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评论》社与议政性公共空间的建构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独立评论》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同人杂志，之所以称之为同人杂志，是因为凝聚在这个杂志周围的学者大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无论在政治关怀、教育背景与社会身份等各个层面，都具有相当的“重叠性”。可以说，《独立评论》构造了一个政治性的“公共空间”。泰勒在回答什么是“公共空间”这个问题上，曾作如下的解释：“牵涉于‘公共空间’之人们，假设性地来说，从未有机缘会面过。但是他们在一个透过媒体——在十八世纪，即印刷媒体——而形成的讨论空间中被联系，彼此宛如可以相见。书籍、宣传册子、新闻在受教育的公众当中流动、传阅；互通信息的主题、分析、反论……相互交涉、交锋与批驳。它们广泛地被阅读，而且常常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馆、沙龙以及在更具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地方，如议会当中，人们彼此讨论它们。进由这种过程得出来的普遍性的观点，若有的话，就可以被接受是为在这新的意义下的舆论。”[4]这种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虽然是外在于国家政权的，可又同时构成对国家政权的一种有力监督，并可在适当的时候为舆论的作者进入政府机构创造机会。
这个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已经安于充当议政者而非“干政治的人”（如鼓吹好人政府）。如费侠莉所分析的那样：“与《努力》的对比暗示出学术界知识分子面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到了1932年，丁文江及其伙伴在中国知识分子背离孔儒关于知识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达到一个新阶段。他们不再轻易假设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亲密联系，这一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把知识分子作为受过教育的人摆在政治进程的中心。在《独立评论》中，作为自觉的局外人和对社会抱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他们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识分子的手笔。知识分子的异化对他们说来是现代生活所预期的情况，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5]《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主要编辑人的政论杂志，胡适是这家杂志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可以说，《独立评论》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胡适与其自由主义同道们的日常联系，也同时作为一个纽带开辟了新的社会网络。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后停刊。胡适曾经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这样说明发起《独立评论》的缘由：“《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6]这种说法也可在独立评论社成员蒋廷黻的回忆中得到印证：“现在我已不记得是那一位发起的，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7]独立评论社初期社员包括胡适（主编）、丁文江、蒋廷黻（二人助编）、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以及负责编务的竹垚生、罗尔纲、章希吕，后又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只是为聚餐谈话方便，社员人数始终控制在十二三人[8]。
《独立评论》社员的内部交往模式与准则，蒋廷黻也曾经这样评价过：“在舆论方面，《独立评论》成了当时著名的刊物。《独立评论》不对某项专题作有系统的讨论，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请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9]
胡适的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立评论》社员聚、散、离、合的“文化地图”。“聚”指的是社员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会，意味着《独立评论》的开端和延续，知识分子的“聚”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表现。1932年1月28日，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草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蒋的办刊方针不高明。[10]1934年5月4日，五四运动1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胡适约请了《独立评论》社员晚上在他家聚餐。丁在君、蒋廷黻、吴景超、任叔永夫妇、竹垚生、周梅荪、涛鸣、何醉帘（廉）等《独立评论》经常的聚会成员都参加了。当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客人汤尔和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并在餐桌上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气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外交局势可能不会变得太坏。[11]1934年6月15日，《独立评论》社员再度聚餐，蒋廷黻在聚餐会上大谈国际形势，引发与会者浓厚的兴致。[12]自然，这种社员式的交往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有时也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发生一定的延伸。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来到胡适家中吃午饭，谈到一点多钟，主要话题是谈教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谈起用功的学生，更是眉飞色舞。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13]另外，如翁文灏出车祸后，胡适等人就充分地调动其社会资源，为翁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救助和治疗。1934年2月17日，胡适早起看报，得知翁文灏前一天在京杭汽车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车撞伤，头部受伤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险。他读了几乎堕泪，认为此种人才，世间稀有，岂但是一国之宝而已。午间去探访丁文江，丁在协和医院病榻上，对着胡适也居然无言，双泪齐堕，胡适就更感悲伤。[14]
