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涵盖了以上讨论的北京的种种形象。尤其是老舍的作品，在树立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小说以北京城作为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的中心，塑造了一些最广为人知的北京人的形象。同时，通过描写北京的地方风俗、传统生活方式与整个国家面临的新挑战之间产生的摩擦，老舍的小说也成为连接北京地方文化与国家问题的一条关键性的纽带。

老舍深切地爱恋着北京，执迷于这座在他的文学想象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1933年，当他觉得《大明湖》与《猫城记》“双双失败”的时候，他决定“返归幽默”并“求救于北平”：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廿岁至廿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象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51]

这段话传达了老舍笔下北京的三个核心要素：故事的舞台场景是北京城；人物类型是北京人——北京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来剖析北京城与人的笔调是幽默。

老舍在20世纪20年后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在他这段时期内创作的小说中，以北京为场景的最重要的小说包括：《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离婚》（1933）、《老字号》（1935）、《骆驼祥子》（1936）以及《我这一辈子》（1937）。这些小说，尤其是其中写于30年代的那些，无论在城市景观、风土人情，还是人物的举止语言刻画的方面都明显充满了一种“京味儿”。在某种意义上说，老舍是用自己笔下鲜活的人物，为收藏家在五花八门的再版明清史籍、方志以及风土人情百科中捕捉到的静止、凝固的旧京注入了活力。

同陈宗藩与余启昌一样，老舍非常熟悉北京的地方史与风土人情：“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52]在他的小说里出现的真实的北京地名有两百多个，[53]清楚地说明他的空间描写并不是出于想象。老舍笔下的人物住在四合院和胡同里。晚上，他们可以听到钟楼的钟声（《赵子曰》）；白天，他们可以听到街头经过的有轨电车的声音（《离婚》）；点心小贩的叫卖时常穿越他们居住的深寂的小巷（《赵子曰》）。东四、西四、东单和西单牌楼，北海公园的金鳌玉蛛桥，积水潭，北海，中央公园等京城标志性建筑是他们漫游或相会的地方，并也像在实际生活中一样为他们标明方向。很多饭馆店铺也以真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离婚》中，老李和他全家周末去东安市场逛街，之后在游览隆福寺的时候撞见了他心仪的女子。在戏园子听戏，在家里唱戏，是这些人的娱乐。而对像祥子这样的人，天桥则是最好的消遣场所。如果说陈宗藩是用工笔精绘了一幅平面的北京图，老舍则是用活生生的人物为这幅图下了立体的点睛之笔。

老舍笔下的很多人物生活在金受申、齐如山等描绘过的风土人情中。女人们冬天穿着长袍，男人们夏天一身夏布长衫。冬天糊窗纸，夏天装纱窗。包饺子最拿手的是羊肉馅儿，小孩子最爱的是冰糖葫芦。中秋节再穷的家里也要送孩子们兔儿爷。外地人会嫌臭的酸豆汁儿，这些北京人都奉为上品。最关键的是，吃食要应时对景；院子里栽一棵石榴树，必得配一个金鱼池；要能养出一盆可人的水仙来，就能挣个体面。老舍的人物都懂亲人间问安道好的礼数，心里熟稔一大套规矩，张口一律京腔京韵。做事也要应时对景——老舍这样描绘北京生活的本质。他笔下的人物拥有的是“收藏家”们试图保存下来的知识，然而他们可以把这些知识像演绎乐谱一样用完美的音调和准确、生动、富有感情的节奏演奏出来。他们是收藏家们整理出来的知识的活生生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然而，在老舍的小说中，每当这些知识和其实践者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尽管收藏家们能够历数出的种种都可以在老舍的小说中找见，老舍的北京却不像地方志文化考中的北京那么自足、完整、稳定。他的小说中总有冲突。那些北京人往往命途多舛，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完全的北京人。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尤其是在《离婚》（1933）、《老字号》（1935）、《骆驼祥子》（1936）以及《我这一辈子》（1937）中，这一点格外突出。与城市的历史与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些作品有一种新的分量。

