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话语系统中“京派”和“海派”的区别：当“海派”被一以贯之地指称从20世纪初直到当代，包括艺术文化、生活方式、城市人格等不同层面的上海城市文化时，“京派”却似乎专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时期的文学和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而退出了当代北京的语言流通。当上海将“海派”不断泛化，源源不断地打出海派电影、海派服装、海派饮食，乃至海派袜子的旗号时，北京推出的却是京味小说、京味电影——用“京味”取代了“京派”。

话语背后的社会学事实是，近百年来，上海大致是一个连续的、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海派”的要素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作为对比，在20世纪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北京城市的发展却是动**而断裂的。它明显地分为几个时期，其社会结构、城市性质、地位、经济和文化面貌均大不相同：1911年以前，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帝京”时期；1911年至1928年，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旧京”时期；1928年至1949年，首都南迁后作为文化古都的“北平”时期；1949年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时期。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统称为旧京，或“老北京”。

从辛亥革命后至抗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是北京由帝国的政治中心向新时代转换过渡的时期，尤以1928年首都南迁后至抗战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初为典型。今人忆及老北京，多指那段时期——孕育了京派文化，同时也是千年古都京味最醇厚地道的时期。

旧京和北平社会及其文化，作为历史剧变中的一个片段，似乎并不像旧上海那样为人研究和重视——近年来对它的回忆和介绍主要是在民俗的层面上。北平社会和文化固然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状态，但是，它所昭示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真的没有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价值吗？

几乎所有论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点。京城是和官场相连的，它的语言成为中国的“官话”，它最重要的产出是京官。这确实是契入京派文化的一个恰当角度。

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的城市社会和文化生态是围绕政治权力、官场生活而结构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一统，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与选官制度的合一，使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高度重合。国子监、翰林院、史馆等最高层学术机构的建立，修书治史的活动，尤其是科举制度，使首都具有最强大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功能。“槐花黄，举子忙”，清代每次进京应试者多达万人以上。许烺光称京城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莱坞之对于满怀明星梦的美国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国的京都还存在着。那里，数以千计的官迷，年轻的，年老的，聚集在饭馆和省、乡的会馆里等待着长久渴望的与某位要人的会面或信使的到来”，“一旦机会来临，就意味着名利会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17]进京会试的学生和钻营官场的外籍人，聚居在城南正阳、宣武、崇文三门商业繁华区的会馆。会馆的规模“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至民国初年，北京的会馆共为402所。

说北京是围绕政治权力轴心而组织运转的、是个官气弥漫的大官场并不过分。森严的等级制度、礼制规矩，使严格的社会分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大特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从清初起，满汉分居于内、外城。按清制，居住内城的旗人不准开戏院，不准开旅店，不准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准经营商贾，更无迁移之自由。在兵民合一的体制下，旗人只以吃粮当兵为天职。居住外城的汉宫汉民则不得在内城留宿过夜。当时的城市，更像是个军事基地，一个大营房。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隔离和分离，不仅表现在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城市构造，以朝廷和官员为中心，“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居住格局，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员、士大夫阶层与市井社会泾渭分明，生活在各自的空间。例如，平民的天然游乐场是天桥和什刹海，富贵人家则在家中听堂会。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朝是禁止官员和八旗子弟进戏园的。

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专食俸禄的八旗人口23.68万；全市27万就业人口中，官员、士绅、书吏、差役、兵勇等共4.2万（其中内外城官员共8120人）。则八旗和士绅官员共约28万，占总人口的40%。[18]庞大的消费阶层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刺激促进了北京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围绕宫廷、王府奢华的生活方式和官员、士大夫的人情酬酢，消遣娱乐，则发展了北京的建筑、园林工艺，景泰蓝、玉器、雕漆、玻璃、镌刻、珐琅、石刻等工艺，直至暖房种植技术、金鱼养殖技术，等等，更不必说戏曲、字画、书肆等文化行业的发达。