“散”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时势变迁中的风云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独立评论》社员面对国事浇漓而不忍筑象牙塔于浩**时代洪流，而终于被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纷纷然入阁。这自然与胡适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自觉处于庙堂之外的“江湖”做政府的诤友大相径庭。对于朋友的这些“选择”，胡适自然免不了有一点感伤和惋惜。1934年3月2日晚上，《独立评论》聚餐，参与的人数非常零落，只有蒋廷黻、吴景超、周炳琳、吴宪、任叔永夫妇与胡适，共七人，与此前每次聚会的济济一堂构成鲜明的对比。[15]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收到翁文灏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灏当时也已答应做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当时《独立评论》社的另一重要成员蒋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担任外交次长，就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独立评论》社员有三人入政府，对于维持这份政论杂志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16]到了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另一成员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适去看他，其时他已就实业部次长之职。《独立评论》社员共有四人相继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17]。胡适面对这一境况，并不是消极等待，他想方设法挖掘新人，培养信任，试图组建新的《独立评论》编辑部。1935年5月17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张奚若在座。陈之迈当时才二十八岁，在胡适印象中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胡适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评论》社来，将来让他和吴景超、蒋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评论》编辑部。[18]
“离”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政治上的分歧。《独立评论》社员的交往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看法会全然一致。30年代在胡适、张熙若与蒋廷黻、丁文江等《独立评论》知识群体中爆发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并不为了虚假的和谐而掩饰内部的分歧，相反在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可以为了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仍旧是朋友。这也是这个知识群体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遗风而性情毕露的表现。1933年6月13日，胡适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见着李仲揆、傅斯年。在此之前傅斯年因为胡适关于保全华北的政论，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社。但同时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此次胡适与傅斯年长谈之后澄清了他的误会。他认为凡处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并建议认为《独立评论》立言太过温和的朋友们多写一些不温和的政论，而不能因为对杂志言论立场不满就当甩手先生。[19]因此，在胡适看来，《独立评论》绝对不是宣传某家某派政治观点的阵地，而是公共的进行辩论和说理的园地。这种论辩性的公共交往并没有削弱这个知识群体的友谊，反而强化其交往。
1934年1月8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85号发表一篇文章论述武力统一中国之不可能，其直接论辩对手就是此前《独立评论》上主张武力统一的蒋廷黻、吴景超。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这两个朋友的论调的效果将会是“教猱升木”[20]。围绕这一事件，胡适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多有涉及。1934年12月20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在君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二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栗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21]1936年1月26日，胡适在给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信中写道：“今早经农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纪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22]胡适对友朋虽不无惋惜，但既然事已至此，他就屡屡写信劝诫这些《独立评论》的老友要“出山要比在山清”，不能做纯粹官僚和顺从的“奴才”，而应该继承古代士大夫遗志，成为政府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
“合”指的是尽管《独立评论》的成员在政治言论上并不全然一致，而且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取舍，但他们对于《独立评论》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境况中应该承担的使命却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可，对于该杂志也大都有着浓烈的情感注入。这份情谊可能是维系这样一个以《独立评论》为联系纽带的知识群体在时代风云流散中不至于彻底分崩离析的关键所在。1934年1月28日下午，胡适到清华大学，见着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在蒋廷黻家吃茶，钱端升从天津来。期间蒋廷黻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23]最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胡适本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三番地表示其甘愿牺牲个人时间为《独立评论》工作的原因。1934年4月9日，胡适在日记中说，近几个月来，《独立评论》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评论》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他的妻子江冬秀常常因此而责怪胡适，劝他早早停刊。胡适常常这样开导她，“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作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24]这种《独立评论》群体之间的“合”不仅表现在这种言语之间的认同，而且表现在当杂志被政府迫害的时候，胡适敢于担当责任，为朋友开脱的政治勇气和道德意识。
1937年3月7日，胡适为《独立评论》复刊事，专门致信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北归后曾访秦市长，托他代向先生约一个进谒的时间，以便当面向先生道歉。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变的消息，人心都为此事所震动，无暇顾及此种小事。兹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此报已停刊三月有余，现适在医院割治腹疾之后，已稍复原，拟俟身体完全恢复，即继续出版。以后适长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长。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25]经过据理力争和政治周旋，《独立评论》在停刊四个多月后终于于1937年4月18日复刊。在复刊后第一期的《独立评论》上，该杂志的重要作者张佛泉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对言论及结社自由等基本问题作了细致而精辟的分析，并指出以《独立评论》为象征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健康的公共批评，乃优良政府（中央、地方、市政，都没有分别）所必需的条件，它与政府是一事，是不能分的，是须同时存在的。