《离婚》的主角是一帮职员。张大哥好像“一切人的大哥”。他喜欢做媒和帮别人解决家庭纠纷。老舍把他写成了一个典型的、完全的北京人：活得平稳，不疾不徐；永远有的忙，办事却从不过头。但不幸偏偏降临到了这位四平八稳，从不肯得罪任何人的张大哥头上。他的儿子被怀疑是共产党，下了狱。为了救儿子，张丢了工作、房子，还险些把女儿也赔了进去。所有张帮过的同事亲友都开始远离他，除了老李。老李是乡下来的，虽然满脑子新思想，总在梦想诗意的生活，他还是因为自己的乡下教养而成了一些同事取笑的对象。迫于同事的压力，再加上张大哥的建议，老李把妻小从乡下带到了北京，尽管自己对妻子已经没什么感情。结果更加失败：老李不得不家里社会两面同时作战。有一段时间，他想试着从张大哥的角度看生活，勉强相信他也可以像张那样享受生活。然而，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乡下妻子在变成小市民。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也同样失望。当张的儿女最终因为老李的努力而获救，张回复原职之后，每个人都到他家去道贺，一切都回归原样。生活照旧，北京也变回了小说开始时的北京。老李发现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在帮这个社会不朽下去，让人们乐于继续这样生活。在小说结尾，老李带全家搬回了乡下。

《骆驼祥子》，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高成就之一，起初是于1936年9月到1937年5月在上海《宇宙风》杂志上以每月两期的形式连载。小说的主角祥子父母双亡，又失去了土地，18岁从乡下来到北京。他有力气、有志气，想靠辛勤工作在城里挣一份好生活。三年每天攒十个铜子，他买下了一辆洋车。然而正当生活看上去有些希望的时候，厄运却降临了。往西郊拉车的时候，祥子被军阀的兵抓了去。他设法逃脱，还带上了三只随军的骆驼，路上又把骆驼卖了三十五块，一路逃回了城。人们传说祥子拉到了军队的骆驼发了大财，开始叫他“骆驼祥子”。祥子把钱存到了车厂掌柜刘四爷那里，又重新开始打拼挣新车。但是命运再一次作弄了他，这一次是因为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她爱上了祥子，装作怀上了他的孩子，骗他成了婚。她父亲恼恨这门亲事，拒绝还祥子钱。祥子第三次丢掉积蓄是给曹先生拉包月的时候。他刚攒下了一些钱，曹先生就被错疑为共产党而被迫藏匿。侦探抓不到曹先生，就诈走了祥子所有的钱。接着祸不单行，虎妞因难产而死，祥子真正爱的女人也被卖到窑子上吊自杀。祥子对生活最后的指望也破灭了。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变得虚弱，没有办法再拉车。他不再是那个自豪的年轻人，尽管贫穷，却有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他丢掉了他的正直、节制和勇气。他为钱把朋友出卖给警察，靠在仪仗上打旗伞挣点微薄花销。人们骂他，他好像也听不到。他的眼睛永远瞧着地上，不是因为惭愧，而是要找几根烟头儿。

《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在小说开头是一个完美的北京人，15岁时做了裱糊匠学徒。裱糊是清朝年间北京一门很重要的手艺。遇到红白喜事，主顾要什么，裱糊匠就要糊什么，从吃食、冥钱、灵花、四季花草到古玩陈设，各样木器以及车轿骡马，不一而足。三年学艺，他不但有了过硬的手艺，而且懂得了待人接物的道理，练就了一副任劳任怨的脾气。他能和大兵们一样受苦，却有大兵们没有的和气。他年纪轻轻就在亲友间成了重要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体面”：“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锃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像个‘人儿’！”[54]然而，无论是他的手艺、和气还是体面都没能把他从命运中拯救出来。他的妻子跟着师哥跑掉了，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没办法再看到糊裱行的人，所以当上了巡警，那时候北京城里给最穷的人准备的差事。他所有的能力和体面都没办法让他跟上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军阀混战到国民党掌权这一系列剧变。五十岁上，他死了儿子，丢了差事，不得不照顾还在吃奶的孙子。一辈子奋斗之后，他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起点。

