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期应该说当属近代期。如果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以及随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的划定是这一时代巨变的象征，那么1900年由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的侵占和破坏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的地方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终结，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末这里成为军阀的必争之地，直到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北京被降为北平特别市，它作为首都的至尊地位丧失了。北京城面临着解体的命运，城内的大部分空间开始对外开放，城墙被部分拆除，城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道路的修建，水管道的铺设，电力的普及应用，以及街区电车的开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当然如此政治巨变同样给胡同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直在清政府的保护下安居乐业的满洲旗人随着这一保护膜的消失，他们的命运急转而下，成为贫困的下层人民。

施坚雅曾指出，清末北京的人口与预想的作为一国之都应有人口规模相比，不及其1/3，其实这一相对较少的人口规模应该说是历代王朝沿革下来的首都人口统制政策实行的结果。清统治期间，曾在城内的街道胡同等处设立栅栏，来限制人口的出入，并强化居民的户籍管理，这些举措都应看作是对人口统制所做的努力。但是由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本城居住政策失去效力，汉人开始大量涌入城内。[8]这以后，因为国家权力权威的弱化，事实上，人口统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从图1的人口变化趋势上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从初具北京现代规模的元代以来，除去战乱时期的破坏（如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期），北京人口基本上维持在80万左右，而进入20世纪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由10年代中期的82万到30年代的110万人，再到40年代中期的150万人，都无不说明着北京人口的迅猛增势。从这一组激增的数字上，北京城市化进程也可窥一斑。

图1 北京城内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在第137页表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单位：1000人），可以看出各个时期前期和后期的累加值。

那么前近代期和近代期期间城市格局上有无变化呢？根据高松凡有关北京城内市场格局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元代形成了主要以钟鼓楼为中心的市场格局，到了明代这一市场中心转移到前朝市，同时还形成了西四和灯市（东四）两个次中心的市场格局，清朝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限制在外城，于明代的棋盘街形成的前朝市这一市场中心开始向前门以外的地方转移扩大。可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通行，东西交通变得通畅无阻，前门市场的比重下降，临近使馆区域的王府井街（东单）里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开始发展为统领北京内城和外城的中心市场，和前门市场一起，三个市场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9]这也就是从明清的一中两副到民国三足鼎立市场格局的发展形成过程。

同时政治格局上也发生了与市场结构类似的变化。即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随着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的划定，皇城和前门之间的棋盘街，也就是明清以来的六部等主要官府衙门分布集中的地方开始逐渐萎缩。接着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棋盘街被破坏殆尽，以后也只是以分散的形式散布于内城。从20世纪10年代的官署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官署主要集中于内城的西部也就是西单周围一带，恭亲王府、郑亲王府、睿亲王府等清朝的王公府邸都修建在这里。当然这一变化并不仅局限在公馆官署的分布上，科举制废除以后，取而代之的近代教育机构也主要分布在内城的西部。

那么拥有北京心脏的北京城内，它的整体生态结构又是怎样的呢？图2、图3是根据1917年和1946年民政部的人口调查所绘制。通过图上的人口密度和男女比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北京城市结构的变化。整体上来说，中心地带的商业区人口密度较高，男女比例极高；中间的居民区男女比例和人口密度较低，官厅集中区域则相对较高。另外，内城的北部、外城的东西部郊区为贫民居住地区，外城的南部仍处于未开发状态。

图2 北京城内的人口密度

1917年度：Gamble（1921），p.95.

1906年度：《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二集》，第14～16页，北平，北平市工务局，1947。

图3 北京城内的男女比例

1917年度：Gamble（1921），p.100.

1946年度：《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第14～16页，北平，北平市工务局，1947。

在1946年的人口密度图上可以看出，这种城市基本结构，随着30、40年代北京人口激增，内城的全部区域内人口密度上升；外城的南部地区得到开发，人口密度开始升高。在男女性别比例示意图上，以1917年的内城西部地区男女比例最为平衡，到了1946年男女比例变得严重失衡，这可以说是因为这一带由于官署和大学的设立，单身官吏和学生大量涌入的结果。

图4 1917年的北京城内极贫户口比率

出处：Gamble（1921），p.272.