社会上自由独立职业者的没有用意的、没有恶意的、没有背景的良心话是应该，是必须尊重的。不歧视这样的意见是为政的最低条件，能采纳这样的意见方证明为有真学问。”[26]张佛泉的这段话很透彻地阐明了支持胡适等知识分子矢志不渝地办《独立评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们一致认为自由独立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性，这也是凝聚这个知识群体在《独立评论》的旗帜下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独立评论》的社员中，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陶孟和、吴景超等人的关系网络自然构成了这个“公共空间”的核心，仔细爬梳这些学人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可以从社会交往史的角度为解释当时的北平自由知识界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中这样记述道：“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我认识君和新六好象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27]
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模型，1952年12月20日，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说：“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给他校阅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来。那时候，他就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胡适之的‘保驾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替我作了保护的工作。……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8]
蒋廷黻也是因为离开了天津南开大学，就职清华后迅速地进入北平自由知识分子圈，据其回忆：“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清华教授集中住在三处。我住在北院。北院七号是叶企荪和陈岱孙，他俩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乐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张奚若和钱端升，物理系的萨本栋和周培元。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课一次。因为编《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我常到城内总社去。透过这些关系，我一直和城内一些朋友们有接触。”[29]至于他与胡适相识的过程则是这样的：“我在1923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1931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人参加。”[30]
傅斯年与丁文江的相识则是首先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傅在纪念丁的文章中说：“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31]
翁文灏如何与胡适相识，又如何成为胡适所谓“八九个朋友”之一的，暂无确切史料可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二人即已有交往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大学、中基会、丁文江都可能是他们相识的媒介。而翁与丁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关德懋在《翁文灏其人与事》一文中指出：“笔者认为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两位师长型人物的领导与爱护。一位是丁文江，在他悼念丁先生的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与在君先生相从廿余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实敬他为师。……’他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一个从政的学者，是丁文江向先总统推荐而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丁死他失去导师。”[32]《独立评论》的社员吴景超是一个社会学家，30年代“北方情势，岌岌可危。一时爱国学人，忧时志士，均感到救亡图存，实为刻不容缓的急务。吴先生遂于是年（1935年底）离开清华教职，随同翁文灏、蒋廷黻诸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增强团结力量，从事抗战”。[33]
陈仪深在对于《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考察中指出：“在民主思想方面，实以胡适、陈之迈、陶希圣、萧公权、张佛泉、陈序经、张熙若、丁文江、蒋廷黻、任鸿隽、吴景超等几位为最重要。……《独立评论》的作者群，若以职业身份来看，大致的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助教＞编辑报人；若从地区的分布看，显然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分散在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34]因此，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独立评论》为纽带创造了一个“志业共同体”，这个志业共同体既包括“面对面的实质的共同体”（指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见面的成员），同时也包括“想象的共同体”（指因为对《独立评论》言论的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
这个“志业共同体”的构造者绝大部分来自学院等空间网络，他们也不是匀质化的扁平共同体，而是一个立体的分层的共同体。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吴景超、翁文灏等自然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他们通过编辑委员会、聚餐会、中基会、欧美同学会、大学、书信往来乃至与政府的勾连等方式形成密切的联络，而他们的友情的建立往往又是通过共同的留学经历、师生关系、杂志社共事、朋友介绍、大学同事、同乡关系、社团、以文会友等各种方式。在这个关系网络的建构中，学缘、业缘、地缘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更关键的在于：他们都是一群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生活情趣与文化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核心层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也会因为分歧而产生冲突，如上述胡适与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政治观念的冲突，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还发生过“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同时这个核心群体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之中，就如胡适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社员们纷纷“入阁”直接干政治去了，如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等人，但同时又在不断补充新的核心成员，如张熙若、陈之迈等人。