这些悲剧故事必然引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毁了这些人的生活？”老舍并不责怪这些人物本身。普遍的看法是，老舍并不评判这些“典型的北京人”，而只是用一种杂糅着讥诮、同情、理解和原谅的幽默笔调来描绘他们。就与这种文化的关系来说，老舍是局内人，深谙个中人的三昧。所有这些北京人都是这座城市最好的产物，就在昨天还在这座最适合他们的城市里有滋有味地生活着。而且，老舍笔下的人物都非常勤劳肯干，不是社会学者批评的那种好逸恶劳、腐朽堕落的八旗子弟。老舍不能也不会谴责他们，然而他们却活在该谴责的生活中。是北京文化毁了他们么？似乎不是。老舍笔下，这座城市很可爱。他抓住一切机会描绘它美丽的景色、诱人的市场、日常生活礼仪和庙会节庆的细节。在老舍的作品里，北京怎么看都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一面是对北京的描绘中表现出来的热爱与迷恋，另一面是这座城市给那些完美人物带来的不幸命运，这种痛苦的冲突贯穿了他这一时期的所有小说创作。这些人物是这座城市孕育出来的，和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两者之间却总有一种不协调。这些这座城市塑造出来的人物最终却无法在这座城市中生存。他们曾惬意地生活过的城市变成了难逃的陷阱，他们从生活中学到过的东西变得全无用处，他们的奋斗徒劳无益，总有一些更强势的东西要摧毁他们。但是老舍从来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更强势的东西是什么，也没有解释过他的人物如此命途多舛的原因。在《骆驼祥子》虎妞临终的一幕里，老舍写道：“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55]但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点明过这些原因。北京人没有什么错处；有些毛病，也都是可爱的毛病，但他们就是无法再生存下去了。可爱的城市，完美的人，但他们的世界却在分崩离析中。

老舍不愿解释造成北京人这种命运的原因，是与他对这座城市的爱的“道不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的作家都声称他们了解北京是什么，明白他们爱北京的什么，老舍却说他不知道：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可是，我真爱北平……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56]

老舍把爱北京比作爱母亲，一种“言语是不够表现”的爱。“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57]

老舍有两个北京：他靠经验认识的北京和那个更大的、超出他经验范围的北京。写出经验的北京对他来讲是容易的，但是要写那个更大的北京则需要抽象概括，他觉得做不到。在他看来，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只能写枝节的北京，而那个“整个儿”的北京则是隐藏的，“说不出”。为什么概括如此之难？概括需要的是为之服务的结构和理论，而对于老舍来说，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那个需要结构和理论来呈现的北京已经消失了。北京已经是零碎片断的北京，每一个片断都只存在于某个人的经验中。老舍不可能写出那么多异质的北京来。正像赵园洞察到的：“北京拒绝抽象，它似乎只能活在个体人的生动感觉中。”[58]

骆驼祥子结尾处的两段话清楚地总结出了老舍对北京的变化的看法，值得引述：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59]

老舍并没有把这些问题怪到北京人头上，也没有点出任何其他应该负责的人或事物。但是，如果做北京人的精髓确实如前所述，是做事应时对景的话，那么，朝向新经济结构的转变尽管并不标志着这些北京人的做事方式都消失了，甚或仅仅是停滞了，却意味着“做事应时对景”本身变得毫无意义。由于经济的衰退，稳定消费者的减少，北京正在丢掉它昔日的排场，商家也被迫要创设新的市场商机。活生生的过去成了被商品化的传统，而从前的“体面”则被市场逻辑征服。

老舍不愿意在他的作品里下一个最终的定论，这一点他的同代人也觉察到了，他们批评老舍过于悲观绝望。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们才开始重新解读老舍的作品，认为那是在表达对旧社会的绝望，对新社会的憧憬。有人指出，祥子是怎样走上毁灭之路的，老舍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60]也有人批评老舍的幽默，认为这种幽默无法为“救世救国救文学”做贡献。[61]

