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知识分子”书写北京的作品的焦点也在不断转移。尽管由于不同时期作品内容上的交叉重叠，无法做出一个严格的分期划界，这种转移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这些作品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以及1936年到抗战早期。

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初是以“新知识分子”在旧帝京积极（尽管有些时候是批判性地）参与建立新的民国都市秩序为标志的。这些作家以西方城市为样板，期望建设一种都市文明，并要求更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机制。他们的作品主要涉及公民的权利和职责的问题。他们的个人经历则成为对新民国城市公民职责现状的更广泛的社会学观察评价的基础。社会公平、城市管理，以及公共场所内的行为举止是关注的重点。

民国共和的政治理想如何在都市生活中，特别是城市的公共场所中得以体现，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北京满城靠捡煤核、乞讨等为生的贫民曾使李大钊深感痛心，他认为这不是民国首都应有的状况。[2]他还和陈独秀一起抗议施加于游行学生身上的政治暴力，主张允许在城市街头和平示威。[3]周作人以自己与警察的遭遇为例，批判后者对市民的不法待遇。1919年6月5日，他在前门一带遇到路过的骑警马队恐吓路人。多少也是为了谴责政府近日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周将这次经验写成一篇短文，批评“共和”与“法律的缺失”。他评论道：“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到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4]而对于女作家冰心，北京则是她可以展开慈善工作的地方。1920年12月中旬，她到京城各校为灾民募捐，并深深为认捐者表现出来的新民国公民的社会责任心所打动。[5]在《到青龙桥去》一文中，她记叙了和一些军人的相遇，惊讶于新民国军人的礼貌和守纪。[6]对于她来说，理想的北京应该是一个包括军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样负责守法的文明社会。

当把北京与西方城市比较的时候，这些作家会批评市政管理的低效。陈独秀的《北京十大特色》描述了一个旅欧归来的朋友对北京的印象。照这位朋友看来，北京与欧洲城市相比，缺乏秩序、总体城市规划，以及一种“公共精神”：

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他说在北京见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一）不是戒严时代，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二）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三）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拦阻。（四）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五）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六）刮起风来灰尘满天，却只用人力洒水，不用水车。（七）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八）分明说是公园，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九）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天下第一！[7]

显然，这十点批评的大多数都以西方城市为参照，并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著名记者、社会批评家邵飘萍针对北京的街道与公共卫生写过的一句话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邵认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一个首都所在的地方，街道坏到这步田地”[8]，一定是不可思议的。而在邵看来，城市基础设施如此糟糕的原因就在于一大半修马路的经费都被市政公所“吃掉了”。据他报道的数字，筑路养路经费只有五分之二确实用在了路上，而五分之三都是用在人员开支上，或者干脆被贪污掉了。[9]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中央公园、厂甸、十三陵、陶然亭以及长城是“新知识分子”们最常前往也最常写到的地方。当时没有多少新开放的公共园林场所；除去中央公园之外，上述的大多数都是历代文人经常造访的景点。厂甸的魅力来自于它吸引大批市民的古旧图书生意和集市。至于中央公园，“新知识分子”们则更看重在公园中的活动，而并非园林景致。他们关注的是人们在这个新辟的公共空间中举止是否恰当。钱玄同在1918年参观中央公园后，抱怨他遇到的一班表演京剧的人过于作怪吵闹，破坏了公园的幽静。[10]鲁迅则撰文记叙自己怎样在中央公园因为受到卖糖果伙计的怀疑而气恼。[11]这些文章中都有很明白的启蒙思想。然而，无论对公园的现状满意与否，这些文章都把公园看成了来自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融会交往的场所。大体上说，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空间区隔的程度相对较低。

1924年到1935年是“新知识分子”写作的第二段时期。这是一段关于北京的各种不同见解灵活共存的时期。知识分子们显然在感觉到与北京更深的联系，并开始找到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像俞平伯、石评梅、陈学昭、高长虹、朱湘、叶灵凤、郁达夫以及孙福熙都在文章中明确地点出了自己的乐游之地。[12]他们的笔下不但有故宫博物院、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先农坛、城南游乐园等京城所有的博物馆和公园，也有陶然亭和西山这样吸引过历代文人的地方。这样一份名单还要包括新开放的天安门，偶尔也会出现北京下层市民夏季常常游憩的什刹海。那时候的琉璃厂是北京图书文具的中心，北京饭店则提供了品尝西餐、跳舞娱乐的场所。曾与鲁迅一起在琉璃厂访印诗笺的郑振铎是这一作家群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很喜爱北京的天安门、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太庙、国子监、景山、故宫博物院、钟鼓楼、什刹海和陶然亭。[13]郁达夫的游京日记则提到了四类他去过的地方：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公园与博物馆（天坛、景山、故宫博物院、万牲园、北海、中央公园和西长安街），商业区（琉璃厂和西单的书市、东安市场和天桥），以及饭店（中央饭店、大美、丰泽园、正阳楼）。除此之外，他还去了北京饭店用餐、跳舞。[14]

