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如是深情回忆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2]何炳棣对清华大学的“天堂”比喻或许是诸多其时生活、工作在北平的学者、文人、学生群体的一个“缩影”，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确实，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知识群体南北大迁徙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批知识分子重返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城市——北平，一度黯然失色的故都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重新焕发光芒，以及一系列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学术资源的引入，开始了一个学术文艺建设的“黄金时代”。相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政治化、党派化和复杂的内耗，以及随着小报，甜俗、玩世杂志的大量涌现而呈现的“上海摩登景观”[3]，北平的学界、文艺界却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建设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主要活跃着几个大的知识群体。一个是以胡适等具有浓郁的政治关怀的学院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者群体，他们聚集在《独立评论》杂志的周围，利用清华、北大所拥有的学院空间，并与天津的《大公报》合作，积极拓展谠言议政和政治参与的空间，试图以建设性的理性态度重建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重心。

一个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鲜明的文化关怀和文艺趣味的作家为中心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也营建了属于他们的交往网络，《骆驼草》杂志、《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性私人交往网络，在这个群体的交往中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传统光泽。

而林徽因、朱光潜、金岳霖等既受到传统文化濡养，又开放地吸纳、融通了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文人学者，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另外一个知识群体。他们仿照西方知识界聚会的形式，在北平形成了声名远播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星期六茶会”等公共交往空间，作为京派文人的典型群体在文学史的长河激**起了最美的浪花。自然，这些群体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享受着同样的文化传统留存的物理空间和精神养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在同样的学府里任教或求学，很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证者和产儿，又大都与当时中国第一大报《大公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渊源，因此笔者的这种群体划分主要是为了分析上的便利和清晰，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精神乃至命运往往是交叉的、叠合的，甚至相摩相**，共同弹奏出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