而王官文化也自上而下地扩散渗透。店号多有朝政要人的题匾；最初作为御膳的烤鸭流出了宫廷；向来作为宫廷“御药房”的同仁堂，大比之年给每一位进京应试的举人送一帖“平安药”；内联升鞋店的经营绝招是备有《履中备载》，详录京城王公贵族的穿鞋尺寸、爱好式样，以供巴结官员送礼之用；名肴有“一品豆腐”“一掌河山”（熊掌）、“状元饺”等；地名则有兵马司、刑部街、霞公府、王大人胡同、马大人胡同，等等。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同阶层之间的隔离封闭虽然破除，但由于社会生活严格地分为上下两层所致的大雅大俗的文化特征，仍明显地留传下来。这就是京城巍峨壮丽的宫阙城楼与黯淡低矮的民居、富丽整肃的帝王气与自然天成的野趣、宫廷菜官府菜与炸酱面、硬面饽饽之类大众饮食的尖锐对比。没有比在北京更令人明白地辨别出“大王之风”和“庶民之风”，“宫廷风味”和“庶民风味”。仍以地名为例，既有石驸马大街、百花深处胡同等极庄重、雅致的名称，又多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母猪胡同、屎壳郎胡同、小脚胡同、裤子胡同之类极粗鄙的地名——民国后，大多按谐音加以雅顺，如驴市大街为礼士大街，母猪胡同为墨竹胡同等。最可笑的却是将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

对北京极为发达、源远流长的官文化不妨深入探究。它显然包含了在京城发酵腐朽的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仕途门径、官场政治之类为政做官的官场文化；以及更为泛化覆盖社会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但是，就基本功能、主体成分而言，它首先是一种官方文化，即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统，也即封建社会的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如以图3所示帝京文化的动力结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官场和政治主宰驱动的纵向结构。

图3

官、知、民分别对应了官的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由于封建时代官员和士大夫身份的重合，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念、人格心态上依附于官场政治，知识分子文化只占有一个狭仄的、不很确定的文化空间，虽然它也发展出了有别于宫廷和民间，以高雅清逸为特点的文化趣味和文化样式。主要由传统文化与地缘的华北文化结合而成的古都文化，只是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背景。如果说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奠定了日后“京派”文化的基本品性和面貌，那么下层的民间文化所造成的，正是“京味”。在另一个方向上，宫廷和士大夫的文化，也汲取了京味民间文化的营养。

在清王朝崩溃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北京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又承担了17年政治中心，这种文化结构虽然松动不实，仍大致保持着。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才为之一变。

北平总是北京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暂用名。自1928年改名，降为特别市，至1949年，北平时期共21年。上一次是自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都南京，至永乐元年（1403）计划迁都北京，北平的名称使用了35年。

变化是从1911年推翻帝制开始的。共和制的建立、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1924年冯玉祥进京逼宫，深刻地改变了北京社会。曾经笼罩北京几个世纪的狰狞凌厉的帝王气消退了。昔日的王公贵族不仅威风扫地，甚至生计无着，沦为车夫、保姆者亦大有人在。王府宅第在变卖和荒废之中。至1928年，偌大的一个官场迁移南下，“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自十七年以后，怀抱着这两种希望的人，不免要与这座古城告别了”。[19]北平的城市性质、社会面貌遽变，不仅丧失了曾经凝聚、结构北京的强悍威严的政治、军事机能，而且也丧失了历来由宫廷官场所驱动、刺激的经济功能。一度百业凋零，堂会戏、大饭庄、会馆，等等，都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有的则永远退出了社会生活。