在这个核心层以外的就是经常性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群，他们也许一辈子也未尝与胡适等人见面，有些也只是短暂地与胡适等人相识过，但因为这样一个“阅读的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分享着对于时事、文化与政治的理解，并且可以在《独立评论》上创构出一个“舆论空间”，形成理性而睿智的讨论，例如，1934年胡适就与寿生、子固、吴其玉等人就中西文化的优劣展开过一场激烈而不乏价值的论争。而胡适在《独立评论》每期后所写的“编辑后记”更是以务实而恳切的口吻塑造了一个“交流空间”。章清则进一步认为《独立评论》社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权势网络”，他认为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建立起他们对学术的关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从教育背景来说，这些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衔人物，大多具有留学背景，留学期间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起密切交往的第一层管道，也为归国后共同创业奠定了基础。这里既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如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留美期间因为文学因缘以及筹划“科学社”，建立起密切关系；而胡适与宋子文，因为同任《留美学生季刊》编辑，也为他们未来在政治上的沟通作了重要铺垫[35]。
（二）北大、清华与学院性公共网络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书院是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网络，书院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为来自不同地域的士子提供了聚集的交往空间，同时，书院更是一个延续传统、知识谱系与批判性文化的精神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书院成为一批有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非制度性平台。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认为：“书院是研究学问，也就是探究‘道’的场所，是以此为中介的人和人的结集的场所。但是，如果那学问是实践性的，且具有政治内容的话，从书院到朋党之间的距离就绝对不远了，朋友关系成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党派的形成，也就是当然的事了。”[36]
到了近代中国以后，随着西方式的建制化的大学制度的引进，新式学堂和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交往的新的空间网络[37]。现代的学院基本上是根源于一种共同探寻纯粹知识的学术目的，这些学院知识分子被安置在一个个学科分工的院系从事专业性的研究，以专业为基础建立了学院内的知识分子交往网络。同时，延续了传统的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往往又会跨越专业的藩篱，建构出具有一定政治品质的同人群体。血亲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乃至同乡关系在学校这种新的交往空间中成为构造不同的知识群体的重要触媒，而知识群体在形成之后往往会获取一定的体制内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又成为吸纳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加盟其社群的重要因素，从而可能形成以不同的核心人物为“圆心”、以他们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半径”的交往空间，在这些不同的交往空间，活跃着具有不同习性、关怀与特点的知识群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然是考察这些遵循着不同的圆心、半径而形成的知识社群的典范。
从空间形式来说，大学里面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层次：首先是以学校、院系为纽带的交往空间，这种交往同时又是跟个人的审美趣味、治学取向、生活习性等交织在一起的，学校、院系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契机。1931年夏到1937年冬，钱穆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他的个人交游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窥当时学院知识分子网络的窗口。在这种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往往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联角色。钱穆与汤用彤的认识和友谊开始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据其回忆：“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38]其后，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汤用彤也就把钱穆当作人生难得之知己。他相继介绍了许多朋友与钱穆认识。哲学家熊十力从杭州来到北平后，暂时没有地方居住，又是汤用彤与钱穆商量，从钱的居所让出一部分给熊居住。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个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又安排他住到自己的寓所的前院一书斋。蒙文通从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与钱穆自然成为同事。蒙文通与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都曾经去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听讲佛学，结交为好友。蒙文通之所以能进北大历史系教书就缘于汤用彤的力荐。
钱穆认识陈寅恪和吴宓也都是因为汤用彤的介绍。汤用彤与陈寅恪是出国留学前的清华同学，而汤用彤与吴宓又是中央大学的同事。钱穆在北平就经常与汤、陈、吴聚会、聚餐、闲聊。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有新朋友加入这个共同体。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据钱穆回忆：“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3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学院网络中同事、同学关系是最重要的衔接纽带。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经常合聘教师，教师在这三个学校流动性也很强，而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通过师生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院网络。
学院自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性空间”，但这种知识分子交往更重要的还是遵循着趣味、志业、关切、习性等抽象的共同点而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达至了近乎亲情的境界。很多学者都是远离故土，来到北平教书，他们在理智上都是爱好孤独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旧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对话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从而提升境界，扩大视野，因此，学院的网络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交往平台。如钱穆就对当年的聚谈津津乐道：“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40]