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中，通过他们对北京的经验与描画，“新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北京正在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然而，从上述名单看得出来，他们日益钟爱的北京并非一般市民、市井小贩、人力车夫等大多数长期居民的北京。他们的北京是由帝京转型而来的公共景观园林，是文人墨客云集的琉璃厂，或是摩登消遣与古迹奇观比邻交错的旅游者的北京。北海公园是很多“新知识分子”最为认同、最常流连的地方。陈学昭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她一次清晨造访北海的经历。走出北海的时候，她看到街上虽然已有很多行人，却没有一个走进北海；北海被行人们完全忽略了。陈写道：“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罢？”[15]叶灵凤将北海与中央公园相比：“实在，在（中央公园）一望去几百张藤椅的嘈杂人声中，去夹在里面吃瓜子，去品评来往的女人，实在太乏味了。”北海在他看来便好得多：清洁、安静，没有讨厌的人和嘈杂的活动。[16]高长虹则把北京四处公园作了一个比较：“先农是下流人物传舍，中山装满了中流人物，北海略近于是绅士的花园，那末，南海！让我赠你以艺术之都的嘉名吧！”[17]“平庸的游人们当然是最好到那平庸的中山公园去写意了！……我在北海停了两点钟，没有看见五十个人，所以她做了我的最好的工作室了！”[18]师陀同洋发现什刹海是专为小市民准备的，而中山公园[中央公园]则三教九流杂处；两者都不如北海那样合“新知识分子”的品位。[19]在“新知识分子”的北京与旅游者的北京之间有明显的重叠。当时在《旅行杂志》上刊载的旅游栏目《北平七日游》推荐旅游者游览的同样是天坛、先农坛、钟鼓楼、雍和宫、孔庙、国子监、颐和园和西山景点、故宫博物院、中央公园、长城、景山、天文台、汤山以及万牲园。[20]“新知识分子”与旅游者视角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北京的主要魅力在于那些自然历史景点的景观化的皇家园林，而不是当地人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在国家而非本地视角下的城市观。

“新知识分子”们并不只是在纵情描摹钟爱的景点，他们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提出了对这座城市的批评。那些对于旧京学者来说曾是北京本土文化特质的东西，一旦拿出来与西方城市相比，或者放到国家发展需要的语境下，就似乎显得过时、寒酸了。章依萍曾这样批评过北京城的“古”和萎靡停滞：

北京，北京是一块荒凉的沙漠：没有山，没有水，没有花。灰尘满目的街道上，只看见贫苦破烂的洋车，威武雄纠[赳]的汽车，以及光芒逼人的刺刀，鲜明整齐的军衣，在人们恐惧的眼前照耀。骆驼走得懒了，粪夫肩上的桶也装得满了，运煤的人的脸上也熏得不辨眉目了。我在这污秽袭人的不同状态里，看出我们古国四千年来的文明，这便是胡适之梁任公以至于甘蛰仙诸公所整理的国故。朋友，可怜，可怜我只是一个灰尘中的物质主义者！当我在荒凉污秽的街头踽踽独步的时候，我总不断的做“人欲横流”的梦，梦见巴黎的繁华，柏林的壮丽，伦敦纽约的高楼冲天，游车如电。[21]

丁西林在他讽刺性的杂文《北京的电车真开了》中表达了和章同样的观点。丁列举了一系列北京电车存在的问题：电车比洋车走得还慢；规章不明或有章不循；没有明码标出票价；要价过高。[22]

以同样的批评态度，陈炜谟对北京的评价是：污秽、令人感到孤寂、充满社会不公。陈认为真的北京在宣武门地区，因为北京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这里你能找出高尖的西式的建筑，又能找出褪色的古旧的牌楼；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街心跑，两旁便道是笨重的骡车，垢面的本地人……各色各样的。”[23]彭芳草则更是全面地厌恶北京，强烈地憎恨关于北京的一切。在他眼里：“古的，老的充满了一城，就是所谓新的也皆是被暮气薰过了的，于是乎无往而不是灰色……而北京终于是许多外国的观光者前来赏玩的一个地方。可怜一国的首都只能供给这点点子的好处。”[24]徐訏则反对以怀旧的眼光看待北京。对他来说，为很多人所向往的北京的闲适生活不过是一种想象：“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惯了，或者你有了正确的意识，明显的立场，那对于北平的悠闲缓慢就会觉得可憎。”[25]

几乎像是在总结批判北京的意见，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徐志摩把北京称作“死城”。他拟想了一位大学生与看墓老人的对话。学生问道：“那你爱不爱北京？”看墓人几乎大笑：“这学生问的话多可乐！爱不爱北京？人穷了，人老了，有什么爱不爱的？”徐最后的结论是“北京就是这死定了”。[26]