王气黯然的故都，宽厚温柔、和平幽默的民气却在上升，弥散着文化古都萧散悠远的韵致。

这并非仅仅是个象征，而是城市属性和机能由政治、军事中心向文化中心的实质性转化。没有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的北平，文化教育遂成为最重要的事业，成为城市的命脉。一般认为，“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靠一些大学中学维持繁荣”[20]。1931年，北平的高等学校26所，几占全国之半。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辅仁、协和、中法等。中等学校，1929年为48所，1938年为88所；初等学校，1935年为246所。北平有两个国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之一部），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建筑、文物、文献、资料、书籍之丰，成为学术研究最便利之处，其他的专门文化机关不能悉数。曾有人做过计算：每年中央汇北平的教育文化费400余万，加之清华、燕京、协和等特殊财源及其他学校机关，每年约1000万元。大中小学生以10万人计，每人以每年消费100元计，两下相合，则北平市因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21]。依靠教育文化事业而生存的人口成为城市就业人口的重要部分，曾经围绕官场运转的民生系统转而为学校和学生服务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会馆衰落之后，大学周围的学生公寓则如雨后春笋。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的公寓多达300余家。北大周围沙滩一带的公寓，住满了旁听生，“那年代北平人是很信任学生的”，老板既敢赊账给学生，过时拖久也不催索。一蹶不振的饭馆业改弦更辙，围绕大学大量开办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小饭店、小饭铺，以至街头饭摊——学生戏称为“普罗”饭摊。“每到中午下课，满街人头攒动，这里有北大正式生、旁听生、落第‘举子’，预备报考生，还有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民初即兴旺的旧书业生意兴隆，众多的书摊、书肆成为北平人的公共图书馆，形成北平著名的人文特色。东安市场、隆福寺商场均设有书店书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东安市场才成为纯粹的商场）。一位当事人描述20世纪30年代厂甸的旧书摊：在南迄琉璃厂中间、北迄国立师范大学“里许之长”的路上，书摊之多，“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要破费两天的光阴”！

形成北平文化生态和文化氛围的，并不仅仅是帝制王道崩解而至的和平、宽弛，以及淳厚的古都民风的回升，它被注入了由五四运动发祥，以科学、民主为号召的新思想和新空气。北京大学以古旧学府之身而施牛津式的自由教育，所倡导的那种博大精深、民主自由、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文化新风，也许是五四精神与古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至今还没有‘拖尸’，没有交际夜，没有选手阶级，运动明星，没有东宫西宫，不大捧皇后宫女，没有许多别的大学所常有的东西。大家自由地读书，自由地生活。一千上下学生，从四十多岁到十七八岁，来自中国的各部，来自蒙古、新疆、日本或美国，包含有无数不同经验的人。然而在他们之间没有歧视，也不故意地来接近。每人呢帽上都佩有一白地黑字，朴素大方的‘北大’两字校徽”。院门口停着“胡院长五百元买来的高头大汽车”以及新旧不一的包车，走下隐士式的启明老人（周作人），口含旱烟袋，脸喝得红红的科学大家冯祖苟；外貌极像德国人的李四光先生……而令人想起“从前蔡校长时代，开大学评议会时，左面坐着红帽子的陈独秀，右面坐着曾穿过黄马褂的辜鸿铭的故事”[22]。

北大的开创的风气，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而文化首府的北平可能受惠最深。台静农回忆当年辅仁大学的兴办，也有同样的自由宽松，不拘一格：“若按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历等等，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的。可是六七十年前旧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异处，那里有许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维持其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23]

文教事业既成为北平的命脉，知识阶层也成为备受尊重的阶层。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仅仅是“精神贵族”。当时行政官员，一等科员月薪100元；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月薪约一百几十元，高初中都教的教员及国语、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元以上。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月薪最高500元，一般400元（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后住上海，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300元）；由学校聘用的教授，月薪300元以上（私立大学因经费不足，情况各异）。因而，北平的教授，多有包车、厨子和几个保姆，社交酬酢之多，“就是一般大学教书的，也几乎天天有饭局”，即使在家中，“天天开饭摆圆桌”，名教授就更不在话下。由于“那时北京的著名学者为数不多，各大学争相聘请，因此一人常兼数校，而且各支全薪，月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他们生活盈余，多用于买房，不但自用，而且出租”。[24]而当时北平的生活标准和物价水平是：保姆月薪约3～6元；厨师8～12元；拉包车的车夫16～20元；小学教师30～70元，小学校长约100元。1元（现大洋）折合铜元为230大枚，而一斤五花猪肉仅30大枚；黄金每两105元，老妈子最低工资月薪3元，也合1克黄金价值。“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25]。