其次以同学、师生等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北平知识分子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网络，再如胡适与留学美国同学的交往网络，这种网络往往通过中基会、欧美同学会等形式表达。例如，胡适在日记中曾经多次记载：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41]1934年3月25日，“中午，在清华同学会开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委员会。何淬廉主席。到者，刘奴万、陈翰笙、陈达、陶孟和、梁庆椿。”[42]
1934年5月12日，“美国大学同学会在颐和园开会，我是会长，不能不去。邀了陈受颐、陈受康兄弟两对夫妇同去”[43]。1934年6月20日，“下午三点开北大中基会合款顾问委员会，开会后，会员六人（梦麟、叔永、孟和、孟真、洪芬与我）同去看翁咏霓，他已在十六日移回家了。他大有进步，送我们直到大门外。”[44]除了这种相对平等式的交往外，就是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的学院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教师除了给学生传授知识外，还往往通过其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为学生创造机会，甚至包括就业机会。试以胡适与千家驹的交往过程为例来分析这种网络的特性。
1932年，千家驹将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在读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赚取稿费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也被胡适注意到。胡适在去南京途中知道他是北大学生，回到北平后与其得意门生吴晗提及。恰好吴晗与千家驹是建立在同乡同学关系上的莫逆之交。于是，千家驹顺理成章地被吴带去拜访胡适。闲聊中胡适询问其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千家驹坦言没有着落。胡便把千家驹推荐到其朋友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45]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怀疑他的能力，而且赵也不认可千的思想“左倾”，就没有同意。万般无奈之下千只好写信给胡适，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千家驹在1935年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这个时候离其从北京大学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其老同学。事实上，千家驹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他自身的要求，而系胡适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即使连千家驹本人也是从陶孟和处知悉事情的前因后果的[46]。
在这样一个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地缘、学缘和业缘在综合地发生效力，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资源，积极地扩展其个人的社会网络。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则的，至少就千家驹这个个案而言，被吸引入胡适的庞大网络的一个前提是被吸纳者具有出众的才华。胡适爱才在民国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对于清华政治系的青年教师陈之迈和《大公报》的张佛泉都是先睹其文，然后引进其交往圈子。
另外以同乡、邻里（居住空间上的接近）等空间因素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知识分子交往中也发挥着作用。在传统社会，以宗法体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依托于地方性，成为知识分子建立认同感的重要来源。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逐渐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流转，原本稳固的乡村儒学共同体被打碎，在城市的学校、传媒、商会等现代性都市空间里，地缘作为一种架构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因素并没有被摧毁，反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是人情社会[47]，实际上地缘相对于血缘在学院知识分子建构网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同乡、同学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稳定关系网络的主要纽带，人情、面子与乡谊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在维持与拓展知识分子网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会通过同乡会等方式发挥周期性的组织功能。[48]
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说，同乡关系自然也成为构造人际交往网络的显著因素。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也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但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朱希祖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49]
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名家萧公权曾在清华度过五年时光，他在事过境迁后的回忆中指出，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清华几乎接近理想。当时他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一年之后，“新南院”教职员住宅落成，他们迁往六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他的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萧公权先生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的工夫，把原来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这是他课余消遣的主要活动。清华园离西山不远。周末或假日他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他们一干文友同僚游踪所到之地[50]。
因此，居住空间的接近自然有助于学者的交流，使得基于学校、院系等制度性空间的正式交往能够转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表现为闲聊、博弈、打桥牌、听戏、喝茶、出游、逛旧书店等多样化的方式，习性与情趣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在著述之余交往的因缘。自然，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并不都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有时候甚至会表现为一种“粗暴方式”，地缘与学缘也经常牵缠在一起，构造出更密切的交往结构。汤一介曾经这样描述作为同乡、对门的熊十力、废名的故事：“在1949年前中国有两个怪人，一个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一个是莫须有先生的化身废名（冯文炳）。大概在1948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51]