老舍在小说中对北京人的宽恕的态度还使他被批评为“东方主义者”。《骆驼祥子》译成英文，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许杰看到《骆驼祥子》译成英文后，老舍便取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尤其是美国人的推崇。他认为，“生意眼”的美国人的推崇从某种程度上也部分地是因为这本书的本质。许讲了一个海外华侨摄影师飞回北京拍摄电影《骆驼祥子》的例子。当这位摄影师看到人力车夫大部分已经被三轮车夫取代，他感到很失望。许评论道：

中国的社会，竟然也会进步的，祥子时代的人力车的鼎盛气象，竟然将会化成历史的陈迹，这又怎不使那些想了解一些中国国情的高鼻子们，微微的感到一些惆怅呢？中国本是一个谜，也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在高鼻子们的心中，他们一向所知道，而且为他们所感觉到兴趣的，是头上的一条猪尾巴，女人的小脚，和吃老鼠肉……要不，也就是把人当马骑的人力车等一类文化。近年以来，这些高鼻子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想法，或者也有些改变了吧，但成分也不很多。他们晓得中国穷，也晓得中国乱，——不断的在打内战，恐怕就是如此而已。他们也有许多好心的老太太和关心中国国情的好公民，他们也急于想多知道一点中国的事情，但一向都没有什么适当的资料；——林语堂的走运，不但对中国文化没什么好处，就是对于想多知道一些真实的中国的高鼻子，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这个时候，《骆驼祥子》刚好出山，他是中国第一流作家写的，他不但写兵乱，写政治的黑暗，写下层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写人力车和人力车夫，这不是真的发现了真实的中国了吗？谁能说美国人的生意眼是没有来由的呢？[62]

他接下来引用了鲁迅的《灯下漫笔》：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63]

许更评论到了美国人电影方面的“生意眼”，认为美国人的电影艺术，最主要是色情，以及各种异国情调的服饰、生活。而且最好是不触及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即使有，也一定是由一个白人男性英雄或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将问题压平。“这一部《骆驼祥子》……虽然也有什么社会运动和一些无能或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但……根本就没有什么刺；反之，它倒有雌老虎，有**，这难道就是被高鼻子看中的原因吧！我真担心！”[64]

不管是不是老舍的本意，他故事里面的人物开始被解读成了每一个北京人共同的形象：他本分、和气、正直，自有一种精细和成熟；他好面子，勤快但也没什么大志向；他没什么好吹嘘的成就，但也没做过大恶；他注重生活的享受，而不是政治纷争，因此不会参与造反、革命。[65]北京人共同代表了“文化”；他们被描绘成了一种生活重心不会随着政权更替而改变的人。

老舍不但与旧京知识分子有共同的对这座城市的迷恋，也和“新知识分子”一样感到北京没有前途。结果就是他在小说中给我们的：对北京强烈地爱，对笔下人物深切地同情，可是无法回答，为什么这样好的人活在这样可爱的城市里却只能生活得如此不幸。老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对北京风土人情的描写，而是在于他用笔下人物的命运对这座城市和它的文化做出的解说评论。这样一种解说评论需要的是一种着眼于北京本土文化的国家视角。老舍的小说创作为整合不同群体描绘出的北京，以及确定北京和北京人的形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可以言传的北京与无法说出的北京之间的鸿沟相应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与孕育维系这种实践的系统之间被割断的联系。老舍找不到一种结构来完全表达他对北京的爱；那种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致命威胁北京人的东西。

老舍小说人物的命运使得这座他热爱的城市独有的价值体系成了一个问题，尽管这是一个老舍一直避免直接面对的问题。与本文早些时候提到的那些“新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是在天桥街头涌动的百姓人潮中看这座城市的。但老舍又不像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那样只在凝固永恒的时间中表现这种文化，他让这种文化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笔下人物的直接经历中。好像是在用两套原则看这个世界，老舍解释道：“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66]而对于北京人，他的态度是“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67]。他看到这种文化面临着威胁，却又不愿意否认它的价值。这文化的精华与它面临的新挑战之间的鸿沟同样也分隔开了两位老舍，一位有像“新知识分子”那样的国家视角，另一位则对这座城市怀着深切的爱。