如果要想根据以上数据对近代之前的北京城市结构进行推论的话，也许1917年的数据能够折射出一点近代之前北京的模样。因为城墙的拆除、街道的重整等城市空间的调整是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从城市整体上看，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异常严重，女性和男性比甚至达到了100∶174的程度。从商业地区极高的性别比例中我们可以想见，单身来北京做学徒或是店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之多。另外，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的单身官僚、预备兵和学生应该也为数不少[10]，也许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北京是一座为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所填充的城市。

另外，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得以明确区分，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即，内城的东部和西部为贵族、官僚、富有阶层的居住区域，而内城的北部则为贫民区；还有，外城北部除了其中心地带一商业区以外的左右边境地区也是贫民区，外城的南部地区在20世纪10年代仍属未开发地区，或是为遭到疏离人群的居住区。“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北京的这一谚语形象地揭示了北京居民的居住格局。

虽然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居民生活历经明清并不总是以繁荣的面貌示人的，但是进入近代期，居民生活困窘，挣扎徘徊在贫困的阴影里，却是不争的事实。张德昌就曾描述了一个在北京为官很久却沦落到要靠典当衣物换买燃料的官员李慈铭的窘况[11]，而对从未按时领到俸禄的北京八旗兵来说，生活之窘迫，更是如此。因此，1870年以后几乎每年政府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救济活动。[12]图4是根据1917年的资料所绘的极贫户口比率示意图。从此图上可以看出极贫户口比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内城的皇城周边、西部、北部，外城的东、西郊区，其中皇城周边和西部地区是旗人集中的地方，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旗人生活困窘的事实。20年代到30年代社会学家较为系统地对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生活状况，值得一读[13]。甘博以居住在北京的283户人家（256户汉人，23户满族人，4户回族人）为对象，通过对他们在1927年到1928年这一年间所做的家计簿进行了调查分析。应该说他的调查统计在同类研究中是最为缜密的，因此下面就以他的调查为依据，了解一下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整体生活状况。

从甘博的调查结果（表1）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月收入50元以下的居民是全体居民的67%，不满25元的居民有41%。因为在当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也要月收入25元。[14]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绝对贫困阶层居民超过了40%。而且这一低收入层多为北京出生的居民，相反高收入层多为外地居民，这一事实也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意味着，北京出身和非北京出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即非北京出生的人，都是些接受了相当程度的高等教育的人，为官或从事教师、专门的技术工作等的可能性高，而北京当地出生的人只是作为普通劳动者，属于社会下层阶级。

表1 Gamble的家计簿调查对象的出生地以及收入情况

北京居民的具体生活状况，根据Gamble的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家计的Engel系数极高，45%的居民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用于食物支出，甚至有的家庭80%以上的家庭所得用于食物消费。家庭的基本单位不是大家族，而是一般由4～5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具体的居住情况，富有的家庭可以拥有一座独立的四合院，而占绝大多数的月收入4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比如一个大的六口之家则只能租住在四合院的一隅，一间房子供2～4人生活起居是很平常的事情。[15]有意思的是，尽管生活水平低下，91%以上的调查对象还是愿意在香或者纸钱、神像、庙会时的提灯上支出。虽然金额微不足道，但还是折射出在普通市民的生活里，各种民间礼仪活动的根深蒂固。[16]而且北京贫民的这种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同时期的上海等城市。[17]或者也可以说，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两极分化为外地出身的官僚以及从事专门职业的高收入层和占大多数的挣扎在贫困线的低收入层。京官李慈铭的潦倒也只是相对的[18]，仍是城市贫民生活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城市贫民们有今朝没明日，今天的温饱永远是他们要解决的难题。家人病了，除了买束香到临近灵验的寺庙里为他祈求降福以外，亦别无他法。