贺昌群试图对北京的问题所在做出政治经济角度的分析。他承认北京从容的生活有令人流连的地方，却同时认为北京最薄弱的方面在于缺乏民族工业。上海的生活是紧张的，连撤污的时间都得列入日程。在北京什么却都很从容：大街上人们怡然自得地行走，看到一辆汽车，老远就躲开了。他承认北京是文化的中心：无处不是旧书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董铺和文化遗迹，无时无刻不激起一种思古的幽情。然而，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又是过于舒松了；人们的生活过于逸乐，很难再想到国家大事。随着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北京的繁盛已然没落。他相信中国的振兴希望在于长江流域；而北京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已经不再是举足轻重的所在了。[27]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入侵的威胁下，批评北京的声音弱了下来。怀旧开始成为这段时期“新知识分子”写作的主题。仅剩的批评指向的只是北京市民的软弱和不抵抗；而地理意义上的北京则已经变成了全中国共享的财富。这一趋势在1936年发展到了**。在大多数“新知识分子”都撤退到南方以后，他们写下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怀念北京的日常生活。

这时的“新知识分子”已不再絮于自己钟爱的所在，如北海，几乎完全从北京的画面中消失了出去。他们终于开始关注本地人的世界。在1936年以前，观察描写本地人的文章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了1936年，对北京生活的描摹则已经完全是对北京本地人的描摹，再不见了作家们本人的形象。他们不再记述个人经历，不再用疏离、批评的语调主导自己的叙述，笔下尽是别人的生活。这样，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距离既拉大了，同时也缩短了：拉大是因为他们写下的并非自己的经验，缩短则是因为他们不再强调北京市民相对于自己的“他者”身份。他们将北京本土文化当作被日本入侵威胁、面临毁灭危险的一份国家财富来描绘。郁达夫曾经这样感情洋溢地形容过这种态度：“五六百年来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遥忆，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进展，永久地为我们黄帝子孙所保有的旧都城！”[28]

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对北京表现出来的种种情感之间并没有相互矛盾。他们所爱的北京是“都市的、现代的”北京，他们批评的北京则是落后、拥挤、下流阶层的北京。“新知识分子”认同北京城中的一些地方，对它们有一种拥有感。相对于老派学者笔下的胡同与庙宇，他们认同的地方是在政府统筹规划下兴建的公园和新商业中心。“新知识分子”乐于利用、欣赏政府都市改造工程的新成果。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轨迹也就不同于本地人。实际上，他们经常甚至是有意地要把自己与本地人分别开来。他们爱静，而不喜欢天桥的热闹。他们爱自己的一处小小世外桃源，一处“绅士的花园”——最好是“艺术之都”，而不喜欢看到拥挤的人群。当对城市做出批评的时候，他们采用的是与政府一致的自上而下的视角，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要求市政管理水平要比现状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加有效。

在他们眼中的北京，帝京与民国城市发生了有趣的重叠。这些知识分子喜爱的景点中，很多都是由以前的皇家礼仪场所改造成的公园与博物馆。不过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当下：帝王禁地已经变成了公园，变成了他们可以享用茶点、聚会亲友或自得其乐的所在。他们评价这些地方重要的标准在于：是否清洁、安静，是否有足够多的隐秘角落，使他们可以不必看到别人或被别人看到——尤其是那些和他们不同阶层的“别人”。

与旧京学者不同，他们并不重视挖掘地方史。在他们的文章中，历史一直是一个含糊的背景。他们对于皇家建筑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9]对他们来说，那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他们并不感伤于皇权的崩溃，也不愿意强调他们喜爱的那些地方原本是皇家礼仪场所这样一个难免会和他们对“新文化”的意识形态憧憬发生矛盾的事实。他们惊讶乃至陶醉于北京城市和建筑的宏伟壮丽，却并不承认这座城市吸引他们的魅力部分地是来自于它的历史。北京之于他们，只是一段剥离掉历史特质的审美经验。他们没有将城市定位于历史中的意识，并进而消解了空间的历史维度。如果说旧京学者迷恋于皇家建筑结构的细节，“新知识分子”们则先是将这些结构抽象为一般的审美原则，然后古为今用。

细读关于北京的“新知识分子”文学，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尽管在着意著述的更系统性的作品中，大多数“新知识分子”都心系未来，以国家富强为己任，他们却远非一个政治主张一致的共同体。他们无论赞美和批判北京都以大都会文化为参照系，但悖论在于，他们所欣赏的北京的大都会文化正是那些曾代表过皇家文化的东西，而他们理想的都市空间则恰恰要将“大众”——他们梦寐以求的“新国家”的公民——排斥在外。皇朝的过去成了“新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他们有意加以联系的对象，像对北京公园的赞美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使他们得以享受精英悠闲生活的因素——佣人、厨子、洋车夫、低廉的城市生活消费水平——则很难进入他们的写作。文学精英笔下浪漫的北京于是正是建基在他们与其他市民的距离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靠这座城市普遍的贫困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