭，这样就“绝没有家长受罪的情形了”。但他也承认这不容易做到。“可是中国人不能分居另过也有两种理由：一种是不愿意分家。因为不能独立，离开父母，他就不能活着。这才养成一个倚赖性。自己跟自己的妻子、老婆、孩儿全都要吃要喝，还要拿饽饽钱。您说，这种的日子他能不着急么。一种是不敢说分家。自己虽然能够独立，离开父母是不至于挨饿了。可是他怕他一说分家，不能得父母的同意，至少总得挨一顿骂。又怕有亲戚朋友笑话他，说他不孝，所以没法子，只好暂且忍耐罢。他所挣的钱是瞒心昧己，不能全交在家里，甚至于还要挑鼻子弄眼。您想，这样儿的家庭，他能好的了么？”[13]由于传统观念或经济的原因，大家庭制度还勉强维持着，但离解析之日已为期不远了。

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深入北京人的生活。城市生活所要依赖的人比乡村人口多得多，社会裂化，出现了很多新兴的行业与市民群体。人力车于1874年传入中国，光绪初年被引入北京，在北京的城市交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北京的工业落后，发展缓慢，在没有其他就业途径的情况下，拉人力车便成为众多下层贫民的必然选择。《北京风俗问答》写到一位前清的举人，迫于生计，已经45岁，也顾不得斯文拉起了洋车。而且向乘客自曝身份，以博得同情，原谅他的拉车技术。这一现象，与北京城市的特征及城市社会转型对北京的城市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分不开。北京一度聚集着大量纯消费人口，依靠封建特权得到供养。随着城市功能的现代转型，城市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等级制度向现代的职业功能演变，其特权地位丧失，所以那位举人不得不以拉人力车作为最后的谋生手段。[14]1924年北京引入电车，给北京的7万洋车夫再次带来冲击。1923年北京的公用人力车有24000辆，1925年减至18899辆。这些人既无法被安排到铁路、电车公司工作，电车公司筹措35万元设立工厂的救济计划，在作者看来也靠不住。“民国办事是有名无实的。只要自己合适他就不管人家死活。就是立了工厂也是无济于事的。”[15]

警察也是北京近代社会新兴的群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设立安民公所，联军撤离时便改为警察署。“前清所办的新政像警察、邮政、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五样儿，到了现在就是邮政跟警察很有进步。”“警察所以进步的缘故，也实在由于教育的发达。北京的高等小学毕业生跟中学毕业生，因为家里很穷，所以大多数都当了巡警了。警界的官吏也知道这个情形，所以考巡警的时候儿是一回比一回的严。七八块钱的巡警也要作个二三百字的文章，才算合格。”[16]警察进步固然可喜，但其进步是由北京城市发展滞后、职业竞争激烈所致，反映了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不足，无力吸纳人口就业，与当时的沿海开埠城市形成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