我们不妨浏览一下1933年前后北平的大学中文科知识分子的阵容。

北京大学：胡适，沈兼士，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郑天挺，马叙伦，等等；清华大学：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吴宓，金岳霖，冯友兰，邵循正，雷海宗，等等；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黎锦熙，高步瀛，等等；辅仁大学：顾随，孙人和，余嘉锡，邓文如，等等；燕京大学：郭绍虞，陆侃如，顾颉刚，等等。……这些学校培养出如吴晗，余冠英，吴组缃，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一批优秀学生，成为新一代学校和文坛的中坚。

精深的学术传统，自由的文化风气，浓厚的人文气息，便利的研究条件，优惠的物质生活，均成为北平吸收优秀人文的资源和号召。因而尽管首都南迁，政局动**，北平的人口并未减少，学术刊物、大学招生还在年年增加。北平或许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心房，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北京经五四运动摇身一变，由旧文化的堡垒而成为新文化的中心，文化的主题、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文化的固有功能、属性却并无不同——知识分子文化作为精英文化的功能、价值和传统。从帝京、旧京至北平，城市的文化动力结构的相应变化是：曾经凌驾控制知识分子文化的“官”的阶层不复存在，具有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正是这时才得以凸显。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五四知识分子，承当了文化重估和再造的使命。正是在北京，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精英的意识和文化前驱的使命格外自觉强烈，构成与上海文化殊异的京派文化的主体价值。

大城市成为文化中心的关键，是吸引聚合知识分子的机制和能力。在旧时代，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在大城市的重合，是靠官场和科举制。近代上海，是靠发达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事业、国际大都市和租界造成的自由环境，以及富庶、繁荣的城市生活。五四以后的北京，靠的则是作为文化古都和学术中心的特殊的人文传统、人文资源、人文环境，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

形成北京有别于上海，成为精英文化大本营的最主要因素，一是高级学术机构。在旧时代，这是翰林院、国子监等，在现代社会，则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研究院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优秀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社会结构变迁和功能分化过程中，取代传统的宗教或政治权威，更新发展思想文化，重建价值准则和意识形态的中心机构。以大学为中心，形成并确立知识权威于是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其知识和学问承担“社会良心”，代表社会良知，集中优秀知识分子的大学则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库，也扮演“世俗化的教会”角色。随着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大学还成为产生政治领袖的主要场所。大学的这种精英性质和社会功能，如牛津剑桥之于英国、哈佛耶鲁之于美国、北大清华之于中国，是十分明显的。同样作为教育文化中心，上海有别于北京之处在于，它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多为教会大学，如圣约翰、震旦、沪江、东吴大学法学院等。众多的教会大学和中学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宗教对于思想学术的控制禁锢，使教会学校虽可能产生少数具有超越性的人才，但在总体上难以担当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具有革命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功能。上海最负盛名的复旦大学，在1942年以前一直是私立大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大学往往不如财源稳定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易于发展。因而，上海始终缺少堪与北大比肩、作为众望所归的思想文化制高点的大学。

