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分子”对北京的描绘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在“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郁达夫写下的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郁达夫这样解释他对北京的感情：任何在北京住上两三年的人都会感到北京的空气太沉闷，生活太无变化，于是总想离开。一旦离开，就会觉得好像新生活开始了一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谁也会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验，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30]。另一位“五四”作家师陀也有同样的感慨：

在我曾经住居过和偶然从那边经过的城市中，我想不出更有比北平容易遇见熟人的了。中国的一切城市，不管因它本身所处的地位关系，方在繁盛或业已衰落，你总能将它们归入两类：一种是它居民的老家；另外一种——一个大旅馆。在这些城市中，人们为着办理事务，匆匆从各方面来，然后又匆匆的去，居民一代一代慢慢生息，没有人再去想念它们，它们也没有在别人心灵上留下不能忘记的深刻印象。但北平是个例外；凡在那里住过的人，不管他怎样厌倦了北京人同他们灰土很深的街道，不管他日后离开它多远，他总觉得他们中间有根细丝维系着，隔的时间愈久，它愈明显。甚至有一天，他会感到有这种必要，在临死之前，必须找机会再去一趟，否则他要不能安心合上眼了。[31]

“新知识分子”在这一类作品中表现了他们经常不愿承认的另一面：对于自己所激烈攻击的传统，他们其实是有着某些方面的依恋。

与关于上海的作品做一个比较，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林语堂在一篇题为《上海颂》的散文中将上海描写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32]这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林对这座城市的“不可思议”，“它的畸形，邪恶，与娇浮”，它的“生着青苍的皮肤，与僵硬的手指的肥头胖耳的银行家”，它的“吃人参汤燕窝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们”，它的“滑头滑脑的旅馆茶房”以及按摩女、妓女、鸦片烟鬼和其他所有人都极尽嘲讽。他讽刺不懂得吃西餐规矩的暴发户，和从不肯错过机会，练习他们有限的几句“Many thanks”和“Excuse me”的学摩登的人们。他嘲笑“把书包放在跨下，坐在黄包车上，穿着卷筒的短袜，带着上面绣着各种颜色的知更鸟与**的帽子”的女学生。他鄙视那些在本国毫无身份，却在中国“昂然而不客气”的外国人。他把上海称作“强盗、官僚、督军与骗子的都市”。这座城市对他来讲是“中国的安乐窝，在那里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实的”[33]！现代派小说家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在光怪陆离、歌舞升平、充斥着靡靡之音的上海找到了新的感觉和表达方式。[34]茅盾则用无情嘲讽的笔调虚构了一位地主老太爷由于受到上海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惊吓，又被少妇**的白腿刺激，最终晕厥乃至暴毙的故事。[35]

“新知识分子”对北京的依恋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审美趣味和偏好的生活方式，例如，欣赏北京的建筑，喜爱较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等等。不过，这种不同也有其社会因素的一面。在北京，并不是很多人能享有像知识分子那样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占据着社会等级中的高阶，社交圈里都是和他们认可、欣赏同样的社会地位象征的学者名流。这样一种环境给他们以安全感，让他们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们不断地批评政府，这说明他们相信自己的学术智识工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管他们对政府的表现是否满意，至少还是有一个中国人掌权的，他们可以批评的政府在那里；而这个政府，尽管有时采用的是他们不欢迎的方式，至少还是必须对他们的批评和要求做出某种回应。也只有如此，他们的那些政治理想才会有意义。旧的社会等级于是就这样在北京改头换面后，顺利地继续着自己的统治，而新的系统和现代化的设施（包括那些都市空间）理论上正是为“新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准备的。如果在上海他们会有做“他者”的感觉，在北京他们则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们眼中的“他者”。北京城中的“新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本雅明眼中的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或城市闲人。他们不是人群中的诗人，他们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他们与本地人的接触止步于与拉着他们足不沾泥地穿街过巷的洋车夫之间往往不大顺畅的沟通。他们很清楚这种隔阂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除非是在像邓中夏那样的共产党员想要鼓动群众革命的时候。[36]

“新知识分子”在北京的生活实际上过得很惬意，以至于会乐不思蜀，认北京为“故乡”，反把本地人当成“他者”。[37]但他们并不会像旧京学者那样将这座城市和它的价值绝对化，即便是把北京写成“故乡”，他们还是会在与其他地方的比较中看北京。当他们认北京为“故乡”的时候，背景中永远会有上海的影子：北京可以是故乡，是因为上海不可以。1938年1月，《旅行杂志》发行了一辑关于故乡的专刊，其中的一些文章有助于阐明这一点。孙恩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的故乡在哪里》的文章。他家世居上海，但他却不觉得上海，“东方第一大都会，人口三百万众的大上海”，“摩天楼不夜城”，可以成为他的故乡。他只能把南市一带表现出来的上海当作故乡。“大上海一天一天地向外扩展，我心目中的故乡却一天一天地在缩小。最使我抱憾的，人家提起故乡两字时，总连带着涌现出青的山绿的水，或是使人常常称道着一种或几种好吃的东西，和一些认为珍贵的土产。上海除了油腻黄污的黄浦，足矣确切代表江山的‘江’字之外，要找别的故乡的‘灵魂’，那就非常困难了。”[38]

