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对北京工商行会进行社会调查的仁井田升是这样陈述他的调查结果的:“若说巡警之间有帮派的话,乞丐之间也有结帮,哦,不,哪里都会有这样的帮派。”虽然他指出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帮派文化,但是事实上,北京的胡同地方社会与其说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不如说是一个各种集团的集合体。可以说多达600余个的会馆和公所是繁杂多样的各种社会集团的缩影。这样庞大的规模是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它是北京所独有的特征。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有着其在政治、经济上的枢纽中心位置,因此全国各地的各种集团集结而来共存于北京这一空间内。这些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依据同乡关系结成的同乡集团,根据同行关系结成的同业集团,还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集团。
中国的城市不存在自治的传统,这一由来已久的定论是基于中国的城市构造中没有市民们可以集会的公共场所而下的。他们指出欧洲的城市有教会和市厅前的广场(Open market),市民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对中国市民来说不存在一个那样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言的地方。[19]然而事实上中国并非如此,因为中国有庙会。
北京城内多达1500多个的寺庙里,不仅有儒教、佛教、道教的寺院,还有回教、萨满教、基督教等种类繁多的宗教教址,这也反映了北京的地方社会的构成之复杂。这些不同宗教的寺庙在各自不同的时期举行各种庙会活动,给所信奉的神灵进香,集市也会应时而开,那时逛庙会的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因而庙会可以说是作为宗教活动的“香会”,游乐胜地的“春场”,还有作为市场的“庙市”的三位一体。[20]
图5 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庙会的分布及举行日期
出处:根据《北平庙会调查报告》,pp.28-30、56而制。
北京的庙会主要可以分为每月的特定日期里举行的常设庙会和只在特别的节气里举行的非常设庙会。图5里曾被称为五大庙会的护国寺、白塔寺、隆福寺、土地庙、花市集庙会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常设庙会。这些常设庙会中虽然主要是举行“香会”,但是如图5附表所示,他们大多会选择互不冲突的日子来举行。每逢庙会,成千上万的摊贩们就在庙的内外设摊,唱戏的,演杂技的,比比皆是,热闹非凡,比之“香会”“春场”和“庙市”的味道反而更浓一些。聚集在那里的一般市民们不分男女老少混杂一起,与其说来买东西不如说是享受“逛庙会”“看热闹”的乐趣。于是庙会也就成了人们聚会交往的一个场所。[21]当然,如此“庙市”并不是只有在常设庙会里才出现的,比如春节期间厂甸的庙会,虽然只是短期的,从下面图5附表所调查到的商摊数目来看,应是规模相当大的庙会。[22]特别是,厂甸的庙会在古书里作为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和集中在附近的同乡会馆相关联,曾是士大夫等读书人社交的场所。
图5附表 北京的庙会与庙市
如果说常设庙会的庙市性质强于香会性质的话,那么非常设庙会则体现宗教性质的香会色彩更加浓烈一些。图5里的白云观、东岳庙、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的香会是其代表。相传元代,创建全真教、修建了白云观的邱处机,因其断玉传说而被信奉为玉器行的祖师,与玉器行有着密切的联系[23],和他成仙的传说相关的燕九节(正月十九)也成为北京一个重要的节气,很多神仙会活动也由此产生。[24]东岳庙里的关帝殿、药王殿、戏神殿、鲁班殿等则代表了道教的一支——天师派。前面所讲的相关行会组织(马行、戏行、猪行、羊行、木作、堋行、建筑行)也组织了撢尘会、献花会、惜字会与放生会等各种善会进行活动。[25]
但是各式各样的香会里最为盛大的要数清代后期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的香会了。坐落于北京西北郊外130余里的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是一座以侍奉着华北地区广泛信奉的神灵之一——碧霞元君(老娘娘或称老奶奶)[26]的娘娘殿为中心的寺庙,每年四月初一起都要举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进香活动。虽然有关这一庙会的情形,以前的史料文献中不曾涉及,而最早对此进行调查的也要推及1925年顾颉刚等人的调查[27],但是康熙年间它应该就已经出现[28],光绪二十六年所做的《燕京岁时记》里记载“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甲于天下矣”[29],向我们诉说着当时的盛况。[30]
有趣的是,这一香会有很多组织参加,进香的过程中也有多种多样的活动举行。主要分为文会和武会的这一香会,以称为香首或者都管的领导者为中心组织起来,大概从3月上旬开始,到处张贴《会启》,以公告香会会所和日程。4月初开始进香,一般在为期3天的日程里提供与各自的职业相关的服务。最为常见的服务项目是,开茶棚为香客们提供茶水,或是修整清扫道路(修道老会或是净道圣会),演示武术,吹奏乐器,为香客修鞋等,种类多样的服务项目都可见到[31]。1925年顾颉刚带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对这一香会做过调查,根据他们所做的调查结果,99个香会组织得以确认[32],其中的19个是像“金峰普照燃灯老会”那样的老会,其余的为圣会。成立年岁超过百年的才可以称为老会,如若自己随意使用老会的名字,就会遭到其他香会的谴责与追究。[33]
以香会的会所为依据进行区分的话,北京内城有20个,外城28个,郊外23个,另外有18个香会出现在天津地区。关于香会的主体有纯粹为旗人的旗人团体,如“圆明园正白旗修道老会”,也有会所为会馆的,如“公议同善缝绽老会”(山西洪洞会馆),或者主体为具体的行会组织的,如“万寿善缘缝绽会”的“皇城内外新旧靴鞋行旗民”[34]。正如图6中所看到的,整体上香会的分布,在内城和旗人的分布保持一致,外城大体上和手工业地带保持一致。这说明了旗人和手工业劳动者等城市下层居民为这一组织的主流[35]。
老会和圣会的名称严格区分不可混用,这说明了这两种组织之间相互有交流,并存在一个共感带。有趣的是在仁井田升所撰的《北京的工商行会资料集》里发现了有关证据,纸行会馆民国二十五年的匾额[36]里出现了75个各种老会、圣会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普通资料里难以看到的[37],其中有22个同样出现在妙峰山香会的名称里。根据顾颉刚的调查结果,这22个香会所在会所外城12个、内城8个、城外为2个。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香会组织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体制,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妙峰山香会的活动中有条不紊地和谐共事的基础。
图6 妙峰山香会中北京城内会所分布
妙峰山香会的氛围和普通熙攘热闹的香会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是极为虔诚的。前来参拜的人多为劳动者,他们互相道着“虔诚,虔诚”,极力营造一种“虔诚”的心态;进香结束,下山之时,也会互道着“您带福还家”的祝福而返。调查里的庄严是如此描写:“他们的态度是极为虔诚和恳切的,以至于别人也会不自禁地感染了那样一种心绪氛围。”[38]正如前面所说的,现实世界里疲于奔命、艰难求生的胡同居民们一步一拜朝顶进香的过程,可以说是带着对神灵的笃信体验超脱这苦痛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超脱的过程里贫富贵贱之分**然无存,人们相视互道“虔诚”,生命的本真自然流露[39],于是彼此间的共感带得以确立。
曾对胡同地方社会百态做过细腻刻画的作家老舍在其作品《骆驼祥子》里对妙峰山香会的进香行列的描写部分就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胡同居民的这种精神共鸣。这样的“乡愁”、这样的“兴奋”不正是那些生活在褪了色的、为灰色所充斥的北京胡同里的居民们以“老北京人”意识定格下来的情感共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