老舍也许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在具体的经验上作“概括”，但这种概括给他笔下的人物带来的代价会是什么？没有一种流行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框架，诸如资本主义或是国族身份（national citizenship），可以恰当地分析他们的人格或实践，虽然这些框架的确无疑在这些人物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旧京学者的框架又无法涵盖这些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斗争。要概括抽象、试图表现出一个整体的北京，老舍必须整形固定他热爱认同的鲜活的生活，从而让他的小说简化为某种标本制作术。隐喻和换喻的概念也许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拒绝。老式的收藏家当然也拒绝抽象，然而，由于对百科全书式的完整性的迷恋，他们实际上是在作一种隐蔽的概括，将北京这样一个在换喻意义上长时间的中华帝国的核心实质所在转变为了一个关于过去的隐喻。他们想象自己可以保存一个完整的北京，代价就是北京被当作了一个没有生命的实体，既断绝了与生活现实的紧要的社会联系，也失去了历史的语境。老舍拒绝让北京成为这种蜡像式的“历史”隐喻。与之相反，他总是让读者看到有一种危机正充斥在这座大城市里，但他又永远不声称，也不企图全面理解这一危机。这样，老舍就建筑了一座换喻的北京，与它相联系的并非一些看得见的系统，而是那个“说不出”。

老舍的北京的换喻方式又与“新知识分子”、社会学者等有时会用到的换喻方式不同。对后者来说，北京集中体现了由传统式微、积弱落后造成的更大的国家社会痼疾的症状，只是沉重的传统会阻碍全中国发展的又一份明证。在他们的分析中，曾经给过北京活力的帝国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了限制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发展的重负。在他们看来，要把自己从还统治着大部分中国的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系统中解放出来，要发展出现代经济与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态度，北京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革新。当然，大多数“新知识分子”对现代的系统持同样尖锐的批判态度，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全新的社会才能够实现这种向新系统的整合，保护北京的人民免遭现代剥削和阶级暴力之苦。但他们还是认为北京的希望并不在北京人的文化上；只有未来的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才能带来希望。他们所爱的北京，如前所述，从来不是北京人的北京。

正如老舍在《我怎样写〈赵子曰〉》中自己承认的，他并不是“五四”一代中的一员。“‘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68]老舍从来不是“新知识分子”眼中的没落文化的破坏者。与“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家不同，他不能完全谴责这种文化和它孕育出来的人。如果抽象就意味着生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分析，从而作出这样一种谴责，老舍则宁愿让他的描写成为那“说不出”的转喻，并以此保存、赞美那种文化和它养育的人们。

[1] 本文选自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李大钊：《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1921），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 李大钊：《新华门前的血泪》，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2页；陈独秀：《六月三日的北京》，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4页。

[4] 周作人：《前门遇马队记》，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5～6页。

[5] 冰心：《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7～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6] 冰心：《到青龙桥去》，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43～47页。

[7] 陈独秀：《北京十大特色》，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3页。

[8] 邵飘萍：《北京的街道及公共卫生》，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54页。

[9] 邵飘萍：《北京的街道及公共卫生》，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54页。

[10] 钱玄同：《中央公园所见》，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2页。

[11] 鲁迅：《无题》，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7～28页。

[12] 俞平伯：《陶然亭的雪》，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55～60页；石评梅：《雪夜》，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83～188页；陈学昭：《北海浴日》（1925），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43～147页；高长虹：《北海漫写》（1929），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49～150页；高长虹：《南海的艺术化》（1929），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47～148页；朱湘：《北海纪游》，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62～177页；叶灵凤：《北游漫笔》（1927），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89～198页；郁达夫：《故都日记》（1934年8月15日-9月10日），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03～315页；孙福熙：《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55～157页。