二是城市文化氛围和学术传统的差异。长期兼具中国最高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于一身的地位，长期成为社会上层文化、主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载体的历史，使北京作为思想和学术中心，具有深厚的做学问的传统；同时，置身于政治与学术的张力之间，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往往在“做学问”和“干政治”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为外省所不及。北大和清华都具有深久的追求卓越、严谨精慎的学术风气和做学问的传统，造就了一批渊博精深的学术大家；另一方面，在现代风云激**的社会变革中，又为中国贡献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学生运动和学生领袖的主要产地。政治活动就其正面的文化价值而言，仍具一种超越世俗的精英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当年京派作家的动机和抱负，对他们当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不能不说，沈从文对海派文化商业化倾向的声讨，包含了对源自五四的新文学传统的捍卫和维护。他仍以宗教精神般的虔诚，奉文学为严肃的人生责任、高尚的人生理想，以超越世俗的非功利的态度，追求艺术的完美之境。他不能容忍以玩票白相的态度或以商品生产的态度对待文学，同时也反对以革命和政治取代文学。这种不为外力所左右，唯一忠实于艺术和内心的价值准则，以一种清醒的、坚忍的态度从事新文学建设，正是对五四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性质敏锐的把握和提升，也正是为外界所感受的京派知识分子“贵族气”的精神内核。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上的“贵族气”并不等同于基于权力、血统、财富的统治阶级的特权意识和骄奢富贵的品性，而是指在优势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陶冶养成的一种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无论在中西文化传统中，它都对应一种勇敢、自尊、忠诚、仁慈、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贵品性，以及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它基本上是与上层文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气质。例如，陈独秀援引尼采的分类，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26]周作人则对文学中的贵族精神作过注释：“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若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去追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是退化而非进化的了”。“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诚的人的文学……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27]他强调的是作为精英文化的高雅艺术和纯文学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功能。京派小说恰可以视作这样的标本：极为平民化、乡土化的题材和内容，却透出具有高度文化功力的艺术努力和雅致精到、极富书卷气的格调品位，即所谓的“贵族气”。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高贵、尊严的对立面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俗和粗鄙等。其所反映的已不仅是文化中的高下之分、文野之分，而对应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崇高和卑下的两极。

越过文学论争，我们看到的还有京派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格、角色行为的体识和坚守。在二三十年代民族、政治矛盾和社会动**之中，对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具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并对五四传统和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周作人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洞见的人之一。他逐渐对成为时代特征的激进、浮躁情绪的新潮不断的运动感到了反感和警惕，确认身为作家，“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尽管世事纷攘，责任重大，“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28]。这正是文学家参与和报效社会的方式和途径。当你坚持“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之时，你便已经报答和造福于社会了。如不因人害言，其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知识分子的类型、功能和社会角色多种多样，然而“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蔡元培）。中国所缺少的，难道不正是这种能够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致力于基本学理和规范的建立，致力于学术、理论的积累和进步，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准服务和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职业精神吗？

它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将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转化为知识分子自我的完善和拯救，建立清晰的理性和健全的自省能力。周作人对发端于五四、以群众运动方式实行多数人的专制的弊端极为警觉和担忧，反对用任何集体、社会、政治的名义轻贱人性，抹杀个性，要求思想与文化的宽容，维护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五四精神。他认为用群众运动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思想动辄施以“社会制裁”，“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这种“蛮性的遗留”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因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正是健康的理性社会的基本标志。“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却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29]。他认为“现代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的，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30]。他后来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立在“狂信”基础上的“新礼教”，语极偏颇；但他反对“遵命文学”“新八股”“洋八股”“党八股”，甚至“深感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31]，在今天看来仍不无价值，在当时更如空谷足音，不可谓不“超前”，不“贵族”。