圣诞节前，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要寄不少的贺年片回去，在那里面就有许多关于我故乡生活写真的画片，什么黄浦里的高桅沙船呀，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捕呀，跳舞场里舞女呀。等而下之，马路旁边的剃头担，大饼摊，还有现在做着人家父亲们的幼年写照——穿着红道袍式短褂，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的，祖母时代的女子服装等，都可以做画材。在这许多画片中间，如果要叫我拣选一张，作为我故乡的纪念品，那就很难哩。[39]

对于“新知识分子”，来说，上海作为故乡太新潮、更新太频太快、太大都会、太工业化、太洋，而北京在他们的想象中之所以可以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故乡，正是因为它具有和上海相反的特质。

然而，当他们抒写北海公园的静谧的时候，这些“新知识分子”却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生活的闲适步调是和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把北京而不是上海称作故乡的时候，却无法否认“乡土”以及“故乡”，作为一种常常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已经被“五四”运动灭亡了，正像鲁迅在《故乡》中意味深长地写下的：“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40]

阎重楼在《我没有故乡》一文中阐述了这一点。离开陕西故乡十余年，每次回乡，他都发现自己已无法久住，总是几天后就急于离开：

我和故乡的关系好像是愈离愈远了。至于故乡的民情风俗，一般可说是淳厚质朴；不过淳朴的人见识不免浅近，所以也就是缺少能够应付当前多面的繁重的事物的那种新精神和智慧。我的题目标明“我没有故乡”，其实人怎会没有故乡，人又怎会不爱故乡。我的意思是人不要抱着死守故乡的观念罢了。——人能充实自己，即使离开故乡，也能保住故乡；人自己没有进步（甚至退步），那即使死守着故乡，故乡也是保不住了！[41]

北京被看作故乡的原因正是上海不能成为故乡的原因。将北京作为故乡是在政治考量下有意识选择的结果，上海等地则是做出这种选择的参照点。

从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也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北京是他们的故乡，并不是因为北京对他们而言含有什么绝对的价值，或者北京城的历史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琐细中扮演了什么决定性的角色，而是因为一种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北京城的历史被政府的都市发展工程破坏，他们并不痛心；日军将这座城市从中国的版图上夺走，使它不再是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当家做主的地方，他们才开始难过。北京本地人是在日常生活琐细的变化中体会到现代性的来临的。他们会在预期、想象中寻找应对之策，甚或依靠为未来保全的一份历史而获得抗拒之力。然而，在南方来的“新知识分子”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威胁，北京也并不会因之而消失。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的过去。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与北京本地人对北京的印象几乎恰恰相反，本地人觉得是新的，他们则认为是旧的。本地人已经觉得当下的北京不再是他们熟知的城市，而这些知识分子则把北京当成整个国家“古老”一面的象征。本地人感觉到北京正在受到现代性的威胁，这些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座停滞沉睡的城市，甚至日本的入侵——他们眼中真正的威胁——都没能将它唤醒。对他们来说，是日本侵略军的出现才彰显了中国的历史根基在这样一种全球现代性之下的脆弱。只有当北京作为国家传统的象征被这样威胁的时候，“新知识分子”才开始怀念这座城市。然而这并非是一种个人的怀念。北京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与从内部看北京，把北京看成一个自足的文化地区的老派学者相反，“新知识分子”们总是从外部看这座城市，把它当作一个国家的地理区划和象征。

以国家的视角看北京是“新知识分子”与北京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北京只是这个国家中他们可即可离的一处城市。不过即便是离，他们也还是可以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北京，因为它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与老派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后者来说，一旦离开这座城市，北京也就不复存在——北京之于他们不只是皇家建筑或者公园游乐，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浸润到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中。有趣的是，只有面对日本侵略威胁的时候，“新知识分子”才从北京的山野亭台、宫庙古迹中抬起头来，转而开始书写北京人创造、生息的北京，才开始认同于北京，并放下了对于北京本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学者式的超脱与疏离，然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他们看到北京作为国家的历史文化首都面临入侵威胁的时候。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悖论：只有当北京在外敌威胁下成为国家象征，“新知识分子”才会对北京本土特质有个人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