[13] 郑振铎：《北平》（1934），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257～72页。

[14] 郁达夫：《故都日记》，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03～315页。

[15] 陈学昭：《北海浴日》，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47页。

[16] 叶灵凤：《北游漫笔》，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94页。

[17] 高长虹：《南海的艺术化》，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47页。

[18] 高长虹：《北海漫写》，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50页。

[19] 师陀：《什刹海与小市民》（1935），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54～257页。

[20] 《北平七日游》，载《旅行杂志》，1931，5（9）。

[21] 章依萍：《春愁》（1929），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65页。

[22] 丁西林：《北京的电车真开了》，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61～64页。

[23] 陈炜谟：《PROEM：北京市上杂掇》（1926），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29页。

[24] 彭芳草：《关于北京》（1928），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32页。

[25] 徐訏：《北京的风度》，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78页。

[26] 徐志摩：《“死城”——北京的一晚》，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217页。

[27] 贺昌群：《旧京速写》（1935），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73～178页。

[28]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29页。

[29] 例见陈学昭在《北海浴日》中对北海公园的评论；孙福熙在《北京乎》和《今夜月》（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158～161页）中对皇家建筑结构之壮丽的赞美；以及石评梅在《雪夜》中表达的对天安门的感情。在郑振铎《北平》（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257页）、贺昌群《旧京速写》以及许钦文《菜市口》（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73、337页），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对皇家建筑的赞美。

[30]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322页。

[31] 师陀：《马兰》，1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32] 题目中的“颂”实际上是在反讽。

[33] 林语堂：《上海颂》，收入《林语堂散文集》，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1954，125～128页。

[34] 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5] 茅盾：《子夜》，北京，外文出版社，1979。

[36] David Strand 在其所著Rickshaw Beijing：City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的第七章讨论过邓的工作。

[37] 在许钦文的《菜市口》，郁达夫的《故都日记》，周作人的《厂甸》（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9～12页），以及老向的《难认识的北京》（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294～298页）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观点。

[38] 孙恩霖：《我的故乡在那里》，载《旅行杂志》，1938，12（1），12页。

[39] 孙恩霖：《我的故乡在那里》，载《旅行杂志》，1938，12（1），12页。

[40] 鲁迅：《故乡》，见《鲁迅全集》，4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1] 阎重楼：《我没有故乡》，载《旅行杂志》，1938，12（1），6页。

[42] 阎重楼：《我没有故乡》，载《旅行杂志》，1938，12（1），183页。

[43] 阎重楼：《我没有故乡》，载《旅行杂志》，1938，12（1），182～219页。

[44]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68～73页。

[45] 顾颉刚：《〔奉宽〕〈妙峰山琐记〉序》，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75～76页。

[46] 焦菊隐：《〈二闸与公主坟专号〉引言》，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88页。

[47] 李家瑞：《北平俗曲略》，1933，199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印；《北平风俗类征》，1937，1992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印。

[48]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序，1页。

[49] 孙伏园：《朝山记琐》，见姜德明《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第一卷，135～136页。

[50] 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26.

[51] 老舍：《老牛破车》，43页，上海，晨光书店，1949。

[52]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见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91～92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

[53] 胡絜青：《老舍在北京的足迹·序》，见李犁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迹》，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

[54] 老舍：《月牙集》，120页，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

[55] 老舍：《骆驼祥子》，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6] 老舍：《想北平》，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68页。

[57] 老舍：《想北平》，见姜德明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268页。

[58] 赵园：《北京：城与人》，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9] 老舍：《骆驼祥子》，259～260页。

[60] 许杰：《论〈骆驼祥子〉》，见吴怀斌、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册，6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61]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7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

[62] 许杰：《论〈骆驼祥子〉》，见吴怀斌、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册，65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63] 许杰：《论〈骆驼祥子〉》，见吴怀斌、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册，65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64] 许杰：《论〈骆驼祥子〉》，见吴怀斌、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册，6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65] 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12页，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

[66]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6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

[67]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6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

[68]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见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12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