京派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显而易见。徘徊于政治与学术、读书与救国之间，固是中国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困境；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学界与官场相互依存和抵触的关系中，这种冲突更为痛苦尖锐，自有不少文人堕为“官的帮闲”，更多的也许是官场对学界的控制、利诱，官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渗透侵蚀，古都的官气、暮气和古朴保守的风气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文学风格和文人风气而言，由超拔脱俗到隐忍避世、由坚守学术到蜗居象牙塔，以及从精致讲究到邪僻晦涩，也只有一步之遥。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废名等人的文字风格和周作人的精神历程中。就沈从文而言，并非没有察觉。1934年，他撰文批评废名的文字“趣味的恶化”，认为“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相同的趣味，使文字离“朴素的美”愈远，而有“畸形的姿态”。他批评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32]。1935年，沈从文将废名的后期作品与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相提并论，认为“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近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在《新文人与新文学》的文章中，呼吁当前中国“最少的也是最首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的新文人，并批评那些做人的权利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特别少的文人，“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示，或以放辟邪侈为美。”[33]这可能是针对谁的批评呢？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围绕文化教育事业而结构的北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城——文化本位的城市。在那里，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处于地位优越的社会上层并备受尊崇。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京派文人这种独特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都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奇观。作为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它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而被中断、破坏。京派教授大举南迁，梅兰芳避难上海租界，留京的京派盟主周作人附逆失节，北平社会和京派文化遂成为过眼烟云。这一事实使人们在比较京派和海派的优劣得失时，很容易做出这种评价：

这里有一个提示：京派是否只是一种社会基础脆弱、易于流徙的贵族精英文化，它会随战争和政局的变幻而存亡？而海派则是否是一种整体的生存方式，日军除了对它实施掠夺和占领之外，很少能增减什么，因为它与社会结合，是一种稳定的民众文化？[34]

以京派中断的事实判断代替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也许是用现实发展中的偶然性否定了历史发展必然性领域（它是偶然性的集合）中的多样性，限制了我们文化选择和发展的想象力。

传统的中国城市和社会，以政治和权力为其轴心（近世则多为经济机制所取代），文化功能附丽于其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长期重合在北京建立的文化优势，使得在政治支柱突然撤除后，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支柱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文化教育事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知识权威，并进而发展了一种更为纯粹的、高雅的知识分子文化。这在中国的确前所未有，其基础自然脆弱而不稳定——它只是在历史的间隙中，因社会政治变动偶然造就的一出喜剧，而不是新文化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修成的正果。但是，这个稍纵即逝的文化奇观难道真的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北平作为一种城市社会的类型，京派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独特价值、生存样式和生存机制，难道真的不能与新时代相容？它到底是历史给我们的证明还是启示；它是注定要消沉的，如梦晚霞还是被乌云遮断的一片朝晖？回首历史，京派似乎被认真认识和理解较少，而以保守、传统、贵族气、学院派等为由，简单化地排斥否定较多。今天，当我们环顾世界，看到众多的大学城和文化城，当我们听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预言、知识社会、教育社会的构想，当我们在商业文化红尘万丈的俗爆气氛中再次面临当年沈从文所忧心的严肃文学的窘境、精英文化的流失，或许更能感悟当年京派文人在乱世之中的坚贞和那些许努力的价值，体味苦茶的清馨和那份书生意气的可贵。而老北京人则会对北京城的历史沧桑，生出一些荒诞的联想……

[1] 本文选自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三章第一、第二节，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18、1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 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总第9期。

[4]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91、141页。

[6] 陈旭麓：《说“海派”》，载《解放日报》，1986-3-5。

[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18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9] 赵家璧：《文坛故旧录》，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0]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04页。

[11] 胡风：《胡风评论集（中）》，231～2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 [美]R.威尔逊：《商业社会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8）。

[13] 《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刊号，46页。

[14] 金介甫：《沈从文传》，194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

[15]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98页，宁波，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6] 《韬奋文集》第1卷，1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7] 许烺光：《美国人和中国人》，19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18]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35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9] 梁国健编：《故都北京社会相》，20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0] 邓云乡文，载《燕都》，1989（6）。

[21] 铢庵：《北平漫话》，载《宇宙风》，1936（19）。

[22] 《宇宙风》，1936（20）。

[23] 陈子善编：《台静农散文选》，5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24] 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载《文汇报》，1991-2-24。

[25] 邓云乡文，载《燕都》，1989（6）。

[26] 陈独秀：《独秀文存》，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

[28]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5～6页。

[29] 周作人：《谈虎集》，10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0] 周作人：《永日集》，12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1] 周作人：《药堂杂文》，123～1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99、101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33]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167、17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34]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1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