最后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以学生社团、学生刊物为纽带形成的交往网络。近代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是形成交往网络的重要媒介，学生刊物往往依托于特定的学生社团，而学生社团往往又通过学生刊物来传播其思想观念、知识兴趣与审美趣味，名曰学生社团，其实又与教师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从而将教师与学生群体依照一定的交往准则联结了起来。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新潮社与《新潮》杂志就是这种校园刊物的典型，罗家伦、傅斯年等都是这本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同时这个刊物的学生群体与《新青年》群体形成相互呼应之局势，《新潮》杂志作者通过这种联结能够迅速地进入《新青年》杂志的同人群体，而《新青年》的作者、编辑也经常在《新潮》撰写文章，并担任编辑，如周作人就曾经担任过《新潮》编辑。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文学非常繁荣，其主要媒介就是《清华周刊》与《清华校刊》等学生刊物，教师也成为这些刊物的重要作者，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校园知识群体网络。据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研究：“1932年2月，校刊报道《清华周刊》文艺职员名单，其中吴祖襄任文艺栏主任，钱锺书任英文副刊主任，编辑中有郝御风、孙毓棠、王香毓、霍世休、徐雄飞、林庚等文学爱好者。其阵容是很强大的。同年四月《清华周刊》推出。‘文艺专号’，在其上撰文者有平伯（俞平伯）、西谛（郑振铎）、吴祖襄、郝御风、林庚、李文瀛、吴大琨、申府（张申府）、叶公超、长之（李长植）等。5月18日，清华中国文学会开执行委员会，到会者赖天缦、吴祖襄、马玉铭、李嘉言，请假者郑振铎、赵赓飏、萧涤非。同年8月，闻一多返校任教，清华文学社开会欢迎这位老社员。……至此，清华中文系教师有朱自清（兼系主任）、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以上教授）；黄节（讲师，后改为导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以上专任讲师）；许维遹（教员）；安文倬、余冠英（以上助教）等，由此可想见清华文坛当时所呈现的繁荣景象。”[52]
知识分子学院网络的建构模式，不仅呈现出一种缘于相似的志趣、习性、学缘、地缘等而形成的“同气相求”的状态，而且也可能因为乖离和悖逆的趣味、价值等因素而显现出“离心离德”的分化形态，学院网络分化的同时意味着具有共同利益的网络的进一步强化。这种群体分化与强化表面的理由是“学术分歧”，其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涉及学术资源与文化权力的争夺，进而通过知识分子的聚散离合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学院政治的风貌。以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一事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学院政治展现的知识分子网络的场域与惯习[53]。
1930年11月28日，胡适全家自上海迁回北平，在南京过江到浦口车站遇到刘瑞恒，得知蒋梦麟辞任教育部长回北京大学的消息。当时北大已残破不堪，蒋刚开始不愿就职，经胡适与傅斯年、顾临等热心筹划，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给予资助，蒋才北上。北京大学又进入新时代。胡适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主讲《中国中古思想史》等课程[54]。事实上，胡适当时除了北大的职务以外，还兼任了北平图书馆的董事委员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中央研究院的名誉研究员、协和医学院的校董。193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打算将国文系主任由文学院院长兼，这个计划导致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许之衡相继辞职，于是引起一场喧嚣一时的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意见，因此愤恨到极点。他在愤慨中写了几封大失风度的书信。其一致蒋梦麟校长：“梦麟校长左右：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交相责难，喑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林损。”[55]其二致适之先生：“适之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56]
事实上，胡适一直关注着北大的发展，也为之创造了很多机会与资源。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关于北大人事调整的事情。1931年1月30日，胡适已从上海到北平，蒋梦麟同一天之内为了北大的人事纠纷两次拜访胡适。胡适在日记中对蒋作了褒贬，认为其决定采用院长负责制是一大进步，但他对蒋梦麟用温和态度敷衍王烈、何基鸿、马裕藻三人甚为不满。当天晚上胡适就找到傅斯年深谈，请他劝蒋梦麟努力振作。同时他又写信劝丁西林、徐志摩回北大，以巩固其在北大的“新势力”[57]。1931年3月12日，胡适制作出《北大与中基会合作计划》，将对北京大学的规划进一步推进。当天晚上他把计划书拿给任鸿隽、翁文灏、傅斯年阅读并请他们提意见与建议，然后又作了修改。[58]1931年9月14日，蒋梦麟与周炳琳皆要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各种理由推脱了。[59]1934年2月21日，蒋梦麟劝胡适回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仍然不肯。他认为自己若不决心走开，此职终不能得人来做。[60]但到了1934年5月2日，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适在这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拜访，胡适告诉他们，如果必要的话，他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并指出他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61]
而时任北大教师的废名则在一封长信中规劝胡适不要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说一句衷心之言，先生不应该担任文学院院长之职，天下人之事让天下人去做，若大人者自己来做事，则一怒应该天下惧，那怕是一件小事也要关系十年的大计也。再说一句衷心之言，今日各方面都缺乏人才，凡事都等于老爷唤听差而已。我自知，对于世事不无不恭之嫌，然而从此可以见我的一个最恭之意，即尊重先生个人地位之庄严是也。”[62]
桑兵在考察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学院政治的形式：“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不过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互’，‘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63]
由此可见，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知识群体，而这些知识群体对传统文化、西学源流、大学模式、政治价值等各种问题都有着分歧很大的观点，与此同时，因为出身不同的地域、社会阶层、教育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习性也有着相当大的鸿沟，更复杂的是在这样一个学院空间里还夹杂着非常之多的“社会因素”，比如对中基会的文化权力的争夺等。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还能有一个“兼收并蓄”的大气象与大格局，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更多的转化为“地域之争”，空间生产开始成为吞没时间性（传统与现代的分歧）的重要机制，不同的空间产生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共处方式更多的呈现出某种斗争性品质，当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